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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是《大美报》的一个文艺副刊，创刊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从当时上海的历史环境来考察，一个文艺副刊的开拓有如建立一个文艺阵地，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驻军全面溃退撤离后，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处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唯独市区内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于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原因，仍然保持其特殊地位，形成一种举世罕见的“孤岛”局面。在四面受敌如困于汪洋大海的这个“孤岛”上，既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畸形繁荣，又是魔影幢幢，暴力与恶行的渊薮，恐怖事件层出不穷。大批文化人不得不远行。然而火种不灭，地下党领导爱国进步的文艺力量，团结党内外年长和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尽可能占领活动地盘，继续与敌伪进行斗争。《浅草》在这时出现，恰如荒岛上的绿洲，即使仅仅是一小块园地，刊名本身便给人带来一片绿意。
这是紧接着三十年代后期颇有影响的《文汇报》文艺副刊《世纪风》之后，由该刊编者柯灵“在硝烟和血腥中间”开辟的另一个文艺副刊。它不仅向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提供精神粮食(有人称之为“点心”)，而且给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作者提供发表习作的园地，使初出茅庐的年轻文学伙伴们有互相切磋的机会。抗战初期在上海开始学习写作的象我这一代人，想起“孤岛”时期那些文艺副刊，至今仍感到温馨亲切，充满思念与感激之情。我和我的一些伙伴们，各借《浅草》一角之地，留下自己在文坛学步的足迹，恰如旧日在上海公园里散步的草坪，不知不觉留下自己青春的脚步。虽然副刊篇幅不大，一般是每天见报。早上报纸到手，首先寻觅当天的文艺副刊，常常是在同一园地内“以文会友”。今天依然孜孜不倦从事笔耕的旧交，当年是先看了彼此的文章，以后才逐渐结识的，说起来已是四十多年前的旧话了。
柯灵说过：“争取洋商报纸成为抗战宣传阵地，是党创造的一个聪明的战略。”利用租界特殊地位，以洋商招牌为掩护，排除日伪的干扰，先后在几种报纸占领阵地，《大美报》文艺副刊《浅草》即为其中之一。该报原为英文报纸《大美晚报》(Shang hai Evening Post)出版系统所属的一张华文日报，在爱多亚路外滩一座红砖楼房内。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也是柯灵编辑的《大美报》副刊《茶话》版上，登出十二月一日创刊的《浅草》创刊预告要目，除了编者《献辞》以外，有丰子恺的散文《杀身成仁》，黎锦明的《著作生涯》和芦焚的短篇小说《祝福》。我们带着期待心情，等着与《浅草》见面。
《大美报》是对开的小型日报，《浅草》版面仅占六栏地位，下面两栏是影剧广告。刊头画是钱君<SPS=0104>设计的，极富有装饰意味，始终置于右上角，以后也没有变动过，久之仿佛成为一种“刊标”，一看便知道这是《浅草》。编者《献辞》有云：“我们只想老老实实，下一点播种耕耘工夫。即或是无力的一耜一犁，仅能教瓦砾中开一朵野花，磐石下添一抹绿色，甚至是颓墙边抽几根荆莽，说明地下并不少蓬勃的生意。”为此“渴望前辈的栽培，”“愿作为一片小小的试验场”，欢迎新作者“散下饱满的种子，走向成熟和收获。”
《献辞》阐明创刊宗旨，其实也可作为一篇优美散文来欣赏。我们那时都感到，编者是抒情散文的名家，又是讽刺杂文的高手，这就非常自然地形成《浅草》自己的编辑方针。如何耕耘这小小一角园地，在尺幅天地中透露“蓬勃的生意”，便成为许多青年读者共同注目的焦点，无疑这也是编者刻意经营的一个方向。《浅草》并没有使我们失望，还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欢喜。在版面安排上，限于篇幅，只能以文字简短精练取胜，通常一二千字，短的只百余字，见于副刊的文题，一般不少于四五篇，这样在版面设计上便富有变化。间或刊以美术小品，如小幅木刻画，使副刊的文艺色彩更浓，也增加阅读兴趣。常设专栏和特辑，每每使读者耳目一新。倘有份量的长文，也不惜给以一定篇幅。时或发表短篇小说，分五六天刊毕，或排日刊登有连续性的散文。也有长篇连载，如芦焚(师陀)的《马兰》，象一条溶溶的长河流过《浅草》，几乎长达数月之久。尽管《浅草》的生命并不长，大约只有半年多光景，却自始至终弥漫着新鲜的青草香味，宛然自成格局。
从《浅草》发表过的全部篇目来看，占篇幅数量最多的首推散文，这似乎是中国报纸副刊的一个传统。这里所指的散文，包括抒情散文，讽刺杂文，小品随笔，书简序跋在内。老作家夏衍、于伶、王统照、丰子恺、王任叔、李健吾、许广平、适夷、唐<SPS=0348>、锺望阳、陈伯吹、罗洪、卢豫冬等，在《浅草》上纷纷发表新作。他们过去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文化活动，有的且是地下党的文艺领导，上海沦陷后被迫转移到内地开展革命文化活动，但依然给上海文艺界带来有力的声援。远在新加坡的郁达夫，特地寄来《南海短简》，海外来鸿，弥觉珍贵，其意义又岂止是沟通信息而已。一九四○年初，适夷在《寄给上海》一文中对上海文艺工作者寄以厚望，对上海青年的期望尤其殷切：“这是一种比炮火连天的战场更残酷的试炼一个战士的地方，经得起这种试炼的战士，明天是属于他的！”上海作家们早先出现过一批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这时环境更加艰苦复杂，斗争也更为迂回曲折。毁堂(王任叔)发出了《重振杂文》的号召，要求作家们继承鲁迅杂文的光辉传统，发扬韧性战斗的精神。即从上述作者阵容和副刊面貌，不难看出在“磐石下”和“瓦砾中”的《浅草》，倾向性也是很明显的。
《浅草》引人注目的一个特色是刊登出于新手笔下的抒情散文。围绕这块园地的青年作者，较早的始于《文汇报》文艺副刊《世纪风》，在前辈作家的影响和指引之下，这一时期又找到习作的“试验场”，不约而同向《浅草》走来，自成一个作者群。芳草萋萋，绿荫成片。他们几乎都以写抒情散文为主，经常发表作品的有宛宛(黄裳)、坚卫(董鼎山)、刘以鬯、殷参、刘北汜、坦克(晓歌)、沈其佩(沈毓刚)等等。当时大概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学生，似乎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何其芳、丽尼、陆蠡等著名散文家的影响，刻意求工，讲究遣词造句，探索诗的意境，追求文学语言的美。有些篇章难免失之于纤巧，然而不乏热情的火花，闪烁着青春华彩，乃至从“孤岛”上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中发出反抗的呼声，在沉沉暗夜中憧憬光明的未来。这一群刚刚步入文苑的青年作者多数居住上海，为数不多的作者远在革命根据地。例如殷参从延安辗转寄稿给《浅草》，郭小川从晋察冀寄来他早期的诗作。我们甚至可看到象《延安底文艺工作》这样文章。副刊编者回忆这些来自“别一天地的、刚健清新的作品”，说“它们象星光、彩虹、火炬、号角，给‘孤岛’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力量。”
我于一九三九年初开始向《世纪风》投稿，先与编者通信，后通电话，为了一篇记述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在皖南的稿件，约时会晤。记得是在一个寒冬夕暮，第一次进入戒备森严的文汇报馆，穿过铁丝网盘绕的厚实铁栅门，盘旋上楼，第一次同我所敬仰的《世纪风》编者柯灵同志会面，匆匆谈了一会有关稿件的事宜。文章不久就见报了。柯灵编《浅草》，我应邀写了一组连续性散文《静悄悄的青弋江》，以后又有一篇分五天刊出的短篇小说《旅伴》，以及若干零星篇什，都是一些稚嫩的习作。有幸得到耕耘者的栽培，涉足《浅草》，对初学写作者当然是很兴奋的。我们青年时代的伙伴们，至今仍从事笔耕生涯的，偶或重逢话旧，感到年轻作者与年长编者之间的文字因缘有时竟长达数十年，由此建立的友谊，终其一生而不衰，这种忘年之交实在是很值得珍惜的。
文艺副刊的性质和篇幅决定了它宜于刊登散文，也有利于发表诗歌。《浅草》经常发表短诗，多次刊出《诗歌特辑》。我曾经保藏这个特辑的一页，郭小川早年的两首诗篇便发表在这一页特辑上。一首是《热河曲》，副题《忽然想起我的家》，篇末自注是在“热河事变七周年的第十天写于黄河岸”，即一九四○年三月三日所作。另一首《骆驼商人挽歌》，副题《塞上草之三》，注明“三九年八月晋察冀草，四○年三月抄改。”据说作者某次横渡黄河时，一束诗歌连同马搭子一齐被黄河之水卷走了，那两首诗篇原稿也消失于奔腾浪涛之中。从写作年月推算，《郭小川诗选》中最早的作品始于一九四二年五月，而以上两诗的写作时间则更早，我的存报得以弥补《诗选》中的缺漏，可谓幸事。我曾为文记之，将两诗的发表喻为从塞上移植而来的战地之花，意在说明《浅草》上确实绽开过真正的战斗之花，给困守“孤岛”的人们带来远方战斗者的信息。柯灵著文纪念逝去的诗人，便用《三十八年前一张旧报纸》为题，文中指出当时“上海早已和祖国大地隔绝”，因此来自战火纷飞的塞外诗文有多么可贵。
文艺副刊应有自己的风格。如果套一句法国布封的名言“风格即人”，那么可否说，副刊风格即编者。这个风格渗透于整个副刊，包括许多专栏和特辑。《浅草》的《书市巡回》、《文化哨》和《作家书简》各栏都很有特色。在副刊一角，披载黑丁、端木蕻良、郁风发自香港的信札，看到战乱中作家一鳞半爪的动态，感到分外亲切。夏衍的《三月，桂林的戏剧季》是一篇通讯形式，分两期登载的长文。文中提及活跃在内地的许多著名戏剧家战斗风貌，这对于“孤岛”戏剧运动的发展，无疑是有推动作用的。
此外，《浅草》为贫脊的“孤岛”文艺土壤添上一点生气，围绕一个中心，及时组织稿件，自成一个专辑，也不乏其例。譬如《关于民族文艺讨论》，执笔者有毁堂(王任叔)、风子(唐<SPS=0348>)和周木斋。又如《文学集林》发表卢生(王统照)作，近两万字的小说《新生》，副刊便以笔谈的形式展开讨论，发表仇如山(唐<SPS=0348>)的《天上·人间·心的探险》和辨微(周木斋)的《发掘》两文，从不同角度加以评析，加上编者按语，借以提倡文艺界自由讨论的气氛，也有助于促进小说创作。又如，卞之琳《慰劳信集》中的三首诗组成一个小辑。编者附志：“这两年余来所见战时诗歌中，这似乎是一片草地铺的新天地。它歌颂战斗，寄托热情，对我们领导和支持抗战的一切人民，献出一个诗人的虔敬。它宛约、亲切、明快；然而是诗，没有口号。”编者对战时诗歌的观点是鲜明的，带有散文笔调的《按语》也颇耐读。类似这种编者的话，无异是沟通读者、作者和编者之间心灵的桥梁，我以为这正是《浅草》具有自己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品一经发表便产生社会效果，文艺副刊与读者天天见面必然有其社会作用，都是时代的折光镜。蛰居“孤岛”的人们，身受物价飞涨的威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家的收入尤其微薄。一九四○年三月下旬，仇如山(唐<SPS=0348>)首先发出《保障作家生活》，要求提高稿费的呼吁。随后古柏(锺望阳)又以《“作家的命运”和“作家的团结”》为题，指出“稿费在战后与战前恰为一与十之比……在上海每千字的排工已要一元五角了，而稿费却只有千字五角至八角，一元已算‘蛮好’了。”作者语重心长地强调“作家要保障生活，非团结不可。作家向来是一盘散沙，今天应该团结起来了1对(待)文化剥削的(商)人以‘文章罢工’，这是要团结的。”另一篇署名虞拾三的文章更是激昂地高呼“文章也要涨价了”，慨然发问：“为什么在此时此地，‘文章业’没有一个‘同业公会’呢？”这实际上不仅是稿费问题，而是号召作家们团结起来进行抗争的一种公开示威了。这也是“孤岛”文艺界利用合法手段，向日伪展开斗争的一个侧面。副刊巧妙地完成这一任务。
在此期间，《浅草》发动了一场援助作家遗属的募捐运动，造成很大声势，也可见副刊所起的社会作用。现代著名作家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曾由鲁迅作序，读者是熟悉的。叶紫不幸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逝世。十一月十七日，叶紫夫人汤咏兰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发表一封信，信中“饱和着血泪的申诉”。《大公报》副刊《文艺》与《星座》同时刊出《为援助叶紫先生遗族募捐启事》，列名的有夏衍、艾芜、林林、立波……以及两刊编者杨刚和戴望舒。《浅草》遥相呼应。编者在悼念叶紫文中说：“不错，收拾了他年轻的生命也正是两位文人的熟客：穷和病。他到临死才抛下笔：一躺下却连一具棺木也没有。”又说，“叶紫先生遗族渴待的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涸辙之鲋岂不更懂得彼此的甘苦？给先倒下的同伴伸一把援助的手，在我们正是义务。”不久即登出“援助叶紫先生遗族的响应”。同样都被穷和病这两位常客所纠缠的文人很快作出回答，纷纷致函编者，愿以自己诗文的微薄稿酬移作赙仪，其中有林庚、李健吾和景宋(许广平)等数十位作者。景宋并在《忆叶紫先生》文中提及鲁迅在病中对叶紫患肺病时给予资助。一九四○年初，《浅草》公布募金数字及捐款者全部名单，汇款由桂林夏衍转交叶紫家属，及至叶紫夫人的谢函发表时已是三月上旬了。为叶紫遗族捐金不足一百元，但影响是大的。倘若同作家要求提高稿费的呼声联系起来，则其意义尤其深长。我作为《浅草》的一个投稿者，也算是上述两事的参与者，不禁一再回味庄子那段名言，和那个温煦凄楚的故事：“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
《大美报》的主持者张似旭不幸被敌伪暗杀殉难，报纸停刊，《浅草》也随之告终。相隔不久，柯灵又在遍地荆棘中开辟另一个文艺副刊《草原》。从《浅草》到《草原》，刊名相互衔接，后者不妨视为前者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报业史有这样特殊的篇页：同一报纸，副刊与新闻版的政治态度往往截然不同。政治上反动的报纸，副刊却是进步的。《草原》所属的《正言报》，编辑部中不少人原为《文汇报》班底。老板聘请名家编副刊，首先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其次是借此为报纸装点门面，以示“开明”，用以拉拢读者。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文艺界便采取打进去“占领地盘”的策略，在官办报纸上编我们自己的副刊。这一类副刊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先后出现好几个。其中之一，便是《草原》。
《草原》发刊于一九四○年九月二十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五日停刊。其间有一个短暂时期编辑易人，以及最后一个阶段老板另行派人接编以外，大部分时间由柯灵主持编务。发刊词《我们的声诉》长达二千余字，编者有感于“在这黑白混沌、乌烟瘴气的‘孤岛’，”文艺界一片荒凉，恰如创刊时节是个萧竦的秋天。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的爱好者和工作者，“对于民族的忠贞，渴求光明与真理的热诚”并不稍衰。他们“不肯投降世俗”，“他们还大量地分担时代的苦难”，他们不甘寂寞也不愿长久沉默下去，《草原》就在“这样环境和时日里发刊”了。《声诉》庄严宣称：“真正的文艺总还有它提高人类情操的作用”，“推动时代的力量”，从而指出“文艺其实也是一种武器”。日报的副刊固然容纳不下较大的作品， 但也有它的长处，篇幅虽小，可是天天出版，“适宜培养新的作者”，“可以迅速的反映现实，将大众的愤怒、欢喜和苦闷，诉诸读者。”这一段发刊词充分表达副刊的时代使命之后，呼吁“文艺界前辈的指导和扶植”，并热情召唤“青年友伴的合作”，共同“替文坛增加一点热闹，替抗战增加一分力量”。
同《浅草》比较起来，《草原》版面扩大了。先前从《浅草》上走过来的“青年友伴”，现在又有了一处可供驰骋的《草原》。过去经常在《浅草》挥笔作战的老作家们，相继又来到《草原》，跃马上阵，亮出宝刀。我们那时候感到最振奋的是，《草原》创刊不久，便看到前辈作家的特约稿，如叶圣陶的随笔两则：《人生观》、《心》；巴金从重庆寄来的散文《先死者》和《在沪县的废墟上》；加上茅盾自鲁艺来函，所有这些宛如一股暖流注入读者心房里。此外，魏如晦(阿英)陆续撰刊《国难书话》，韩北屏、子冈、封禾子(凤子)等人寄自内地的散文，使副刊大为生色。连载的作品先有姚克的海外特稿《旅美杂记》，后有季孟(师陀)的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都不失为上乘之作。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老作家唐<SPS=0348>以仇重的笔名发表了一篇颇有份量的文章：《暗夜棘路上的里程碑》，评述一九四0年这一年间“孤岛”的杂文和散文。作者长期寓居上海，又是著名的杂文作家和散文家，此文以行家的眼光作了概括简要的评析和介绍，立论颇具见地，文笔洗练洒脱。文章开端即勾出“黑暗和光明的交织，生死与存亡相博”这样一个时代，上海虽处于暗夜里，“然而这暗夜是并不沉寂的。作为破坏旧生活的有战斗的散文，作为激发自尊心的有抒情的散文”。过去的一年，《浅草》提出过“重振杂文”的口号，“却终于整不起先前的人马”，“《浅草》停刊以后，杂文只剩下一块荒地，”“这情形一直到《草原》诞生，才又稍稍恢复过来，但《草原》贡献得较多的倒是散文这一面。”作者认为“此时此地的散文的任务”是：“它带来战斗的精神，它带来胜利的笑声，激发我们的自尊心，蔑视丑恶，企望光明，使大家的意志更趋于坚决。”文中列举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几本优秀的散文集，如靳以的《雾及其他》，庄瑞源的《贝壳》，缪崇群的《夏虫集》，但“真可算作‘孤岛’生活的收获的是王统照的《去来今》，陆蠡的《囚绿记》，”精辟地分析了各家的散文风格后，着重指出“他们同样地唱着时代之歌”。作者认为“杂志上的散文较为零落”，“可注意的倒是报纸的副刊”，充分肯定副刊上发表的大量散文。
《草原》不仅以发表抒情散文的作品取胜，同时兼及外国散文名作的介绍。其中最使人感到赏心悦目的是，卞之琳选译的西班牙阿左林的一组散文：《女主持》、《金匠店》、《记者》、《老树》和《音乐大师》等六七篇，以显著地位陆续刊出。这些国外散文精品，在爱好散文的青年作者中激起很大反响。散文以外，《草原》又编印了几次《诗周集》，集中发表诗作和诗论，执笔者有许幸之、厂民、辛劳、白曙、锡金等。专辑中见于一九四二年二月的则有“一年间读物推荐”，皆系名家撰写的特约稿。略举以上栏目，便可看出《草原》和《浅草》作为文艺副刊是一脉相承的，但又更见开阔，版面也更为典雅大方。
然而，即使这样文艺性副刊，也不能在官方报纸继续编下去了。大约是一九四一年三月间，熟悉的《浅草》版面忽呈异样感。一般读者自然不可能注意及之，但同行中很快就察觉它起了变化。一是副刊地位缩小了，且从上半版移至下半版，刊头锌版也换了一个；二是写稿的作者明显地更换了一批，阵容大变，天天发表大作的几个名字，他们的政治面貌是人所皆知的，也有几个面目不清的文人，《草原》似乎一夜之间被人霸占了。当时我是很感纳闷的。直至去冬，柯灵谈及当年一些幕后情况，这才恍然憬悟。原来，震惊中外的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皖南事变”投下的政治阴影也笼罩在《草原》上。首先是报纸老板不断塞进稿子“要求”刊登，以后又借故派亲信来接编，对先前的编者“很客气地回头生意”，一纸公函“请另谋高就”，终于被解雇了。这就是《草原》最后几个月完全变样的原因。然而，正如柯灵在发刊词的最后一段所说：“我们愿意做一粒地下的黑色的种子；因为中国正是一片广大无垠的原野，她永远生生不息，不可摧毁！”
《草原》被践踏，面目全非。但是埋在地下的黑色种子，毕竟在中国大地上生机萌发，绵延成长。《浅草》和《草原》存在的时间都不长，现在隔着契阔的时空远远一瞥，四十余年前留在“孤岛”上这两块文艺园地，如同两块遥远年代里的新垦地，在记忆中依然闪现着绿色生命的青春光影。
一九八三年四月
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