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象《松鹤图》这样的题材，是画家们常常施以丹青的，不期然有人忽发诘难：根据对鹤的生活习性的观察，发现鹤从来不曾在松树附近落脚，因此把二者画在一起是闹了笑话。当然，这个诘难有生物学的依据，未尝不具有科学普及作用，但他进而去批评画家，就使真理跨过一步，反倒变成谬误了。自然科学与艺术是两种区别很大的范畴，把它们混为一谈，偏执一隅地去用前者绳范后者，自然格格不入。艺术特别是写意画作为审美活动，并非原样地摹写自然、生活，为了表现一种感情的、内在的真实，常常有意地夸张、变形，甚至采取荒诞的表现方式。南宋遗民郑所南为了寄托自己沉痛的亡国之思，画兰不画土和根，谁又能否认这更真实！这种例子多极了。《松鹤图》也许在科学上是不合理的，但在艺术上却是合理的。这种矛盾，反映了人们把握生活的不同方式，如果用简单、一律的思想方法去对待，恐怕免不了会凿方枘圆的。
从小念书，人们大都对古人刻苦学习的传说、典故有所浸染。做父母的也每每念叨“孟母断机杼”、“柳仲郢含胆”之类的教子故事。至于在贫困之中锐意进取的事例，如车胤的“囊萤”、孙康的“映雪”、匡衡的“凿壁偷光”，更以其生动打动了一代代莘莘学子，熏陶了一种发愤的读书精神。至于其是否科学精确，向来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可以置之不论的。但是，现在也有人标举异议，作了“物理学”的考辨来指斥“囊萤”与“映雪”的虚妄。细一想，古人读书缺乏起码的采光，究竟如何看清字迹，确也是一桩可疑的事。但是据此去推翻古语，又不免有些无聊。古人已长逝，然而从古人行迹中抽象出来的某种精神，尽管也许带有想象或夸张的成分，却也结晶为一种于今人有益的价值，这也是历史本身的一种现象。如同寓言的作用，其中所包含的主导意向对我们的意志、情感发生了影响，它并不担负传授科学知识的职能，如果我们在理解历史时不理解这一点，就会无视真髓，眼光止于皮毛。那么不仅“头悬梁、锥刺骨”、“秉烛夜游”、“闻鸡起舞”都会被认为是贻害青少年，而且“移山”的愚公也只能成为“讲科学”的智奥的谈薮，“磨杵成针”则更迹近荒唐了。
另有一种复杂的、聚讼已久的争鸣：“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否是民族英雄？”有人试图从历史的变化和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观点出发，推倒传统之案。这不失为一种创见，但是如果穿凿太过，把历史上歌颂的民族英雄全般否定，结果可能是“水动而鱼失”。这个问题可否这么解释：今天我们肯定岳飞等人是民族英雄，本不拘泥于抗金、抗元、抗清，而是更多地把他们作为一种“抵御外侮”的象征，并从中摄取一种精神——那种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浩然正气。由此而抽象出来的道德判断与历史有联系，而又超脱于某个历史事件本身，它已经积淀为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精髓。正如谢枋得《与李养吾书》(见《宋文选》(下))所言：“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后人从先贤们的余韵流风中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深沉的力量，似不必被民族问题的历史枝蔓缚住手足。如果把今与古、把历史的判断与道德的判断作一定的区分，争鸣也罢，讨论也罢，也许就不会陷于泥潭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恼人的问题是在进化论出来之后才解决的，抛开生物进化的历史而把鸡和蛋作为讨论的前提，本身就是虚妄的。同样，把今天的概念作为前提，来讨论岳飞，问题的提出也就不免虚妄。
记得《聊斋志异·陆判》中有一句话：“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我理解，“胆大心小”固然不妨可借用为各种争鸣的警句，“智圆”则更提醒我们，思想方法要圆通，不好偏执。由争鸣而想及思想方法，进而想及读书方法，不禁又忆及五柳先生的话：“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不求甚解当然不是说可以马马虎虎，囫囵吞枣，陶老先生读书，游于内而出于外，豁达不泥，却往往能有欣然的会意，这种钩神剔骨、止于会意的方法有如得兔忘蹄、得鱼忘荃，开卷虽非“庖丁解牛”，却也讲“以神遇之”。相反，求甚解而反失其解的事也是常有的。
读书小札
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