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为此在路过华盛顿时到国会图书馆查询，后得该图书馆现代文化史专家韦恩·薛利(WayneD.Shirley)先生来函，详为答复。据他说，他在整理西格夫人留下的手稿和通信时，未发现有关蒋希曾的任何材料，看来她是读了《中国革命诗》后颇受感动，遂有谱曲之念。薛利先生并向至今尚存的三十年代美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询问蒋希曾其人，他们似乎都记得这个中国作家，因为他每次集会必定参加，随身带着几本他写的小说。但似乎没一个人知道他的详细情况。
笔者又通过各种途径请教美国许多关心美华文学史或美国华侨史的学界人士，所能得到的也只是片断零星的材料，似乎知其人者甚多而全面了解其人者一个也找不到。
至于他的五部作品，现在已非常难找，全美国只有极个别图书馆有一本两本作为罕见书珍藏着。
看来这是一个被忘却的人，最后几个老人正在带着他的淡薄记忆逝去。
然而他却是一个不应该被忘却的人。
他不是在美国第一个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人，我们能把美华文学的源头追溯得更早，但至少我们能说他是美华文学的前驱者之一。
但是他与其它早期华裔作家不同的是，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始终以中国革命事业和美国华人走向革命的过程为题材，应当说，他是第一个美华左翼文学家；
而他与美国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密切关系也使他成为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史时一个不可不论的人物，虽然这方面的大量资料至今有待于发掘。
薛利先生在来函中最后说：
“这两首歌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我真希望已故的西格夫人在座，也希望蒋也在座，如果我们能找到他的话。”
然而他没有在座，纪念会组织者不知道他的下落。
按常例，我们从他的家庭背景着手查找他的一生经历。可惜，第一关就过不去：他的生年和籍贯我们至今未能考出，只知道他是江苏人。在《中国革命诗》卷首有如下英文题词：
“纪念我的母亲
——一个劳动妇女
——一个中国劳动妇女
——一个中国劳苦寡妇”，
因此，我们说他幼时家境想必非常清苦。可能是靠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二十年代初他毕业于南京的东南大学。
他来美国的详细情况未考。一本研究二三十年代美国唐人街情况的书——《Chinatown lnside out》(by Leong Gor Yun，1938)报导了一些他的独特经历：
“宁汉分裂在(美国的)中国报界产生了特殊影响，《中国少年晨报》的编辑蒋希曾突然受人注意。蒋自称是共产主义者，此时被一帮右翼分子从编辑部驱出，不久连左翼分子(指国民党“左翼”)也跟他断了关系。后来他被美国当局作为共产主义宣传者而逮捕，准备引渡回国。幸亏他与美国一些重要人士有关系，因此被释放。他到了纽约，写小说自行出版销售，因而出了名。”
这段记载过于简略。救蒋希曾出狱的美国“重要人士”是谁？语焉不详。从蒋希曾一年后出版的《中国革命诗》的短序中我们或可略知几位他的支持者：
“我希望借此机会感谢《民族》(Nation)杂志前文学编辑马克·梵·多伦(Mark van Doren)先生，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文学教授阿许利·霍雷思·桑戴克(Ash1ey Horace Thorndike)先生，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先生，以及其他阅读了我的手稿并给予指正的人。”而诗集扉页上印有名作家厄普登·辛克莱专为此书而写的激动的荐词：
“随着时间推移，整个白色世界，所谓的文明世界，都不得不倾听这个声音。我不是指这个中国青年诗人，而是指他所描写的这个运动：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正在觉醒，正在要求他们做人的权利。美国政府当局想把这个中国青年学生引渡给中国国内的刽子手。他写的诗并不完美，却是青年中国的完美的声音，在抗议那一帮卑劣的坏蛋。”
这几位蒋希曾的赞助者都是二三十年代美国进步文化界的著名人士，甚至杜威在二十年代也是接近进步文化界的。这段故事，应是中美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史实，它说明了二三十年代美国进步文化界对中国革命的深切同情态度。
《中国革命诗》是蒋希曾的第一本书，九首诗有五首曾在美共报刊《工人日报》和《新群众》刊登过。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二首诗外，其余几首“山东”、“上海”、“五卅”和“广州苏维埃”都是写中国革命的。最后这首诗有六百行，诗风明显受美国著名的“现代行吟诗人”伐切尔·林赛风格的影响，以半诗剧或表演诗形式写成。
从整体来说，这本诗集有炽烈的革命热情，但技巧不足，处理颇为简单化，这与国内诗坛一些青年革命诗人当时的倾向颇为相似。
诗集是蒋希曾自资出版的，是否得到美国人士的经济支持不得而知，作者一出版人地址是哥伦比亚大学，可见蒋希曾到纽约后在哥大至少留到一九二九年。此后不久他就离开大学，在纽约做过各种职业谋生，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饭店打零工，但他坚持文学创作。三十年代他写了三本小说：《中国红》(China Red，一九三一)；《金拜》(The Hanging on Union Square，一九三一)；《“出番”记》(And China Has Hands，一九三五)；以及三幕剧《死光》(China Marches On，一九三九)。这些书的中文标题是作者写在封面上的，与英文标题不相应。
蒋希曾的第一部小说《中国红》是书信体，几乎是自传：一九二六年六月，一个国民党青年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由于未婚妻不断来信，介绍国内的革命形势，使他改变了信仰，转向共产主义。他被美国当局逮捕，约翰·杜威组织了一个“中国人权利委员会”来为他辩护，但未成功。主人公被引渡给南京当局，但这时原来促使他转变的未婚妻却被白色恐怖吓坏而向右转，在主人公牺牲前两人分道扬镳。
这是一部充满了革命理想精神的小说，主人公思想转变过程令人信服，但是小说的书信体裁使情节的展开不够熨贴。可能是由于这原因，美国作家德莱塞给了此书如下的评语：“《中国红》此书有不少动人的、精彩的段落。把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摆出来，这种做法总是令人感兴趣的”(见该书里封)。
蒋希曾三十年代初的二部小说在美国反应如何，笔者无法找到任何资料，但是在一九三五年的《“出番”记》中，蒋希曾自己作为一个有点可笑的人物三次加入情节，对自己作了一番自我解嘲式的介绍。
女主人公张珍珠邂逅“作者”，“这时他袋里只有四分钱”，无法请张珍珠上饭馆，只好飨之以滔滔不绝的自述：
“我的第一本小说《中国红》，在苏联被认为‘是一个最大运动的可贵缩影，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声音’。但是美国的骗子却指责说：‘我们不能被作者迷惑人的、虚有其表的同情所吸引’。
“我写了第二本小说《金拜》，起先这本书被赞扬为‘一本写失业者的有趣的实验性小说，可能是第一本以无产阶级为题材而用表现主义风格写成的小说。’但这些骗子不久突然改变主意，指责我说：‘此人算不上什么作家，他主要受颓废作家格屈鲁德·斯坦因的影响。’”
这里说的“美国骗子”是谁，未能考出。看来是美国左翼报刊上的评论，某些问题，似乎关系到三十年代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关于艺术风格问题的争论。总之，至少在左翼文化界，蒋希曾三十年代初的二部小说是受到注意，甚至引起争论的
但无论从哪方面看，一九三五年由纽约斯皮勒出版社出版的《“出番”记》是蒋希曾最好的一部作品，它也是蒋唯一一本由出版社经营的书。今天我们读来，也有超出文学史意义外的兴味。
小说女主人公张珍珠(Pearl Chang)是黑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从美国南方初到纽约。她性格泼辣大胆，热情但头脑单纯。在纽约她无固定职业，到处打零工，但中国饭馆不愿雇她，因为她“中国血统不纯”。
男主人公王万里孤行海外，开洗衣店为生，小本经计，胼手胝足，却不断受到警察、政客和种族主义分子的勒索，濒临破产。
张珍珠路过王万里的店，生活极为单调的王万里喜出望外，但他无钱娶妻，不敢作非分之想。
王万里无力还债，店铺被夺，只好到饭店做下手小工，在那里他重逢正在做侍者的张珍珠。
但这时王万里已自觉地投身入政治运动，积极参加罢工，最后，由于参加示威抗议日本侵华而被一个日本浪人借机枪杀。
这些情节，与蒋希曾本人在纽约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据斯皮勒出版社介绍，他们出版此书时，蒋希曾在曼哈顿的文人聚居区格林威治村一家店里当侍者，生活相当窘困。《“出番”记》在描写纽约下层华人生活时，给人很强的真实感。至于书中描写的纽约华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也是蒋希曾熟悉的。笔者曾打长途电话询问纽约一位老华裔，据她回忆，三十年代当她还是一个中学女生时，曾多次帮助蒋希曾在抗议日本侵华的游行集会中散发传单。
全书临近结束时，“作者”的确与小说主人公们一齐走在示威游行的队伍中。这个一向蓬首垢面的作家改了形象：“既然厄尔·白劳德(当时的美共领袖)不再吸烟斗而改吸雪茄，我们的作者作为他的一个同情者和追随者也刚理了一次发。”
这句玩笑背后隐藏了蒋希曾的迷惘感，在剧变的新政治形势下，尤其是被白劳德错误领导扰乱了思想的美国共产党正无所适从时，蒋希曾或许也感到难以自处。而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错综重迭也或许使他感到不易看清方向。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番”记》的结局过于复杂，与全书力求简练的叙述方式不太相应。，
而在蒋希曾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三幕剧《死光》——这种困境终于变成了公式化。这本戏写一九三七年上海抗战：美军士兵琼尼偷溜出租界兵营，去帮助正在苦战的中国军队；日本侵略军士兵Nikochi也越过战线来帮助中国军队，坚守在某仓库的中国军队均战死，只剩下一个女战士木兰。三人在战地相会，却发现三人应是兄弟姐妹：琼尼在美国的华人养父与Nikochi在日本的华人养母原来是木兰的亲生父母，日军入侵东三省时，这对农家夫妻分路逃亡而失散。最后三兄妹在炮火纷飞中合唱“中国在进军！”
这个剧本无疑有点牵强生硬，不象出于写了《“出番”记》那样较成熟作品的作家之手。
据纽约陈伊范(Jack Chen)先生来信提供的资料，蒋希曾在三十年代纽约大众戏剧运动中相当活跃，联合广场与十四街附近的街头经常能看到他参加的戏剧演出，他还经常在街上散发小剧场的戏票。或许这出戏正是为这种小型演出而写的，虽然我们未能找到此剧演出的记载。
蒋希曾三十年代后似乎突然消失了，所有认识作家蒋希曾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似乎他突然与以前的生活环境断了联系。
笔者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本旧的《好莱坞人名录》上找到T.H.Tsiang的简短介绍，该条目说蒋是作家、诗人，“一九二八年进入影剧界”，这与我们从其它方面得到的资料相符，但同样明显的是：他在纽约似未能长期做演员，而是以写作活动为主。
据该书载：蒋四十年代初移居好莱坞，成为职业电影演员，曾先后在八部电影中担任角色(《紫心》、《王国的钥匙》，一九四四；《每星期天有鸡》，一九四八；《国务院六四九号文件》，一九四九；《街头的惊乱》，一九五○；《走私者之岛》，一九五一；《大洋二号》，一九六○；《冬季舞场》，一九六五)。
笔者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艺术系档案库借到《王国的钥匙》拷贝，得一见蒋希曾真容。说实话，蒋希曾作为一个演员并没有非常突出的表现，这八部电影也毫无革命气息。看来他晚年生活上有了保障，但与革命与文学都绝了缘。笔者至今未能找出其中的确切原因，但是从美国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变迁，从蒋自己的文学创作经历，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背景。久居美国，长期不接触中国人民斗争的现实，或许正是这使他最后搁笔。
据这部《人名录》记载，蒋希曾于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逝世于加里福尼亚州好莱坞。笔者曾多方寻找他的后人，未果。
附记
此文写成后，接到旧金山研究美国华人史的Yuk Ow先生来函，慷慨介绍他收集到的蒋希曾资料。据他说蒋希曾自东南大学毕业后，到广州革命政府任职，此时他参加国民党，因政治观点右倾而难在广州容身，转来美国到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同时任国民党海外部的中文报纸《中国少年晨报》编辑。但由于他政治观点渐渐变化，因而被迫离开编辑部。此后他参与出版一份左倾的中英文周刊《中国导报》(The Chinese Guide)。由于南京政府发出的逮捕令，美国移民局将他逮捕。出面营救他出狱的是两个组织：“国际劳工保护会”(The 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和“美国公民自由同盟”(American CiviI Liberty Union)。
这段情况，与《中国红》中男主角从右到左的转变完全相符，甚至连细节都互能印证。看来蒋希曾转向革命的经过颇为复杂，但他在革命最困难时投身革命，此后又长期在贫困艰苦的条件下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凭这点，他就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笔者今天借《读书》一角发表这些材料，目的就是希望蒋希曾生前友人，在尚未太晚以前，应该想起他，纪念他，使有关资料不至于湮没，使美国华裔文学史的这重要一页不至于象本文一样残缺不全。
赵毅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