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一八八一年)是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家，却在二十世纪引起相当广泛而持久的世界反响。早在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就介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一九二六年第一次翻成中文的中篇小说《穷人》写了“小引”，称这位作家为“显示灵魂的深者”。从二十年代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陆续被翻译介绍到我国。近几年来又重新出版了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多是些畸型的、痴情的、歇斯底里的、甚至是近乎发狂了的，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似乎很不相同。然而如果仔细想一想，便能够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近代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灵魂的伟大解剖者。例如，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绘了一个很有理智的知识青年伊凡·卡拉马佐夫。他具有探求真理的热情，但在灵魂深处却是一个自私自利者。他极为鄙视他的放荡不羁的父亲和哥哥为争夺一个女子格鲁申卡而演出的丑剧，但心中却暗暗希望父亲被除掉，以便他同哥哥的未婚妻卡捷琳娜结婚，娶到一个貌美而富有的小姐。他从来都不去明白表示这一点，但他个别的言谈实际上促成了弑父行为的发生。最后当他发现自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时，他发狂了。
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一个人类灵魂的深刻解剖者，他的小说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介绍到西欧以来，引起了很大震动。当时许多哲学家、作家都读过、研究过他的作品。超人哲学的鼓吹者尼采在一八八八年发表的《偶像的黄昏》一书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从那里学到某些东西的唯一的心理学家。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偶然事件，比发现司汤达更使我幸福”。尼采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证明了人身上固有一种强烈的个人意志、个人意愿，刚好可以用来做他的唯意志论哲学的例证。其实，尼采的思想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不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探讨了人身上存在或者潜在的个人意愿这一课题，但他认为人们不应当按自私自利的个人意愿行事(例如象伊凡·卡拉马佐夫那样)，而应当奉基督怜悯人、同情人的品德为楷模，才能实现人类美好的“黄金世纪”，因而同尼采超人哲学所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互相对立的。尼采也与其他某些研究者一样，显示出按其所需来利用和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某个侧面的倾向。从尼采身上体现出了西欧许多思想家、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浓厚兴趣，这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独特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当时社会中的各种意识潮流，在生动、紧张的情节中展开有血有肉的人物关于人生意义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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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西欧引起强烈反响刚好在本世纪头二十五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前后西欧大动荡的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尖锐地描绘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苦难和挣扎，塑造了一系列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孤苦伶仃的儿童，因穷困潦倒而变成酒鬼的小官吏，因家庭重担而弄得歇斯底里发作的家庭主妇等等形象，把悲惨世界的一幅幅图画提到读者面前。但光是这些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必使西欧那样震惊，因为西欧已经熟悉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的新特点在于他的作品充满着被资本主义金钱统治毁坏了的个性所发出的绝望的呼吁声，充满着关于如何拯救世界的炽热的争论。这些使许多资产阶级读者在他的作品面前感到彷徨不安，想摆脱也摆脱不开，因为它们象活生生的社会真实那样深印在他们脑际。英国作者默里在一九一六年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我们惊惶失措的精神面前最近突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我们必须以精神为赌注决定对他的态度的一种现象”。这段话充分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为什么引起那样强烈反响的一种西欧社会内部原因。继德国在二十年代初期翻译刊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之后，英国、日本也相继翻译出版他的作品和全集。法国作家纪德于一九二二年在巴黎做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和艺术的系统演说。德国诗人、作家海赛在一九一四——一九二五年之间发表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五篇论文。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在一九二○年发表对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进行比较分析的《三位名匠》等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和评论呈现一时盛况。然而，评论的观点是很不相同的。例如，纪德一方面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是思想最充实的小说，另一方面却赞扬他描绘了人的灵魂的神秘性。海赛十分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展开的人的心灵中善与恶的搏斗，而茨威格则强调这位俄国小说家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小市民幸福观的进步思想倾向。
这时期的许多评论都提到俄国象征派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一九○二)一书，本书英译本在西欧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就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宗教神秘主义者。他的著作特别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神秘主义观点，认为人间所以有苦难和犯罪，是由于人们不再信仰上帝，虽然上帝的存在没有得到证明，但人们在苦难中是能感受到上帝的，而只要人人心中有了上帝，就可以摆脱苦难和罪恶的深渊而得到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确实表现了这样的宗教神秘主义观点。小说主人公德米特里被误认为弑父的凶手，被判处流放。只是遭到苦难时，他才第一次在心中感受到上帝，反省自己过去的放荡生活，目光转向周围苦难的世界，找到了生活的答案，感到自己的新生。这种看法完全否定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却提出人心向善，心中拥抱上帝，就能解决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
在俄国正在进行着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的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宣扬的这种宗教神秘主义观点是十分有害的、反动的。因此，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从上世纪末起就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宣扬的“受难者要忍耐”的反动思想倾向。高尔基一九○五年在《谈谈小市民习气》一文中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但他们对于自己黑暗、不幸的祖国却有过不好的影响”。宣扬“不以暴力抗恶”，忍受苦难，实际上是直接为沙皇专制的暴力统治服务。高尔基的批判是很对的。在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也仍旧继续不断地批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思想倾向。但是高尔基从一开始就没有否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艺术家”，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学派的一位代表。此外，正象十九世纪许多作家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创作是充满激烈矛盾的。他的另一部小说《白痴》却展示了以上帝的爱来拯救苦难的世界的意图如何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客观上宣告了宗教神秘主义的破产。
自二十年代前后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方法逐渐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纪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巴尔扎克小说的显著区别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总是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从阴影中完全走到亮处来”。西欧一些评论都持有类似观点。这是一个需要详细探讨的问题。默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提出这个作家有独特的时间和空间的处理方法。默里说，传统的法国小说是表现人生，也就是描写一段时间的过程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却没有时间概念。《罪与罚》中描写拉斯柯尼科夫向索尼娅坦白的场面，花去不少篇幅，但拉斯柯尼科夫去自首时警察局仍开着门，太阳还没有落山。可以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太阳既不升起也不降落，既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但那没有时间形式的世界又同有时间形式的现实世界揉合在一起。虽然，默里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没有时间概念”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对时间和空间的高度浓缩的处理方式是值得探讨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在一天的时间过程中描写那么多悲惨事件，刚好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许多生活悲剧的真实情况。将在不同空间、不同时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集中在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加以描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艺术方法。
二十年代的苏联批评界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方法进行过许多研究。格罗斯曼等研究者曾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点就是“小说—悲剧”。他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形式同悲剧形式独特地揉合在一起，使他的作品特别能激动读者的心灵。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作品，尤其是《白痴》，确实象一幕幕用小说形式写成的悲剧。第一个研究者巴赫金在一九二八年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详尽地论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许多新特点。按照巴赫金的观点，这些特点最主要的是作者超然于小说中展开的各种意识思潮的争论，不是用一种音调决定小说的基调，而是让两种以上的音调充分自由地鸣响，这样才给小说提供了空前深刻的描写可能性。这就是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的理论。巴赫金还提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具有独立于作者观点的“主体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画面不是由作者一人的“单视点”来统一，而是由许多小说人物的“多视点”组成等等许多论点。巴赫金的论述有重大的毛病，事实上抹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实际存在的、作者世界观的鲜明印记，从而受到卢那察尔斯基的正确批判。正如后者指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他的一些作品诽谤和贬低了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
西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热”在二十年代达到一个高潮，到三十年代便趋向低落。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在一九三一年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传》中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学观点本来就是陈旧的、早该进博物馆的东西。过去由于从这样的神学的角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片面的鉴赏”，才导致了这种衰落的进程，而如果能摆脱这种片面性，便能更好地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的整体。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当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又在欧美和日本重新盛行起来。据日本的统计，《罪与罚》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三年两度成为日本全国的最畅销书。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和研究著作的出版，在欧美、日本都很盛行。
当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一个新特点是有些作家、批评家企图把这位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同欧美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然而从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体系来看，他是对这种虚无主义思潮采取批判态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艺术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寻找理想的”，尽管在他的思想探索中有宗教神秘主义的反动思想倾向，但他总是热烈希望人类能够走向理想社会的，因而同认为“存在是荒谬”的存在主义哲学几乎是根本对立的。
战后欧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另一特点就是认为他是现代主义作家的先驱。一九七六年美国出版的霍尔奎斯特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小说》一书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他的主题是现代的，而且在把现代同历史对立起来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现代主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绘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畸型社会，在刻划其小说人物的孤独、苦闷、厌世和虚无等等心理状态时运用和独创了种种艺术手法(如描写梦幻、幻觉和双重人等等)，这些对本世纪一些现代派作家(如普鲁斯特、卡夫卡、加缪等)是产生过影响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决不是霍尔奎斯特所说的那种把现代和历史传统对立起来的现代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否定专制暴政和资本主义金钱统治，而对人类文化所产生的重要成果是尊重的。他的创作本身就是对俄国作家普希金、果戈理，西欧作家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艺术成就的独创的继承。
当然，战后欧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不仅限于这两种倾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生平和创作进行较全面研究的著作和传记也不断问世。
自六十年代以来，苏联有一批长期从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学者(如弗里德连迭尔、基尔波京、多利宁等)都发表了新著，加上一批新学者的著作和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苏联形成空前的盛况。苏联批评界大体上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为基本观点，多方面地探索着这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近年来，也注意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西欧作家的相互影响问题。
动荡的二十世纪的历史进一步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以基督的博爱来拯救世界的思想只不过是宗教乌托邦的幻想，但他的小说艺术方法是值得研究的。
彭克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