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黎锦扬出了一本名叫《花鼓歌》的小说，受了书评界的注意，成为畅销书，并被改编为歌舞剧及电影。这是黎锦扬的黄金时期，他后来所写的几部小说却平平，没有什么影响。(包繁漪的《春月》近来正在美国畅销。可是这位作者自幼来美，英文对她等于是第一语言，因此不在本文范围之内。)黎锦扬在美国文艺界的扬名只历了一个很短的时期。
国际文坛上以英文为第二语言写作而成名的文学家中，至少有两个巨人。一是波兰裔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一八五七——一九二四)，一是俄裔的美国作家佛拉地米·纳布考夫(Vladimir Nabokov，一八九九——一九八○)。这二位作家的英文著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可以站稳脚跟的。在当代美国文学作家中，人们曾认为以英文为第二语言写作而享盛名的是尤赛·柯辛斯基(Jerzy Kosinski)。
一九八二年春季一个严寒早晨，我在家门口与曾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及一个书局当过编辑的朋友韦恩·拉逊相遇。我们一起作伴走到地道车站去。
“你有什么近作发表？”韦恩问。
“除了《巴黎评论》要了我的一篇文章外，其他只有‘小杂志’中的书评。我很灰心，英文毕竟是我的第二语言。”
“瞎说！你已在美国第一流大报、杂志、新闻通讯社发表过东西，很不错了，有什么灰心？只要努力干就成了。”
“对啦。有时要鼓舞自己不佳的心情，就想想这些名字做榜样：康拉德，纳布考夫，柯辛斯基……”
“哈，柯辛斯基！”韦恩轻蔑地吐出这个名字。“你与他相比，可不必灰心。”
“我不懂……”
“柯辛斯基的英文糟透了。我编过他的作品。一部分原稿可以丢到垃圾桶去！”
我一时目瞪口呆。“可是，韦恩，他是个享有国际盛名的作家。他的英文如果如你所说这般恶劣，怎么可以找到出版商？怎么可以得到好评？怎么可以……”
“这话长得很，以后有机会一定与你长谈。”我们已到了地道车站，忽忽告别，赶乘自己的车子，我满腹的疑团一时无法获得解说。
任何欺诈行为，任何骗局，最终必会真相大白。柯辛斯基的声誉于今年四月达到最高潮。他在好莱坞传记片《赤色分子》(Reds，是俄国大革命时期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的经历)中客串了一个角色，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金像奖，一时身价百倍，不但被邀到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中现身说法，而且成为极具声望的《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的封面故事的主题。
柯辛斯基越是出风头，他的背景越是引起人们的好奇。在众目睽睽之下，象我的朋友韦恩·拉逊所发表的那类意见，逐渐在文艺界中流传。他的英文如真的这样恶劣，那末他的作品的捉刀人究竟是谁呢？如真有代笔者，谁又甘愿让他享大名赚版税呢？……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三日，在各方质问之下，柯辛斯基发表了个声明：“没有一个逗号，没有一个单字，不是我的——不仅每字的出现，而且它出现的理由。我这个声言包括原稿，初改稿，最后改稿，及每一个他妈的校样——第一校，第二校，第三校，精装版本，以及平装版本。”
他这个言词严正的声明，矢口否认他人捉刀的传言。那末真相到底如何呢？
对国内不熟悉情况的读者们，我先要将柯辛斯基介绍一下。
柯辛斯基于一九三三年出生于波兰，是第二次大战的孤儿难民，于一九五七年抵达美国后，初学英文。他的第一部小说《上了漆的鸟》(The Painted Bird)于－九六五年出版，震惊世界。此书乃自传性，作者描绘一个幼童逃出了纳粹集中营后在农村流浪求生的苦况。无论在内容与文笔上，此书极受好评。几年后，他再出了一部名叫《阶梯》(Steps)的小说，立即获得了一九六九年的“全国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柯辛斯基此后的作品有一九七一年的《来到那里》(Being There，曾被摄为电影)，一九七三年的《魔鬼树》(The Devil Tree)，一九七五年的《驾驶舱》(Cockpit)，一九七七年的《陌生者约会》(Blind Date)，一九七九年的《耶稣受难剧》(Passion Play)，及最近出版的《弹球戏》(pinball)。近年的作品，尤其是《弹球戏》没有获得好评，可是他初期的两本书《上了漆的鸟》与《阶梯》给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确立了坚实的地位。
有这么多部英文小说出版(虽然每部都是薄薄的二三百页)的作家，竟被指为“英文糟透”，当然引起我特别的好奇。最近几个月来，尤其是在柯辛斯基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及成为《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封面故事的主题后，文艺新闻记者们多方调查，发现柯辛斯基的自述往往破绽百出。他的人格因此成为疑问：这些小说的原作者是谁？柯辛斯基是个抄袭家还是用金钱收购无名作家产品的骗子？在这种阴影笼罩之下，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已受到威胁。
出版界中有许多事例，其内幕是尽人皆知的。例如，退休的总统或电影明星写本回忆录或自传，往往有职业作家执笔协助。即使是著名文学作家，如厄普代克、契佛、巴思等的作品，也不免经过书局编辑的编校。但是没有一个严肃小说家胆敢雇人代写，据为己有。柯辛斯基出钱雇用无名作家替他写小说的传闻，似已慢慢的被证实。
首先我必得承认，柯辛斯基确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人物。他有讲故事的天才，据说在社交界的宴会中，他常成为餐后的注意力集中点，眉飞色舞地讲述不平常故事娱客。同时，由于他的想象力的过份渲染，不少引以为事实的自传性故事，便不免破绽百出，对不上头。谎话的积累终不免显露马脚。人们因而对他的英文写作才能也起疑问。
且把他的自传分析一下。在《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所载的封面故事中，柯辛斯基向访问的记者形容他在幼童时期逃脱德军掌握后如何突然变成哑吧的经过。据说，他于九岁时在一个农家做童工寄居，办了错事，农人处罚他，将他抛入大粪缸中没顶，爬出来后就暂时成为哑吧。可是在另一个杂志的访问记中，他说自己之暂时成为哑吧，是因为九岁时在天主教堂当圣坛祈童捧了圣经跌跤后神经紧张所致。哪一个说法正确并不重要，问题是在他故意用大粪缸的遭遇帮助造成他生活经历中的一个神秘气氛。
柯辛斯基是于一九五七年抵达美国的。据熟人说，他来美时用了学生入境证，很简单。可是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他的传记，形容他抵美时身无分文，只有起码的英文常识；“几个星期后即被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为博士候考人；几个月后即获得一个基金会的奖学金；两年后即与道布尔戴书局订合同写书。”这样的形容好似把他捧为天才。而这本书的作者，在出版之前曾将原稿交请柯辛斯基批准。
与他接触过的人士不久就发现他有一个习惯，专门喜讲聆听者所爱听的故事。听者越是神往，他的故事的讲述也越是渲染。无可否认，他是一个天生的讲故事者。可是英文既是他的第二语言，他既不是那部传记中所述的语言天才，那末他这些富有想象的故事又怎么成为铅印的文字呢？换一句话说，是谁替他干写作的？
几星期前，他接受了书评家弗里蒙一史密斯的访问，首次公开承认，他经常雇人协助写作。可是他说，他的雇人协助，得到出版商的同意，而且是只在初作原稿印为校样之后，才请人修改。他说这类修改只是编校性的，因为书局编辑没有时间细心推敲，所以他不得不自雇无名作家帮助“校对，纠错，找出同词多用的地方”。
帮助写作一九七五年的《驾驶舱》的是一个名叫哈葛特的无名作家。哈葛特现已成为得克萨斯大学英文教授。他也说他当时对柯辛斯基的帮助只不过是编校性。不过这类写作的帮助对一个写小说的创作家而言，就牵涉了道德问题。一个小说家可以在将原稿出售予出版商后，由出版商的编辑作编校工作。但是小说家如果先将他人的贡献据为己有，再以自己的名义向出版商出售原稿，在职业道德上就说不过去。《驾驶舱》的原稿显然应当认为是二人合作的。
另一个帮助柯辛斯基写作的是一个名叫麦琪的少女。一九七一年时，麦琪是耶鲁大学研究院学生。当时柯辛斯基因初期二书成名而在耶鲁任教。相识后，他请麦琪帮他写《魔鬼树》。且看麦琪形容他们合作的情况：
“我们在他的公寓中。他给我一个句子，开始谈论哲学，然后出了一个主意，要我用一段，一页，或一章的文字来表达。有时，我好象是在速记，有时我成为当场的编校者。我先用笔写了初稿，然后交由凯凯(柯的女友)打字。主意与观念都是他的……但是字句常是我的。”
这无异是在说：“故事是他讲的，写作是我干的。”麦琪当时是个穷苦的学生，借此弄些生活费。柯辛斯基是名作家，购用了他人的英文来出售自己的货色。
他的每一本书都由人帮写。《来到那里》的帮手名兰兹门。《陌生者约会》的帮手名赛尔，现任一个书局编辑。《耶稣受难剧》的帮手名李却·海斯，曾是加州大学戏剧教授。他取了柯辛斯基的原稿，大刀阔斧地改写，自认此书如果没有他的参予，不会成为出版后的形式。海斯还说柯辛斯基原稿的英文不通，如无他的改写，简直不能成书。但他否认是“合作者”，说书的概念是柯辛斯基的，他的帮助不过是在文字上。他所说的话与麦琪所说的不谋而合。
我的朋友韦恩的声言“柯辛斯基的英文糟透”，显然不假。现在余下来的问题是：既有这么多的人承认替他帮过写作，他的英文知识既是这么浅薄，他又怎有能力用英文写出《上了漆的鸟》这么一部轰动国际的杰作呢？
虽然柯辛斯基一口否认，但是已经有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原来是用波兰文写的。
据一个名叫巴斯天乃罗的波兰语翻译家说，《上了漆的鸟》是出于她的英文手笔。她说，她于一九六四年在《星期六评论》看到一个征求波兰文翻译的广告。她去应征，与柯辛斯基谈论了三个半小时后，被他雇用翻译《上了漆的鸟》，条件是她不能用她的名，而此书也不能以翻译作品出现。换一句话说，书以英文原作方式出现，作者是柯辛斯基。(柯辛斯基后来在书评家弗里蒙一史密斯访问时，否认曾登广告征求翻译，坚称《上了漆的鸟》原稿是英文。)
柯辛斯基创作力的高超，不可否认。英文也许是别人的，可是概念还是他的。《上了漆的鸟》即使是译本，也是一部杰作，他又何必要坚称是用英文所写的原作？意大利作家意大洛·卡尔维诺在国际上的声誉较柯辛斯基高得多。会不会写英文根本不影响他在文学界的地位。我的猜想，问题是在柯辛斯基的性格与他的虚荣。成了名后，他在纽约社交界很是活跃，既已一心一意自命为能以英文为第二语言写杰作的作家，便不能再把这句大言收回。使他苦恼的是，他的背景受到暴露、真相大白之后，他又如何能够再在美国文学界当买空卖空的文学掮客？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于纽约
纽约通讯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