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文集》在作者逝世四年以后问世了。这本七十万字的文集收入了散文、随笔、回忆、序跋等部分单篇作品，篇幅较巨的创作与论著都没有选入。尽管如此，文集还是清晰地反映了作者五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一展卷，作者的言笑，在革命道路上仆仆前行，伏案研究、南北访书的种种，都如在目前了。作者的文学工作涉及了非常广阔的方面，但他所作的一切都没有离开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解放而战斗的轨道。作者是文学家，但首先是革命者。
我认识作者很晚，已在全国解放之后。虽然从三十年代起已经耽读他的许多著作和编著的大量书册了。第一次见面就使我确认了在心目中存在了很久的印象，他应该就是这样一个而不可能是别一个人。他是前辈，是有威望的革命前辈和名作家，但在后辈面前却没有那种常见的架子。他有一种一下子就能把人们的心拉近的魅力，能立即给人一种安定感，只会有这一种而不可能是多种面貌的安定感。这真是一种罕见的可贵品质。
第一次看见阿英记得是在梅兰芳护国寺街的寓所里。他好象已经是梅家的常客了，非常随便地坐在缀玉轩的客厅里谈天，后来又一起去恩成居晚饭。就在那一次我见到了一种奇异的场面。在我们就餐的小房间外面，饭店的走廊、门口，一下子就聚集了那么多普通的北京市民，以至后来离开时都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些自动聚集起来的都是梅先生热心的观众，他们脸上都堆着欣喜、兴奋、幸福的笑。当我们跟着梅先生挤出饭店时，阿英轻轻地对我说，“这就是人民的艺术家。”
后来我从梅先生和梅家友人口中常常听到阿英的名字。要安排演出节目了，写好了什么文章和发言稿了，要修改剧本了，还有许多几乎是琐碎的小事，人们总不会忘记，问问阿英的意见或请阿英来谈谈。这种尊重与信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阿英还约我到他的寓所里去看过书。
他取出了一些明刻白棉纸印本来给我看。书的名目记不起了，反正并非什么罕见的秘本。但对其中的一部他特加说明，说是抗战中在苏北敌后抢救出来的，我却翻阅了许久。我想，作为藏书家，他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记得我曾告诉他，两年前在上海的书市地摊上曾发现了他所藏的大量新文学书籍，可惜没有可能为他买下。他也只是少少表示了一下惋惜的心情，接下去就说，书还是要继续买下去的。我想，他在买书上的锲而不舍、再接再厉的精神也是不寻常的。
后来是断续的通讯，最早是商量印行古版画的事情。从“第一次文代会日记”中知道，他曾几次到傅惜华家里去看过碧蕖馆收藏的大量明代版画，这中间有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没有收入的许多重要作品。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设法尽快地印行、流布，于是就起劲地筹画编纂，并答应写一篇有份量的长序。这件事经过长久的努力终于没有成功。开始时我们都曾意识到这中间可能有人事的牵制，但终于过于天真地作了乐观的估计，认为在今天这一切都不应成为问题。但事实证明并不如此。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阿英对人对事的基本态度和他的纯朴的心。他是从人民的事业出发进行考虑的。这样一批珍贵的古版画，是应该尽快介绍给读者，还是加以抑制使之不见天日，还是象康生那样，索性掠归已有呢？这是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态度、方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来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是一九六四年傅惜华编订的。基本轮廓还是当日拟议的面貌，但解题，选材，时代地域区划，历史、艺术分析的设想，木刻画发展的研究……这些方面，都不是原来设计的样子了。最可惜的当然是阿英没有写出的那篇总序，至于制版印刷，为了保持原作面目的一些设想和努力的没有完成，就更不用说了。
一九五五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阿英编的《红楼梦版画集》，则是这一次努力留下的仅有的小小纪念。
这以后在信里常常要我为他留心找书。关于汉画像石刻的，戏曲、小说、版画的，晚清的诗文集是他后期重点收集的对象。有一次还指定要找一些清末石印小说附插图的精本，老同文和点石斋的出版物。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视野的广阔和眼光的敏锐。他不跟在别人后面跑，采取了一条“人弃我取”的途径。他注意的是那些寂寞的、受到不应有冷落的区域。他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书市上进行“抢救”。书籍到手以后并不束之高阁或装饰书房，而是抓紧阅读、研究、选录，纂集，把三十年代开始编著的《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扩展、丰富，完成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庚子事变、反美华工禁约等《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同时又完成了规模庞大的多卷本《晚清文学丛钞》。
这一大批文献汇编在近代史、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用不着多说。开辟了这个重要研究领域的阿英的眼光和魄力真应该受到后辈的尊敬。《文集》中收有好几篇记述在上海买书的文字，是非常优美的散文，也是可以与李南<SPS=2142>、缪荃荪的《琉璃厂书肆记》(前后记)并存的珍贵书林史料。文章中也记下过他收集晚明文集的故事，但更多的是他搜集当代、近代革命、文学史料的故事。他写出了访书的辛苦和得书后的欣喜心情。这种心情记述在藏书家的题跋中并不少见，可是阿英的抒写却不同。同样是激动、欢喜，但买得被禁毁追查的革命书报的心情到底和得到宋板明抄的意趣是两样的。
新文学史料的开始成为搜集研究对象，新文学出版物被当做版本书籍而受到重视，好象都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热闹现象。人们看到这种研究工作在国外已经开展了许多年，并有了不少成果时，就更产生了不能再继续漠视不顾，必须加紧建设的迫切要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文学资料收集保管机构，这对作家、研究家、出版者和广大读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能让我们的研究工作者到域外去寻找资料，这种“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现象不能再在今天出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中，这绝不应被放在可有可无、无足重轻的地位。阿英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把这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做，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以个人的努力编成了“史料、索引”一卷，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见识！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开展了十六年的当时，阿英就看到人们对之产生了“三代以上”的生疏感，他对“新文学大系”的发刊的估价是“超过于翻印一切的古籍”之上的大事。他在一九三五年写《版本小言》，就将“新书”的版本价值拿来与旧书相提并论，在当时可能是惊世骇俗，在今天，则正是高明的预见。在鲁迅逝世周年时，，他写了《鲁迅书话》，谈到《河南》和东京印的《域外小说集》。作为新的“书话”，阿英也是最早的先行者。
《文集》中的几篇访书记，写的是他在上海城隍庙、西门，浙东、苏常等地访书的故事，不但有文献价值，也是优美的散文。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过是出于个人的爱好，表现的也依旧近于“冷摊负手对残书”那样的情趣；那么在《敌后日记》中所记在苏北新四军中的访书活动，意义就截然不同了。在烽火遍地、民族战争的战场上，那种迁徒无常、战斗频繁的艰苦环境中，在陈毅同志的直接关心下，阿英展开了困难的抢救、收集、保护书籍文物的工作。对祖国文化遗产炽热的爱，精神文明建设在整个革命事业中所占的地位，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见解与行动直到今天还值得引为骄傲。
在一九四九年写的《第一次文代会日记》中，显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文化建设上雄伟壮阔的草图。规模的广阔，人才的众多，工作的气势……都使人为之神往。就在这群峰耸峙、万壑争流的情景中，阿英又和郑振铎等一起研究了有关文物管理组织等问题的设想，并很快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新中国的文物工作就在这时奠定了基础。从旧社会的个人访书到新时代人民的文化事业，这是怎样的一种飞跃啊！
从《文集》的篇目中，我们会惊异地看到作者的兴趣是如此广泛，视野是何等开阔，他从新文学的创作研究开始，写下了许多闪烁着战斗锋芒的文学评论；在连续的战斗中尝试使用话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在抗战烽火中开始注意通俗文艺的运用，从而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画片、西湖景、年画、相声、窗花……，都受到注意。这种生气勃勃的研究兴致，一直保持到六十年代中期，从不少衰。作者在文化园地上辛勤耕耘了五十年，经历了风风雨雨、胼手胝足的艰难历程，有自己的辛酸与愉悦，可是从不想到放弃自己的劳动，他实在是个不知道疲倦的人。
阿英同志逝世已经四年了。有时想，他实在离开得太匆促，留下了那么多重要的工作来不及做完，这是非常可惜的。但又时时觉得他好象还走在我们前面，迈着稳重而坚实的步子。“闻鼓鼙而思将帅”是一句老话了，但我觉得放在阿英同志身上是很合适的。特别是当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放在面前的时候。
一九八二.九.十七.
(《阿英文集》，三联书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 〔精〕3.90元)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