前两年，谢刚主先生到沪、杭、甬几处大图书馆中看善本书情况。谈起上海馆中收有许多近人的书札、日记，数量很大，都未整理，十分感慨，也十分向往。这次顾起潜先生为出版社提供条件，把缪荃孙的《艺风堂友朋书札》印出来，实在是佳惠学林，对读者是一个很大的喜讯！
翻开书，看目录就觉得内容丰富。上册所收的七十三家书札，都是近一百多年中名家的。诸如军机张之洞、汪鸣銮、瞿鸿机，学者王先谦、柯劭<SPS=0364>，名士李慈铭，金石家吴大<SPS=0701>、王懿荣，藏书家叶昌炽，诗人陈三立、樊增祥，状元洪钧、陆润庠，书家宝熙，庚子时断送性命的袁昶、许景澄，还有为光绪守陵的梁鼎芬、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以藏书刻书著名、晚节不终的董康……这么多的书札今天能够出版，实在应该感谢那些当年收藏保存、今天协助整理出版的有心人。
这本书上册共四十万零九千字。各家书札，最少的保存一通，如陆增祥、赵尔巽、李盛铎；最多的收有一百四十八通，就是武进人费念慈。这个近一百年前非常出名的人物，曾官至直隶按察使。他岳父徐<SPS=0701><SPS=1718>，是同治壬戌状元，官作到协办大学士。费夫人即状元小姐徐原仙，号称才女。费家因长期住苏州，和缪艺风是亲戚。这一百多通函札，虽时序不同，前后也不连贯，但内容包括他中举之前、点翰林之后以及他晚年三个时期的。其他如王先谦的七十二通，缪佑孙的七十二通，王懿荣的八十九通，梁鼎芬的六十一通，材料均很丰富。
通过这本书，不唯得窥同、光以来近百年中一些学人的书史往还，饮酢酬唱，更重要的是保存了许多有关学术、文化的珍贵史料。这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动态和背景，学术源流及影响，都是极有价值的。如王懿荣(字正儒、号莲生、一作廉生)的八十多封，几乎每封都谈到金石、碑帖、版本、书籍，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学术风尚。
金石之学，清代自翁方纲大力提倡，至同、光之交，极为繁盛，名家辈出。他们都以毕生精力从事于此，这种学风，绵绵不断，直到本世纪初叶。《书札》中两位金石名家吴大<SPS=0701>、王懿荣谈及很多。知己通信，最能流露真实情感，三言五语，便可窥见肺腑。王懿荣在一信中有数语道：“荣藏陈丈(山东潍县金石名家陈介祺)拓本造象之至精者，为鼠子噬伤一包，伤心之至，又将重购之矣。”“伤心之至”一语，真是活画出这位先生的神态了。当时金石名家都是亲自动手打碑、拓器，其金石学问多从实践中来，不唯学问扎实，而且技艺精湛。手边还有一册六十年前影印的《吴<SPS=0393>斋尺牍》，全部是吴大<SPS=0701>亲笔写给王懿荣的信，感情真实，口吻如绘，可与《书札》印证来读。王懿荣是山东福山人，光绪六年进士。庚子时，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王全家自杀。虽说是为清室殉难，但也显示了一定的民族气节。
杭州人吴庆坻、吴士鉴父子的书信，都是辛亥以后的，对研究《清史稿》的编纂过程有参考价值。吴庆坻，字子修，光绪十二年“丙戌”翰林。吴士鉴字<SPS=0895>，光绪十八年“壬辰”榜眼，他父子二人相差仅三年登翰苑，被引为艺林佳话。吴士鉴长于史学和金石，著述极富，其《晋书<SPS=0475>注》一书，用了二十年苦功写成，是研究《晋书》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当吴士鉴被聘为“清史馆”编纂时，其父吴庆坻住在杭州，缪荃孙住在上海。吴氏父子函件，大部分和修《清史稿》有关。吴庆坻称缪荃孙为“艺风年老前辈”。吴士鉴则称“艺风世伯大人”，是亲戚世交晚辈。当时有人争着要把李慈铭编入“儒林”列传，而他则坚持入“文苑”传。他给缪的信中说：“若列入文苑，尚可为同、光后劲；侧之儒林，黯然无色矣。”并说提出这一主张的人“真是不知越缦也”。这见解是有见地的。
《书札》的下册也有四十万字，收有八十四家的函札。另有《诗词倡和集》收十四人诗词为附录。同上册一样，这八十四家也有不少海内外知名之人。如蔡元培、张元济、王国维、傅增湘诸老先生，还有张謇、端方、叶德辉、郑孝胥、李葆恂、盛宣怀、杨守敬、吴俊卿(昌硕)、恽祖翼、吴昌绶、罗振玉等人。这些人虽立身不同，名节各异，差别很大，但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却有着共同的地方，即与当时的学术文化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下册还收有日本人西村时彦、岛田翰，法国人伯希和的三通信。和上册一样，从这些信上可以按到当时文化学术的脉搏。
仁和吴昌绶的二百一十三通信札，有一百页之多，占下册全书五分之一。吴昌绶是词人，又是史学家，精于版本目录，是缪荃孙的学生。辛亥后较长时间在清史馆担任“协修”。他给缪荃孙的好多信都提到清史馆的成立情况，还提到《清史稿》部分内容的修撰工作。他在一信中向缪报告史馆成立情况曰：“清史馆已设筹备处，式之(章钰)、陈仲恕、邓孝先、金仍珠、周肇祥诸人。式之去数次，现居敝寓”。内容虽简单，对考证史实，却有价值。他还是一位词章家，曾和董授经、陶兰泉金印善本宋、元词，对保存珍本词集，有一定贡献。
私家书信不同于官方文书，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私房话，得知一些真实情况。袁世凯阴谋帝制前夕，袁抱存以曹子建自居，大买宋版书。他往往拖着不还钱，藏书家上他当的不少。吴昌绶在一封信中写道：“袁二欲购尊藏，断不能成。望留意，不必理他，省得纠葛。”提醒缪荃孙小心火烛，以免上当。这笔生意后来不知如何了，但缪荃孙确上过袁家大当：袁世凯洪宪称帝，各省名流列名“劝进”，缪为江苏第一，据说可得二万赏金。但帝制阴谋失败，袁世凯一命呜呼，艺风钱未拿到，不好的名声一直流传到今。
书札不论多少，同样有学术珍闻足资考证。罗振玉的三十一通信，其中清末几封，与一些重要学术史实极有关系。清末内阁藏书移交学部事，他是经手人。《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图》等宋代玉牒，是元代初年由杭州运京的。其余多少宋刊都是珍贵国宝，“即零缣断叶，亦非海内藏书家所得见”。内阁整理时，即有偷盗现象，他是精鉴的专家，见到这些宝货自然眼热，请准侍郎宝熙，不待整理便全部运到学部。又如敦煌卷子之事，他给缪荃孙的信是有关敦煌唐人写经的原始资料。当时敦煌被法国人伯希和掠夺之余的部分国宝得以保存，罗振玉是出了一点力的。不然那些昏庸之辈，不闻不问，甚至只看到钱，那早就被第二个、第三个“伯希和”用耀眼的外币骗光了。他有些信谈及最早研究甲骨文的情况，现在看也很有意思。可惜迄今七八十年过去了，这门学问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
信后附有一《跋》，谈到这两本书札的收藏始末。这《跋》本应是本书的最好注解，可惜过于简略，虽然重要，但不全面。
一篇短文介绍这八十余万字，一百五十多位著名学者的书信，真是挂一漏万。总的来说，这是一部与研究晚清学术极为有关系的资料。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官方文书、诗文别集中无法查考的珍贵资料。清代最值得注意的是金石学、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史学等等。缪荃孙是大家，这几方面都精通，所以写给他的信也大都反映了这些方面的各种专门问题。象清史馆成立，《清史稿》修撰，北京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的建立这些文化史实，在《书札》中存有原始的资料。当年善本书籍外流、有名刊本的踪迹、古书的价格、学人文<SPS=2218>酬唱等情况，《书札》中也有反映。大量难以寻找的资料荟萃于此，这恐怕是此书的最大价值吧！
应当指出的是，《书札》作者们身前身后各不相同。有的思想进步，兢兢业业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文化出版事业贡献终生；有的为晚近学术作出巨大成就。但是，他们中间大多是清朝官员，自命效忠封建王朝，顽固保守，有种种劣迹。有的甚至思想反动，沉沦为汉奸。在阅读这本书之前，也应当注意一下这些人物的思想、经历及时代背景。
这本书不足的是缺少一个包括姓名、别号、籍贯、科别的“人名索引表”。也没有把每个人书札的件数列在作者名录后面，翻检稍感不便。写至此时，杭州传来消息，和吴士鉴相差三十岁的胞弟吴士镐先生，不顾八十一岁高龄，正和王京<SPS=1348>同志编写《艺风堂友朋小传》，不久即可脱稿。若本书重印，把《小传》附后，那呈现在读者眼前的《书札》，将是另一崭新面目了。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册一九八○年十月第一版，1.90元；下册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1.90元)
邓云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