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中，音乐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以其特有的造型和表现手段反映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它具有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对人的精神世界起着强大影响。从一些成功的音乐名作——特别是其中带文词的声乐曲——在历史上各种进步运动中的社会功能看，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在十六世纪初的宗教改革中，“当人们开始唱众赞歌时，马丁·路德的战役已经赢了一半”；莱因战歌《马赛曲》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各以不同的方式把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远播欧陆，肖邦那些激情奔放的钢琴曲表达了波兰人民在重压下渴求民族解放的强烈愿望和心绪；作为意大利民族复兴的艺术旗手威尔第，他的一些歌剧上演时曾激起听众的狂热反应，以至举行政治游行；至于《国际歌》之于全世界无产者，苏联早期革命歌曲之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歌曲之于当日中国的劳苦大众和知识分子，其巨大动员作用更是人所共知、无须赘述。这些与人民血肉相关的、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无不是对社会关系作了真实描写，反映了或高度概括了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把时代的先进理想、人民的奋斗目标熔铸为深刻动人的完美音调，唤起人们高尚的思想感情，而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我们今天要振奋精神、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要求音乐工作者自觉地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促进这个事业，以此为自己的庄严职责，是很自然的。
前两年报刊和社会舆论上曾出现过这样一种颇有些影响的音乐评论，认为时代强音已经不需要了，八十年代新一辈欣赏音乐已经大异其“趣”了，似乎秀美命定要取代壮美，“战歌”(意指群众性进行曲一类)在今天的“百花园”里连一席位也占不下了。这种提法对音乐的特殊性能及其运用的可能性是一种误解；究其实，还可说是对时代的一种曲解。人民群众的审美观是会随着眼界的开阔而有所发展的，但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到底还应当是我们艺术反映的对象。创作不能是单纯追求自我表现、自我欣赏；表演也不能尽是卿怜我爱、情意绵绵。多样的抒情题材可以表现，强烈的政治主题和一切有意义的题材也应当表现，但这种表现都要通过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去吸引人、陶冶人、教育人，以描绘共产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塑造的新人身上的种种体现去征服人心。
艺术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群众的文化需要。我们要拿最好的音乐产品提供给广大人民，使人民在劳动后得到有高尚趣味的精神享受。把人民的利益简单化，取消文艺的多种社会功能，抹杀人民文化需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会重蹈“左”的覆辙。目前，如何更好地开展十二大文件提到的文化建设应包括健康、愉快、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群众性娱乐活动，我们音乐工作者也不能不关心，因为音乐是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素以“礼乐之邦”见称，古代文化灿烂辉煌，为当今世界许多文明国家所望尘莫及。就音乐而论，我们多民族的音乐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带历史延续性的形式、风格特点，广大人民群众受乡土民族音调的长期薰染，也自有其喜闻乐见的听赏习惯。因此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也一定要以本国的国情为依据，无论创作、表演、教育和理论研究等，都要有自己民族的特色，探索自己的途径。只有在民族的基地上进行建设，才会受人民群众欢迎，才会有真正的艺术生命，也才会得到国际上的重视。十八世纪杰出的德国作曲家巴赫自幼受条顿族风琴曲、众赞歌哺育成长，而且一生很少离开故乡莱比锡，但他许多代表作却远远超越国界，为全世界所接受。我国一些优秀民族歌舞、民族乐曲的表演在国外之大受欢迎，也是其例。在强调民族特点同时，也必须承认我国近代经济与文化是落后了。我们坚定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文化上也不能闭目塞听、拒绝借鉴——有无借鉴就有文野、粗细、高低、快慢之分；而要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学习他人好的艺术经验，在音乐上讲是要学习外国音乐从基本理论、艺术技巧到训练方法的许多长处。学习不等于拜倒或全盘接受。各国各民族之间进行生动的友好文化交流是个既已年深日久的趋势，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并非没有有益的影响，有吸收(批判地吸收)才能更好地发展，这是中外文化史所已证实了的。我们要警惕的是：不要去拾人唾余，介绍国外末流的东西，对往未习见者一律目之为“新”(特别在西方游艺性音乐中有不少这类现代糟粕)，为外国那些内容空洞、精神萎靡、格调低下的廉价商品所淹没，而使我们的美学准则丧失，心灵和艺术趣味受到污染、败坏。
党在对知识分子干部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是对他们寄以重任的。知识分子既提供物质财富，也创造精神产品。他们在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从事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知识分子中的各种文化工作者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更是担负着特别重要的责任。其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发展方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除知识水平、文化修养、艺术情趣的提高外，还关系到人们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以至精神境界的提高，而我们对这个“特别重要”的社会责任，却认识得不很充分，甚至是很不充分。
中国历史上一些长怀天下之忧的志士仁人尚且不惜“碧血摧残酬祖国”。他们洒下的碧血，正象“雨飞不住注神州，化作危峰与怒涛”。熊朝霖烈士(他因参加革命军被清廷俘虏，慷慨就义)曾留下令人回味不尽的两行诗句：“须知世界文明价，尽是英雄血换来”。这血既是血管里喷涌出来的血，也是甘愿绞脑汁、费心力的血。人类改造世界的成果，就是用这样高昂而宝贵的代价换取来的。在这样一个实现了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新时期里，在党直接领导与关怀下的文化界知识分子，更应有“赴汤蹈火义难辞”的骨气，为掀起民族自强的巨浪而“铁肩担道义”(李大钊语)，为创造绚烂的社会主义的华夏新声，为锻造具有新品质、新观念、新语言的一代，为我们可爱的祖国的经济振兴、“文艺复兴”而披肝沥胆、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四日
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