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达尔文从生物学方面研究人类，开始了人类学的科学研究。摩尔根依据实地调查写出《古代社会》，建立了社会人类学的一座丰碑。恩格斯采用他的研究成果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料，写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此，十九世纪的人类学情况我们一般人都比较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限制反而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出现各个分支，情况大非昔比；而这些并不与进化论学说有什么直接矛盾。同样，人类学也不停止于摩尔根，而是在二十世纪大有发展；这些也并不与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什么直接矛盾。因此，我想，不能因为二十世纪人类学者没有讲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在理论中有唯心主义，就对其发展不屑一顾吧？这本《文明与野蛮》正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一个通俗总结。读了以后，一般读者可以说是有了离现在不过五十年而不是一百年的人类学常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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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必须补上五十年的知识。这可不容易。因为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变化大非昔比。科学技术迅速前进，使信息的交换和储存得到空前的方便。从前穷年累月到不了的地方，千方百计得不来的资料，现在几乎一眨眼的工夫就可以从萤光屏上直接看见和听到了。除人为的障碍和封锁以外，地球上自然界限制不了人的活动范围，连宇宙也向人类开放了。变化也比以前快得多。美国的《当代人类学》双月刊登载文章都是讨论式；限定必须在收到稿后一年以内发表，同时登出一年内征求得的专家的十几份以至几十份评论；刊出以后还不断有人讨论，继续提出赞同或不同的意见；作者都须作答复，同时刊载。因此，想再有一本这样通俗说明五十年来人类学成就的书怕是很不容易了。《文明与野蛮》出书时虽然也受作者自己学术思想的限制，但那时还可以用旧时学派观念看待学术情况；他还能大体上代表当时占优势的学派。近二三十年来可大不相同了。旧的分类观念已不大适用；交叉很多，变化实在太复杂又太快了；很难说哪个学派占上风。《文明与野蛮》原题为《我们文明吗？》书中虽对“文明”已有疑问，但还是本世纪初期的问题提法。这以后，尤其是现在，人们对世界和自己的看法，提问题和答问题，都同以前不一样了。说是异说纷纭，瞬息万变，也许夸张了些，但形势确是如此。谁能再作全面的、通俗的、一次完成的总结呢？各派教科书也不能全面，而且固定不下来了。
我自己觉得，因而以为也许有别人同样觉得，在知识上迫切需要加入八十年代。可是若不知道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大致情形，怎么能跳跃进入八十年代呢？不必一步步再爬梯子，但还是要经过那个距离，不能不知道；人还不能处处跳越，不管过程。我介绍这本五十年以前的书，岂能让读者停留在一九二九年？无可奈何，只好不自量力，凭我的一知半解，略略谈谈六七十年代的人类学情况。当然这只是谈谈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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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若从理论上说，除古典的进化论不必说外，进而依据新调查资料作新说明的理论，可以列举出历史殊异说、传播说、功能说，还有文化类型说、文化分区说等。这都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二次大战后，有结构主义，这是列维－斯特劳斯开创的，我们比较知道了。还有民族语义学，新进化论，文化唯物论，文化生态学，心理人类学等等。其中有的是彼此研究的范围和方向和出发点不同，有的是对同类资料的解说不同；有的已成体系，有的正在进行研究；争论繁多，试探性强，变化很快，实在难以总结。若从研究对象说，虽然看来还是面对着人类的比较“原始”的或照进化论观点说是比较“落后”的方面，但是已经不是着重亚、非、拉美地区的穷乡僻壤，而是转移到了过去所谓“文明世界”；而且对象并不是“保留”下来的如美国的印第安人。例如都市化(Urbanization)的问题并不是只指“落后”民族地区。八十年代初有人提出将旅游列入人类学课题，并说出初步研究意见，立刻引起了讨论。这也不是原始社会的问题。现在国际上大家重视不同文化的接触以及文化的变革，这当然是当前人类的大问题。又如民族性或国民性或国情的心理方面，用心理学的话可说是，社会的或民族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民族传统心理，这也是一大问题。此外，当初人类学的研究者和调查者是随殖民主义来的，因此有“传教士的人类学”的带讥讽的说法。近来非洲有位政治人物，在国家独立以前他还未掌政权时曾经作过人类学研究，调查本乡本土，作出了成绩。由此有了“本地人类学”的说法。不用外来的“文明”人把本地人当作“落后”来调查了，本地人自己要对自己进行人类学调查研究。这当然是第三世界的呼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学术上的变化。至于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大有发展并且出现了新问题。例如，从前调查记录费时费事又不便屡次核对，后来用了录音机和录像机，方便多了。然而使用不久又出现了用和不用对于对象的影响问题。以前长期深处其境以为得来的是比旅游者见闻更可靠的资料，后来本地人(原先的研究对象)自己也作研究，结果就有所不同，甚至大不相同。对外人和对自己人，态度是不一样的。同样，要录音、录像交给外人和不录音、不录像的自然表演也不会完全一样，甚至可以完全不一样。每有新的发展，就有新的问题。十九世纪那种乐观自信心理变了。科学概念不那么简单了。需要新的范畴了。从上述我的点滴所知看来，真觉得“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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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概观，只好管窥，下面略谈点六七十年代发生的问题。带理论性的和方法方面的都涉及一点。近几年间的，时间太近，资料和具体问题多而我所知道的太少，无可凭借，上文说了一些，就不再谈。其实七十年代初的问题仍然继续下来，十年间并未解决，所以也可算是引进了八十年代。下面所说的主要来源是弗利德曼(M.Freedman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已故)的《社会及文化人类学的主要倾向》(一九七八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这是他组织了英、法、美、苏、日本、印度、巴基斯坦、乌干达等国的人类学者合作写成的书的一章，抽出来又独立成书的。我采摘了其中部分材料；说法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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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以前从未提出的所谓“时空座标”(古今、内外、立足点)问题。人类研究自己，又是以全人类为对象，自己也包括在内，那么立足点在哪里？这个理论问题可先不谈，实际问题仍然存在。立足点不同，观察所得也不同，时、空双方都有问题。对象若是人类文化全部，那就广大无边；实地调查的不过是所谓原始社会。怎样算是原始？文化？技术？经济？调查研究的不过是一个小型社会的全部。这社会明明是当时现实存在的，却又被认为是“古代”的(如摩尔根的书名《古代社会》)；这是用进化论所拟的时间表的“时”，将“共时”的当作“历时”的，将当时作为历史。这是“时”的问题。历来是欧洲人充当研究者，同研究对象互为“外国”人。现在的调查研究要求作为参加者观察，要了解对象本身是怎样想的。这就有了“属外”(etic)和“属内”(emic)问题。亚、非、拉美现在都在研究自己了。把外人当成自己人(参加在内)和把自己当成外人(客观考察)都不容易做到。“外部观察”和“内部观察”利弊如何？这是“空”的问题。此外，至今都是用西方的一套范畴来整理和分析世界各种文化，用一种“语言”来翻译各种文化的“语言”，称为“科学的语言”。这种垄断是否适宜？要不要打破？打破了会不会乱？新人类学是国际性的，是不是原来的“外国性”(exotic)需要打破并超越？第三世界认为，旧人类学是西方统治世界时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这种“外国性”，因此苏联和东欧国家着重用历史观点研究本国的不同文化而且着重民俗或民间文学(folklore)。总之，人类学作为一门国际性的科学已经不统一了。理论上，实际上，时，空，范围，对象，用语，立场，观点，方法等等产生了许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
随着来了一系列问题，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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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与文化。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一英，一美；不仅名称不同，对社会和文化也各有理解，因而分析研究的方法也不相同。英国的着重社会，注意研究的是人如何组织自己。美国的着重文化，注意研究的是人如何生活和思想。英国的来源是美国的摩尔根而美国的来源是英国的泰勒。法国等则用民族学来统一，但也常倾向于某一方，而且各有自己的一套。
2.古与今。一向是把原始社会当作古董或则活化石来研究人类的“变异”。现在着重当前的变革，不是考察古董而是研究当代。承认研究的对象是今天现实存在的，不是遗迹。研究态度与前不同。
3.描述与理论。两者不易分开，但有所偏重，其关系如何？过去书斋研究重文献，后来重实地调查，两种研究都有理论，有分歧。
4.“科学”与“艺术”。这是指研究方法。英、法、德三国语言中的“科学”一词的涵义有所不同。英语说科学常指自然科学，意义较狭；法、德则不同。大家都要求人类学成为“科学”，而所依“模型”不同；一是自然科学的，一是社会科学的。彼此“层次”也不同。历史描述和“科学”规律不一样。各派认识不一致。描述带有“艺术性”(非科学性)。
5.比较。都承认要比较，但从认识到方法以至技术并不一致。比较什么？一般的或特殊的？大规模的或具体的？相近的或不同的？时期？层次？怎么比较？
6.结构与历史。倾向于“科学”的注重分析结构，把对象看做停留于时间上的一点以供解剖，是“共时”研究。倾向于“艺术”的注重历史发展，把对象看做经历时间的过程须作描述，是“历时”研究。结构主义企图说明，历史有变而“结构”不变，把纯理论的分析作为“科学”。
7.进化与功能。两者是老问题，但现在有了第三者。进化说重历史前进阶段。功能说重社会如何排列其组织成分。后起的结构主义则一反二者，着重“结构”和“转换”。
这七项是弗利德曼分的，可当做一种列举法，以见一斑，不能说是全貌，没有概括近十年，而且显然是结构主义人类学兴盛时的情况。
研究范围，弗利德曼列出九项，说明其进展与问题。现在举出项目，可与《文明与野蛮》对照以见发展：1.亲属与婚姻，2.政府与政府，3.法律，4.经济，5.宗教与仪式，6.视觉艺术，7.音乐，8.文学，9.技术。值得注意的略提几点：一九四○年起建立了非洲的政治人类学。现在关于政府概念和领土概念争论热烈。有人在旧类型学中加上了“时间”，仿佛三度空间加上了第四度。在政治研究中应用了数学的决策论、博奕论以及交换理论等。经济研究也不仅提供资料而且提出理论，并且从原始(简单)社会延伸到复杂社会。宗教研究发展很大。对于旧有的一些范畴已经提出疑问。深入东方。研究现代。趋势是将要重新写比较宗教学。苏联及东欧的宗教研究已经复兴。艺术研究同样有很大进展。已建立了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ethnomusicolo－gy)。有了电子计算机技术就出现了新仪器；听觉的音乐可化为视觉的形态。乐舞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了。新理论说，一族文化中所喜爱的歌唱风格对加强本族生存与制度的延续大有关系(《诗经·国风》？)。东欧国家也重视这项研究。在文学研究的发展中苏联领先(“民间文学”、“世界文学”)，有比较研究，并包括结构主义等新发展。技术研究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领域和问题，如关于运用人体的技术，涉及农、渔、牧等整个结构。此外，不但实地调查，而且博物馆、考古学都联系起来，不可缺少。语言学、心理学等更不用说。
在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方面的新情况也可以提出谈谈。弗利德曼列举五项。
传统的实地调查当然继续下来，重要性增加，技术手段现代化。经验多了。检查资料来源的可靠性，避免误会和误解(例如不谋求解决道德问题等)，在训练方面前进了。但是已经感觉到这项“科学”训练带有“艺术”性。共同资料库还建立不起来；各家资料仍有保密性。
二、实地调查中应用统计学方法。不仅是用在关于人口、经济的调查中，计算日常生活也以时间及能量消耗当单位作统计。一九六八年有人在印度北方邦一个村中对二百“样品”对象进行“态度”分层调查，作出“种姓与世界观”的调查报告。这是一种试验。
三、大规模的比较方法有发展。系统比较是人类学工作的一部分，但不能采“比较主义”分析并处理资料。有内在和外在的困难。每一问题都牵涉许多方面。传统的范畴是粗疏的，又是外加的。分类比较被人攻击为“搜集蝴蝶”。但结构主义者用一些所谓“深层”分析范畴，事实上比传统的也许更粗疏。
四、由于计算机的应用，数学方法大有发展。数学被认为比自然语言精确得多的一种语言。要求定量，又注意用供给者间接提供的资料作“语义学结构的模型化”。数学方法已应用于人类学中的经济、法律、宗教、占卜、社会语言学、近体学、社会分层、文化移入等方面。还应用决策论、博奕论模型对社会性过程作检查和预测。还用电子计算机模拟社会过程。如有适当模型可以编排程序在以秒计的时间内得出无法观测的长时间过程的结果。只可惜凭概率论处理的资料得不出精确的模型，这仍只是理想。
五、研究“复杂社会”的技术有发展。近来人类学研究的不仅是农村、小城镇，而且以工厂、学校、社会团体、社会关系等为对象，困难很多。制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内外关系复杂，不能凭个人所得资料，还要文献、档案，还要组成队伍。第三世界对此很感兴趣，尤其是印度(有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当地都希望证明这种研究有用。六七十年代仍多用传统方法在低级的社会(村、镇、县)中进行。探索到种姓制度、亲属关系、迷信崇拜等等，进入了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印度的学者研究“个案”以及整个文化环境，企图证明乡村和民间文化同过去以为相距很远的高度文化之间有可以理解的“转换”关系。在印度教社会、种姓制度等方面已有成绩。有人还论到“梵语化”的“粘合”作用(一九六七)。当然人类学还要坚持所谓“全局性”(holistic)，以与社会学等分界。
弗利德曼的书最后略说各地区的研究，列举各国当时情况，西方国家、苏联、日本、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等都说到了。可惜对中国只说是在考古学和民间文学方面有研究，至于现代人类学，他只知道台湾有依照日本传统加西方传统的研究。对于我国除台湾省外近几十年来的民族学研究，他到七十年代初期还一无所知，所列的详细书目中也没有。这是很令人感到遗憾的。
我国有丰富的现代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重要文化问题，很需要自己研究。希望青年同志们读了《文明与野蛮》这本书以后，有人对人类学和文化史感到兴趣，进而参加八十年代的国际学术界，也为我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文明与野蛮》，〔美〕路威著，吕叔湘译，
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