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丢稿件的悲剧性事件总还是不断发生。在商业化的社会里，稿件往往就是金钱。在美国，名作家下笔成金，尚未发表的原稿可以价值百万，丢了等于破财。有的作家因而采取种种措施，保护自己的手稿。
一九七二年，有一个名叫莎仑·彭曼的女作家写了一篇长四百页的小说，原稿只此一份，开汽车往书局去交稿，中途停车购物，回汽车后，发现放在前座的一盒原稿不翼而飞。彭曼女士大为伤心，此后有五年没有心意举笔。但后来她还是完成了一本有关英国理查王三世的小说，长达九百二十八页，即将由纽约一书局出版。这次她当然学了乖，交稿时在家里留了底稿。
以写作好莱坞制片业故事而著名的小说家布德·舒尔堡在三十余年前，就写了成名作《山美的追求》(What Makes Sammy Run？)。不料那部小说的初稿在他从好莱坞赴纽约的途中遗失。他在到达了旅馆后才发现原稿失踪，第二天不能向书局交稿。
舒尔堡形容他当时的感觉：“我简直发了疯。我对自己说，如找不回来，我誓必停止写作。”不过他的理智极强，当即就开始逐步回顾：在抵达旅馆前他曾坐了出租汽车；在坐车前他曾在一个餐馆用餐；用餐前他曾在一个文具店购物……于是他便顺序寻找，当他进入文具店时，看到文具店主人坐在角落正聚精会神地读他的原稿小说。他惊喜若狂。此后写稿，便必留底数份，分寄他的代理人、亲戚与朋友们保管。
可是历史上很多作家没有他这么幸运。英国作家T.E. 劳仑斯记述其在阿拉伯经验的一九二六年名著《智慧七柱》(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初稿遗失，后来全部重写。十九世纪名家托玛斯·卡莱尔的名著《法国革命史》原稿第一部，被约翰·史都华·米尔借去阅读。第二天，米尔满脸歉意地告他，这批稿纸已被他的女佣不小心丢入火炉作引火之用。
黑人名作家赖尔夫·埃立逊以他的第一部小说《无形人》(Invisible Man)成名获奖，在乡下购房置产，专心写作。他的第二部小说开首三百页在新屋大火中焚毁。他说他所可惜的不是新购的屋，而是未曾留底的文稿。此后他小心从事，不但购了一具复印机，而且也置了可以防火的金属档案箱，贮藏文稿。
科学小说家雷·布拉勃雷尚未成名之时，借用了他姑母的汽车，忘了锁门，他留在车座上的小皮包被窃。窃贼显然系看中了他的公事皮包，以为其中藏有贵重物品。其实这其中有布拉勃雷的二十篇短篇小说原稿，对他说来是极为贵重的。后来他不得不下苦功将这二十篇小说重写，发表后一举成名。现在他的所有作品必影印两份，一份藏在家中，一份藏在办公室。
左翼小说家霍华·法斯特说，他根本不能靠记忆重写已失去的小说，所以他在银行中租了一个保险箱，每写完一章，必将一个复印稿放进去。他说，“不然我晚上睡不着觉。事实是，我家如果被火烧去，什么都可添置，唯一不能添置者是自己的文稿。”
文学评论家狄爱娜·屈瑞林所住的公寓附近失火，她说她看到邻居们为了避火，纷纷逃到街上去，手中所携者多是装满文稿的公事皮包，不是其他贵重物品。原来她的住址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这些避火者显然不是作家，便是学者。
艾萨克·辛格说，他如担心原稿有遗失，心中即极不安宁。他所责怪的第一人是他的夫人；夫人往往清白无罪，他就只能怪自己。至今为止，他还未曾确实失去过原稿，但他自动丢弃的很多。他说，“对作家们说来，复印机确是有用；但是废纸篓仍是作家的最好的朋友。”
作家们最怕的是失火与偷窃。不，少作家都在家中置有防火的档案箱，在银行中租用了保险箱。有的作家每写完五十页或一百页，即去存入银行的保险箱。《航空港》作者阿瑟·黑利总将一份复印稿放在保险箱中，另一份叫他的秘书带回家去。有一个女作家异想天开地把文稿藏在冰箱中，因她以为冰箱不会火烧。
通俗小说作家欧文·沃莱斯的文稿可以卖很多钱，，所以特别小心。他因卖文而发财，在洛杉矶大兴土木，造了一座华厦，内有一个建筑结实的防火地下室，专藏他所搜集的珍本书与他自己的文稿。
文稿失踪而复得的故事，有时好象间谍小说的情节。右派评论家威廉·勃克莱也曾写过几部畅销的间谍小说(他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任事)。约十年之前，他因了半官方的任务，到秘鲁京城利马去，随身带有一部尚未完成的小说原稿。抵达美国大使馆后，他突然发现公事皮包不在身边。与美国大使讲话时，他故意让大使猜疑也许皮包中藏有中央情报局阴谋推翻智利当时左派总统阿连德的最新计划。不久，大使馆所有人员都到处忙碌找寻这个皮包。最后，这个藏有间谍小说原稿的皮包终在飞机场中找到。连勃克莱自己也说，这件琐事的发生与结束，几乎与他的小说相似。
我过去在上海与各地报章杂志所发表的东西有数百篇，留在家中，出国后损失殆尽。最使我欣然的一项喜讯，是上海的一位老友说他已搜集找齐了那个时期的全部文艺刊物，我在那些刊物发表的作品他都看到。他应允复印寄我。我在热切等待中。
据说，名作家巴金创议成立现代文学馆，专门收藏作家的手稿。由国家或集体出力来保存手稿，自然比个人放在保险箱里更好。我以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西窗漫笔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