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樵先生现执教于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他早年曾在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攻读史学，主要从事明史的研读。毕业后他东渡日本，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科深造，一九七○年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其后他先后任新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修员等职。曾用中、日文撰写过有关明清史研究与日本汉学评论等著述多种。一九六六年，杨先生参加了由日本著名史学家宫崎市定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创办的“《雍正<SPS=1271>批谕旨》研究会”，对清世宗雍正帝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故以此为契机，转治雍正帝史的研究。他为此首先精读了《雍正<SPS=1271>批谕旨》全书，但因此书只收录了雍正帝全部<SPS=1271>批谕旨的十分之三、四，为溯本求源，搜集更多的资料，他复于一九六九年春开始数次赴台北查阅有关档案资料。仅第一次就用了四个多月，检索了康熙、雍正二朝档案二万余件。经其梳耙、整理并潜心钻研，历经十个春秋，终于完成了《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一书。
雍正在康熙、乾隆中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康熙暮年，弊端丛生，若不是雍正登基后大力整饬，恐怕清朝的国运难以延续达二百六十余年之久。如果没有雍正帝的一系列改革、整肃，也不会迎来“乾隆鼎盛之世”，因此他是清朝诸帝中一位关键人物，在清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往昔对于雍正帝的研究很不充分，尽管在民间的传说、戏剧中他的形象颇为不少，但多出于荒诞不经的稗官野史，经不起推敲。这里雍正帝的形象往往被歪曲成谋父、逼母、弑兄、屠弟，阴险狡诈、矫诏篡位、屠杀功臣、大兴文字狱的暴君。同时又把他神秘化，说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可放飞剑，取仇家首级于千里之外，最后又被人行刺宫中，落得个身首异处云云。就是在清史研究中，特别是在早期的清史研究中，雍正帝也被蒙上了许多恶名，并没有给他以应有的评价。只是在近年来的清史研究中，雍正帝的研究才开始为学术界重视。人们纷纷著书撰文为雍正帝正名，对他的功过一一给予评定。
不囿成说，能出新意，是本书显著的特点之一。对于雍正继位是“谋父篡位”，为此而“弑兄屠弟”、“诛年灭口”乃至大兴文字狱(如吕留良、曾静案)，为稳固统治而使用特务，以至最后为仇家行刺身亡等等传统说法，作者在本书中均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这对今后雍正帝史的研究很有稗益。如所谓“世宗继序不正，出于矫诏篡立，自雍正初已喧传人口，二百余年来鲜有异论，现代学者也多持此说。”孟森先生曾写过《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王钟翰先生也写过《清世宗夺嫡考实》及《胤<SPS=1290>西征纪实》等，二位前辈旁征博引、词锋锐利，遂使篡立说更获得学术上的证明，数十年来几成定论，赞承者多，持异议者少。近年来才有同志对此问题撰文著书，认为雍正帝继统是合法的，如冯尔康同志就是其中之一。杨著也对篡位说提出了疑问，并对孟、王二先生及金承艺先生的说法，诸如雍正继统“授受之际不明”、“《大义觉迷录》中有谋父记载”、“年、隆为夺嫡帮凶”、“允<SPS=1295>易名”、“圣祖早属允<SPS=1295>”、“高宗怪金<SPS=1758>多事”、“年羹尧为川抚时所上‘他日不负王爷’等奏摺”及《实录》删改等问题，均一一质疑问难而作出自己的结论：“篡立说尚有无数疑窦未解，或者说所提证据仍有商榷余地，在解决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宁可说胤祯的继位并非不正”。除此之外，作者还考证出“诛年与继位无关”。他根据朝鲜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中的记载，推得年羹尧生于康熙十八年。此说与《上谕八旗》相合。而雍正帝生于康熙十七年，故年羹尧不当年长于雍正帝，反倒比其小一岁，这就推翻了把年与雍正帝的关系说成是“吕不韦与秦始皇的关系”的说法。其次，杨著又根据有关档案资料推断允<SPS=1295>为抚远大将军时并未受年羹尧箝制，雍正杀年羹尧也绝非为了灭口，乃是由于年本身骄横贪暴，以及他破坏了雍正帝自负的情报网所致。
关于雍正帝暴死的原因，杨著也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通常认为雍正帝被刺于圆明园行宫，据说刺客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杨著则认为吕留良的后代不可能有漏网出奔的，因浙江总督李卫是侦缉老手，他是不会让吕家之人逃脱的；其次吕氏的孙辈全部发配到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故吕四娘混入宫内也不可能；再有，圆明园也与紫禁城一样戒备森严，自雍正二年起，就设有护军营，昼夜巡逻，刺客潜入寝宫，砍去皇帝脑袋，绝非轻而易举之事。雍正帝既无被刺的可能，然则他究竟死于何因呢？杨著认为，雍正平生崇佛道、信方士，从雍正八年大病后开始，他不断吞食丹药，久而久之，“服饵丹药中毒而亡”。
关于密摺制度，作者用了四章近一百页的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进行阐述。较为详尽地把这个制度的来龙去脉，它的内容，对<SPS=1271>批谕旨的质疑(出版目的，奏摺稿样，奏摺数量，已录、不录和未录以及未刊奏摺的秘密性问题)、<SPS=1271>批谕旨为什么篡改以及如何篡改等问题，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作者指出清代密摺制度肇端于顺治，实行于康熙，至雍正帝则因其把密摺制度作为推行其政治主张的主要手段而盛行。“雍正帝欲周知天下庶务，行公正之政治，乃借奏摺搜集情报。”一般文官自布政使，武官自总兵以上，均可向皇帝上这种私人秘密报告。但在雍正朝也有例外，只要得到皇帝批准的人就可以用密摺上奏。地方衙门之政治、人事、臣工贪污受贿、地方治安、人民起事以及天候变化、雨雪多少、农作丰歉、粮米价格、祥瑞灾异等，事无巨细，均在密奏范围之内。此种密摺臣下缄封，直达御前，皇帝亲拆亲阅，旁人不得与闻。雍正帝每夜阑秉烛，披览密奏，有时一日多至数十摺，皆用<SPS=1271>笔手批，发回具奏人，故天子虽居大内，深居简出，但各地臣工之作为、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动态，无不了如指掌。又因这些密摺来自全国各地，同一内容的事件可能有许多人具奏，倘有错报、虚报，可立即发现，所以一般说来，上奏者不敢不报告真相，是以可信度较高。雍正帝即据此施政，故可称之为奏摺政治。这种密摺制度作用颇大，大致可举以下几点：一、可使臣工彼此监督，互存戒心，互相牵制，防止封疆大吏擅权胡为；臣工们恐被暗中检举，故不敢胡作妄为。二、因密摺是君臣间的私人通讯，故可直言。三、倘若有所兴革，君臣间可预先私下商议，故有缓冲之余地。四、君主以<SPS=1271>批为教育、奖掖之工具，既可开导、训诲臣下，又可鼓舞、激励其上进。五、君主用密摺可以安排臣工的升迁陟黜事宜，并可借此考核官员的优劣。六、使君主广耳目、周见闻、洞悉庶务。
杨著关于《雍正<SPS=1271>批谕旨》及其奏摺制度的研究是迄今第一部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作者不畏烦难，下大气力，将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原摺与已刊行的《雍正<SPS=1271>批谕旨》做了全面的核对，找出了已刊行的《雍正<SPS=1271>批谕旨》的加工痕迹和删改情况，并经过比较，得出了《雍正<SPS=1271>批渝旨》就主要问题而言，并未在原摺上作太大的更动的结论。以往许多人虽利用《雍正<SPS=1271>批谕旨》，但同时又怀疑其可靠性，因此作者的探讨显然是有益的。
此外，作者还将雍正朝<SPS=1271>批奏摺的提奏人一一列表，制作了刊本《雍正<SPS=1271>批渝旨》提奏人的索引，对提奏日期进行了补正，使人看后一目了然。这就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工具书的作用，为今后研究《<SPS=1271>批谕旨》者提供了便利。
雍正帝在封建帝王中，固不失为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但他也同历代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无可避免地带有其封建统治者的局限性。何况平心而论，即使仅仅从雍正帝本身的性格而言，也有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如多疑、残忍、喜怒无常、性情急躁、苛察为明等。杨著对于这些，虽然也略有涉及，但往往一笔带过，似不够全面，给人以对雍正帝揄扬过甚之感。
本书在内容的繁简取舍上也有一些不够确当之处。如对年羹尧、田文镜、李卫等人，本书叙其发迹缘起、为政权术等颇详，这是必要的，使人读了感到有骨头有肉。但对他们的健康状况之类也大加铺叙，未免给人以枝蔓繁赘之感。还有，书中既然对年羹尧的事迹叙述颇详，为什么却把雍正帝最得意的心臂股肱之臣鄂尔泰遗忘了呢？对于隆科多，作者的笔墨也过于简省。如果能将隆科多被贬一事也加以辨析，也许会使雍正继统非矫治篡位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再有全书在体例上给人的感觉也不够集中，评述雍正帝其人其事的部分与密摺制度研究的部分结合得不够紧密，给人以两大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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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想谈一点感想。杨著之所以能够提出若干新见，笔者以为主要在于充分利用了保存在台湾的清史档案，同时参考了国外的有关史籍，这是目前中国大陆的学者限于条件无法利用的。但杨著同样有所欠缺，这就是未能充分利用祖国大陆所收藏的清史档案，故使作者的研究受到局限。例如，杨著第八章《密摺规章》一节谈及奏摺匣时，因作者未见实物，不得不引用饶旬宣的《奏摺谱》一书来加以说明。殊不知，奏摺匣之实物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就保存了不少。由这个信手拈来的一例即可看出，海内外的学者，特别是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在研究中的合作与交流，是何等的重要。
(《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杨启樵著，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一年出版，350页，〔平〕港币20元，〔精〕港币35元)
冯佐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