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梅勒是美国当代一位公认的才气横溢的犹太作家。他的作品风格善变，富于想象，始终紧扣一些重大的美国社会问题。《一场美国梦》写于一九六五年，是梅勒的代表作之一。书中的主人公罗杰克在惊险的三十二个小时中体验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种种罪恶。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最高政治权力与黑社会的勾结，其中的某些人物和情节具有概括美国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象征意义。
梦，可以是美梦，也可以是恶梦；可以是理想，也可以是梦魇。在荒无人烟的新世界中白手起家时，拓荒者们的心中燃起了梦想之火。从此，美国梦带着明显的个人自由、个人冒险、个人成功的色彩，延续了多少世代！但是，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大地上巩固起来，特别是自由竞争进入垄断后，机会均等的美国梦便渐渐暗淡下来。它从朦胧的憧憬转化为惆怅的失望，无可奈何的幻灭，乃至阴森可怖的梦魇。它不再许诺你美好前程，而是夺走你的希望与宁静，甚至你自身的一部分，把你推向精神崩毁与暴力。一种危机，人的存在的危机正威胁着无数曾迷恋于美国梦的人们。
《一场美国梦》便是二次大战后一种焦躁不安的梦魇。罗杰克也曾一度做过光辉的美国梦，在他成功的顶点，似乎也有着与朋友肯尼迪一样当总统的希望。他以战斗英雄的身份从战场归来，荣获十字勋章，不仅得到罗斯福夫人的赏识与鼓励，并且当上了年轻有为的众议员。最使他感到“与总统宝座前所未有地接近”的是与百万富翁的漂亮女嗣黛博拉的结婚。一时间，他左右逢源，踌躇满志，一场权力和成功的美国梦眼看就要在他身上实现了。但罗杰克却不是一个按模式行事的人，他在看来平坦的大道上出人意外地来了一个急转弯，投入一条崎岖曲折的小路。罗杰克为什么作出这样的抉择？他在寻求着什么？
罗杰克的异化
罗杰克是个思想活跃、自我意识丰富的人，并具有“对于生存的神秘和情欲的直觉”。但他的一系列行为却处于一种梦游者的病态之中，既象是他在做，又不象是他在做：周密细致得使人信服，茫然麻木得使人惊讶。每当他精神失去平衡，陷入恐惧或痛苦时，便感到“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一旦情况好转，又觉得“回到了我自己”。罗杰克是当代美国社会中一个被异化的人的形象。
罗杰克在回忆当初退出政界时说：“我很可能在仕途中平步青云，只要我能认为死是无足轻重的，是人皆共有的空虚。但我知道这并非事实。我老是象在演戏一样，我的存在建立在虚无之上。”他又说：“我想脱离政治，免得由于那个在电视上变得生气勃勃，甚至咄咄逼人的公开的我，和另一个与月相有着隐秘而可怕罗曼司的实际的我两者间距离拉大而导致我与自己分离。”他的内心充整恐惧，脆弱而空虚；他摒弃政治活动的实质就是摒弃那个不真实的“我”，否则，他便将失去自己。
那么，是什么引起了罗杰克的内心恐惧呢？战争，是战争在这个战斗英雄身上留下的痕迹。相隔仅仅二十年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它们给人们心灵中留下的创伤远不如它们留下的废墟那么容易平复。在很多西方人眼中，战争早已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英雄气概，它只是尸骨、恐怖与空虚的同义词。它使人们铭心刻骨的是：死者的一双眼睛，天上的一轮圆月，暮鸦的一声凄厉，或荒原中的一片十字架。任何回想都使人战栗。这个死亡的深渊，连同它万里之上的皓月，摄去了罗杰克灵魂的一部分。圆月象征着令人毛发悚然的死神，从此与他结下不解之缘。她追随着他，时时用冰冷的声音诱惑他去自杀、去凶杀、去投入死亡的怀抱。战争使罗杰克受到良心的谴责；战争又过早地把他带到死亡的边缘，使他恍然大悟：生与死原来是这样偶然、这样接近，相比之下，死倒显得更为宁静和永恒了。他失去了生存的安全感，在死的阴影下变得不健全和局促不安，引起人格的分裂。
罗杰克在婚姻上的失败加深了他的异化：“我成了女继承人的丈夫，并且从未如此惨败过。”与黛博拉结婚扩大了他社交的圈子，但如同与魔鬼签订了契约，他的自我因此只能隐藏在一层厚厚的盔甲之下。黛博拉是个散发着铜臭味的阔小姐，具有跟金钱一样的吸引人与腐蚀人的力量。她富极无聊，生活放荡，用数不清的情人来折磨罗杰克。她对一切都同样地感兴趣，也同样地腻烦。她当了双重间谍，为的是在诡秘的间谍活动中寻求刺激和解脱。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一个衰老的灵魂”。她早已丧失了罗杰克那种“情欲上的天真无邪”，再不可能真诚持久地爱一个人了。早期资产阶级歌颂的性爱到今天已分裂成性和爱，两者间对立多于统一。罗杰克与黛博拉形同陌路，他们的婚姻不仅没有爱情，而且还搀杂着门第出身与宗教信仰的差异。对罗杰克来说，黛博拉具有某种征服者的魅力，同时又象征着在私生活中压迫他的异己力量。他想爱她又无法爱她：“我内心空虚——我现在已经有神无主……我再不属于我自己了，黛博拉占据了我的心房。”在她面前，罗杰克个性受抑，孤独难忍。八年的夫妇生活成了一场决定罗杰克是否将变成另一个人的旷日持久的斗争。
黛博拉的父亲凯利是美国社会中权力、金钱、罪恶等各种社会势力的化身。他是北爱尔兰移民后裔，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但生就一个狮子兼毒蛇的性格和手腕。人们说他“具有降服任何他心爱的有生之物的魔力”。精于理财是他发家的诀窍，他能把金钱发酵似地成百倍地增殖，他以三千元的微弱资本在三年中便摇身变成了百万富翁。凭着灵敏的嗅觉，他又在一门极为有利的婚姻中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利益是他进行权衡时铁的准则，他的处世哲学是：“私下里干的事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公众表演——那必须无懈可击。”各种社会恶势力纠集于他一身，他自称：“我是一只蜘蛛，到处牵线，从穆斯林直到《纽约时报》”。他的黑影笼罩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他与总统有直线联系；黑手党头子在他面前甘拜下风；大小党徒为他服务更是召之即来，呼之即去。只要他一句话，罗杰克便无罪释放。他在自我异化中感到满足和强大：“从全欧与美国来看——我估计自己属于最显要的一百人之列”，俨然是个主宰世界的恶魔！
想起凯利，罗杰克就感到一阵恐惧；走进他的房间，就如同走进地狱一样。他在自我异化中感到的是压迫、毁灭、痛苦、沮丧。他的状况表现了一个囚禁于资本主义制度罗网中的人动弹不得、听任摆布的悲惨局面，一个似人非人、半人不人的人代替了文艺复兴时期那种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罗杰克的本性与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各种异己力量共同压迫的结果使他感到自己的本质正在逐步丧失，由此而引起的恐慌则促使他走向暴力，企图以暴力来追回自我。可见，暴力与罪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罗杰克的寻找自我
小说开始，罗杰克已经退出政界，成为纽约一所大学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教授，专门研究“不可轻视的主题：魔力、恐惧以及动机的根源——关于死亡的意识”。他的名著是《刽子手心理》，其中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各国各民族的各种死刑。刚劲的众议员罗杰克已经让位于那个与月相有奇异罗曼司的罗杰克。只有在对死的研究中，罗杰克才能得到充分的自我实现。他要“通过精神分析和社会福利创出一条路来。”
罗杰克在三十二个小时一场接一场的恶斗中体现了他奋力挣扎、寻求自我的强烈愿望与可怕历程。
罗杰克一出场便面临着对自己的生死抉择。
在度过了与黛博拉分居的极不愉快的一年后，四十四岁的罗杰克发现自己心中除了早就有的凶杀的冲动外，又产生了自杀的冲动，这使他感到惶恐。他在热闹的人群中落落寡合，独自站在十层高的阳台上凝视着低垂的圆月：“突然，我理解月亮了……我能感到自己的存在，荒唐透顶……”对生的意识只有在与死的对比中才能这样明确地感受。此时，“我半醉半晕，一半在阳台里，一半在阳台外，因为我已经把一条腿伸出了栏杆……”银光闪闪的月亮夫人在他耳畔轻声细语：“上我这儿来吧，现在就来！”于是，“我感觉到自己另一条腿也伸出了栏杆，我已经站在扶手的外面，只有我的手指，八个手指在支持着我没往下跳……‘来吧，’月亮说，‘你的时间到了，飞起来快乐无比。’我一只手果真放开了，那是我的左手，直觉告诉我去死。”
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他理智中正常的部分阻止了他，为他争取生存的权利：
“你还不能死，你还没有完成你的事业。”
月亮又说：“是的，你还没有完成你的事业，但是你已经结束了你的生活，你虽生犹死。”
“别让我整个儿死掉吧！”我对自己呼吁，从栏杆那边滑了过来，摔倒在椅子里。我感到衰弱，前所未有的衰弱……我觉得心中一些美好的东西消失了，也许永远地消失了，飞到月亮那里去了，我的勇气，我的智慧、抱负与希望……月亮在她的光华中邪恶地回眸睇视……她的报复可谓彻底，我心中似乎一点高尚的东西也没被剩下。
罗杰克把这一夜称为“人类伟大的一夜”。这场搏斗惊心动魄，它是生的本能与死的欲念的角斗，生终于战胜了死，但也耗尽了他所有的精神力量。自杀是一种自我嫌弃，罗杰克的自杀愿望表明他对不象自己的自己越来越厌恶，对异化的状态已经达到不能忍受的地步。这种冲动虽一时加以克制，但引起冲动的条件却并未解除，因此它必然以另一种形式迸发出来，那就是暴力、凶杀。
罗杰克刚驱走自杀的疯狂，便在一种恐怖的感觉中来到黛博拉的寓所。黛博拉直言不讳地宣称她对他已绝无爱情， 并以污言秽语去刺激他。她的厚颜无耻使罗杰克忍无可忍，一番格斗的结果罗杰克终于卡住了她的脖子：
我闭上眼睛，看到一种幻景，象是我用肩膀在推着一扇硕大无朋的门，它正随着我的用力寸寸打开……我松开手，正打开的门便关起来，但我已经看到了门那边是什么样子：天堂在那里，宝石之城在炎热的夕阳的余辉中闪烁。
喀的一声，门冲开了，她喉头的生命线切断了。
我跨过大门，仇恨一浪接一浪从我这儿涌出，伴随的还有疾病、腐烂、瘟疫……我在漂浮，我前所未有地深入我自己，宇宙在梦中旋转。黛博拉的死就这样使罗杰克心中的失败、仇恨、绝望全都一倾如泻，发泄无遗，借此获得自我解放：“我睁开双眼，感到一种高尚的疲乏”。他完全没有麦克白斯杀人后的罪恶与恐慌之感，倒是如释重负、神态自若。他从容地梳洗了一番，便去找露达了。
露达是凯利的情妇，被派来监视黛博拉的。这个来自西柏林的野心勃勃的精明姑娘一心想附龙攀凤，利用偶然拾得的一些秘密企图要挟凯利与她结婚。露达代表着迷恋美国梦的下层人物，她所向往的权力、地位正是罗杰克已经唾弃的东西，罗杰克是不可能在她身上找到爱情的。“你是个纳粹”，他对她说，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露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黛博拉的一个影子，罗杰克与她的关系体现了他杀死黛博拉后的继续斗争：完成他积压的全部破坏性力量的充分外向爆发。
与萍水相逢的切丽的感情才最终表达了罗杰克的愿望和理想。切丽是个南部穷苦孤儿，长大后当了一名脸.带职业性微笑的夜总会女歌手。她无权无势，顺从命运的浪潮到处冲撞：“我是一片等待着从树上落下的枯叶，但我有好运气。”她做了好几年与自己年龄相差十分悬殊的凯利的秘密情妇，然后又被他转手给黑手党徒。在和罗杰克认识的前一周，她刚刚结束了与黑人歌星夏戈的同居生活。她有着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复杂经历，因而对自己松散的生活感到厌倦。她与罗杰克一样有过自杀的念头，他们象是两个在沉沦中挣扎的人，具有“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知己之感：“我们不象情人幽会，倒象两只安安静静的动物，越过丛林的小路，会合在一片空旷地上。”在爱情的温暖中，罗杰克又一次看到了天堂中宝石城的闪烁。一种崇高的愿望在罗杰克心中油然而生：
“上帝，”我想祈祷了，“让我爱这姑娘吧，让我成为一个父亲，试着做个好人，干点体面的工作。啊，上帝，”我简直近乎哀求了，“别让我一次次地回到月亮的尸骨存放所去。”
这就是由切丽所激起的罗杰克心中隐藏的美好理想、正常愿望和高尚责任感。在这一瞬间，他空前地接近自我，从恋爱开始，他好象快要回到那个真实的“我”了。
罗杰克与凯利的斗争是全书的最高潮，象征着他与社会抗衡中的一次总爆发，一场生死决战。老奸巨滑的凯利早就看穿了黛博拉并非自杀，而是被罗杰克谋杀的。由于罗杰克坚决拒绝出席葬礼，拒绝与凯利合作把此事掩饰掉，甚至承认自己杀死了黛博拉，这样，原来已经激化的矛盾便一下子表面化了，罗杰克必须走完三十层楼阳台上的三边栏杆才能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这种非常荒诞的场面完全是象征性的。石栏杆的宽度不过四十厘米，长度加起来要超过二十米。一边是深渊，粉身碎骨的命运在等待着他；另一边是社会恶势力，随时准备把他置于死地。两边都是绝路，他必须在这样狭窄的基础上谋求平衡。他怀着必死的恐惧跨上了栏杆，艰难地挪动着颤颤悠悠的脚步。刺骨的冷雨象箭似的射来，他的心情由恐惧到动摇到绝望。这时，一个宁静的声音说：“你杀了人，所以你在她的牢笼之中。现在争取你的解脱吧，在栏杆上走下去。”罗杰克把他的冒险看作赎罪与新生，终于逐渐取得平衡，完成了这一极端惊险的动作。愤怒为他壮胆，他勇敢地把对他下毒手的凯利打翻在地，夺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作者打算用罗杰克的边缘处境象征着个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存条件，唯有凭着勇气和决断，人才可能通过行动争取到存在的权利。
这一回合的胜利使罗杰克获得从未有过的解放，他怀着热切的希望去找切丽。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切丽被杀害了，她与夏戈都成了黑暗势力的牺牲品。罗杰克唯一的希望比朝露还不如，还没见到阳光便消失了。在苦斗后的平静中，他独自履行了与切丽的诺言：驱车前往拉凡喀游览。最后，他离开美国，去尤卡坦、危地马拉，“在爱情和回忆的碎片中寻找那个‘美国的自我’”。
《一场美国梦》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矛盾与疯狂角斗：生与死，爱与恨，贫与富，魔鬼与天使，压迫与反压迫，权力与金钱，物质文明与精神空虚，宗教神秘与世俗观念等等。它反映了本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的精神危机：心中残留着战争创伤的人们，在一个金钱、权力统治的社会中，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完整进行着神经质的挣扎，或者转入想象与虚无中寻找解脱。小说涉及了人和社会理想的价值观念问题。罗杰克是个看透了传统美国梦的人，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比迷恋于豪华宴会和美人的伟人盖茨比前进了一步。他首先感到的是存在危机，需要的是自我确定，反抗非人状态。他象是一个精神上的盲人在思维的黑暗中摸索，带有神秘的超验色彩。由于他目标很不明确，所以多半是顺从此时此地的欲望行事。他的诉诸暴力就象是被捆绑的动物在本能地奋力挣扎，这种以暴力、杀人为手段的个人反抗当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实际社会问题的。最后，他不得不一走了事，矛盾只是被回避了，梦依然是梦。在那个焦虑、混乱的社会中，人们如何争取健康而幸福地生存呢？罗杰克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钱满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