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编报，先编文教版，后来改编副刊。当时编报的人手是很少的，新闻版两个人，副刊三个人。约稿、看稿、作标题、退稿、复信、安排版面、拼版，直至某些文章的校对，都由自己动手。此外，还得赶写文章。记得副刊《浮世绘》闲张的时候，没有稿子，只能由我们自己“包办”，我包了一个专栏，就是《旧戏新谈》。此外还化名写些“游记”和杂七杂八的文章，以填满版面为度。《文汇报》是一张穷报，只能对一些生活困难的作者付给菲薄的报酬，编者自己是拿不到一文稿费的。黄永玉在副刊创刊时送来了一批木刻画和好几十只木刻“头花”，由我说好说歹才付给他几十元稿费，大约相当于我们半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可以买一条裤子那么点钱。这些“掌故”今天说起来有点象笑话，但确是真实的情况，上帝作证，并无半点虚夸。解放后报纸“公私合营”时，我们这些人得到通知，从这时起算是参加革命工作了。听了当然是很高兴的，但也有点觉得可笑。难道过去那些年一直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拚命的么？
说“拚命”倒也有几分象。今天想想，真不懂怎样会有那么旺盛的精力。文教版的重点文章几乎都是从北平约来的。当时的北平和上海都是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就思想界说，是进步与反动势力激烈斗争的焦点。那里有大量全国知名的学者、教授，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阵营中的是少数，反动的也是少数，大多数是同情、向往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抓好这一头，与上海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就能很好地反映、推动全国的斗争形势。当时不象现在，可以随时乘飞机到北京去组稿和联系工作，就是靠写信抓住了还没有见过面的吴晗，还有就是吴晗的学生潘静远。主要就是抓住了这两个人。
静远在十年动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至今我还打听不出他的死因和死法。每一想起，真是惆怅得很，充满着向子期《思旧赋》中所流露的那种感情。我还保存着他写给我的几封长信，也许只是我们之间通信的百分之几吧。我们当时真是把写情书的全部精力与时间都用来写这种工作通信了，也真是其乐无穷。
静远是一位天才勤奋的记者，活动能量是非凡的。他在北大读书，在这以前就在上海的《周报》上写过一些出色的通讯了。他曾是吴晗的学生，同时也是许多位名教授的学生，他与学生组织的关系就更不必说。他在教授群中活跃得很，无论左、中、右，他都能登堂入室，随时进行各种必要的访问、谈话。指名请他采访组稿，进步作者自不必说，就是某些国民党官方人物，也能随时知道他们的思想动态与言行。通过通信，对北平知识界各种代表人物的动向是可以弄得一清二楚的。
有一次他以北大学生兼《文汇报》记者的身分跑到北大校长办公室找胡适谈话了，谈话进行得很热烈，自然是不同意见的交锋。谈话结束以前，静远摸出一张花笺来，说我想请胡博士题字。这其实并不是我的请求，而是静远的主意。就在几天前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过河卒子》的杂文，对准备下海参加伪国大竞选的胡适进行了抨击，这事胡适当然是知道的。据静远在信中得意地告诉我，胡适听后笑了笑，爽快地打开墨盒从容地写下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九个大字，题了款并签了名。我想这就象拳师比拳时摆出的某种架式，例如洪教头的什么“引火烧天”式，意思不过是说，“你骂于我，可是证据呢？”博士到底是博士，懂得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精义，话又说得那么含蓄，但其实是厉害的。静远的意见是，搜集名人墨迹不可一面倒，不论哪方面人物的都应该有一点。这意见我以为是对的。
但这意见到了一九六六年初，就明显地露出了它的“反动”性。一天夜里，我将这“墨宝”找出来，毁掉了，所以它等不及被抄走，也就更不可能“珠还”。
静远接近的进步教授中的重要人物是张奚若。当时的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他是老同盟会员，有很高威望的老资格的教授，在当时的进步教授中有着山斗那样的威望。我写信给静远请他设法请张奚老给报纸写个连载。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他从来不写文章，好象毕生也没有留下过什么著述，又加上忙。所以就连吴晗在一边敲边鼓也无效。这时就可以看出作为新闻记者的静远的功力了。他找到张奚若整整谈了一个晚上，直至深夜，写成了一篇《辛亥革命回忆录》，在报纸上连载了半个多月。后来又由吴晗拿到生活书店出版。这就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版的一本小册子，只印了一千本。属名是“张莫若 丕强”，丕强就是静远。这也要算是珍本了，我还保存着张先生签名题赠的一册。这本书解放以后曾经几次在《陕西文史资料》和辛亥革命史料中重印，但是两位作者的序大抵删去了。现在将张先生的序文抄在下面：
“没有丕强君的劝说和劳力，这些回忆是永远不会写下来的。因为就‘史实’说，我的活动范围实在太有限而所涉历到的又皆与辛亥革命的主流无关；至于说到‘教训’(史实、教训二词皆用丕强君语)，那就更加渺茫难稽了。我觉得这些回忆若是留给家人看，或有相当亲切意味；公之于世，总觉没有多大意义。这并非自谦，这实在是我的真实感觉和看法。
这些回忆，原用《回忆辛亥革命》为题，发表于三十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五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印为单行本，大半是出于吴晗先生的怂恿。吴先生是历史专家。专家多半有癖，而癖多半没有理由可言。吴先生这种‘史料癖’似乎就是一个例子。
单行本将付印，丕强君来索序。没有别的话值得说，乃述个人感想及印行经过如右。
张奚若三十六年七月三十日清华园”
从这短短的序文里可以领略老人的风趣，也可以看出他对静远的才能与努力的赞赏。这本回忆录记录得很好，真实而生动。文章中还有许多丕强加的附记，都是很有风趣的。这些在翻印本中好象都删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闻记者能够写出的最好的记录的范本。真实与文彩极好地融合在一起，但它并不是“报告文学”。丕强在前记中写了这样几句话，“请张先生讲的是辛亥革命旧事(张先生在当时是同盟会会员)。事情是过了，而记载一方面可以作为史实来看，另一方面当年的精神今天仍是活着的，许多事在我们也还是很好的教训。”这就是张先生在序中所说的“史实、教训二词皆用丕强君语”。这许多在当时是不可能详细论述的，只能用“渺茫难稽”四字带过。不过，静远的意见是正确的，读者也懂得他的意思。这就是当时的斗争的策略、方法。
在我的《旧戏新谈》中有一篇《念小翠花》，一开头就引用了邓叔存(以蛰)先生的几句话，“‘蒜瓣儿就凉水儿，凉水儿就蒜瓣儿，我是这样想你！’这几句戏词，若由小翠花的嘴里吐出，越发干脆，没有挽回的余地。”这几句话我是从《大公报》的副刊上读来的，印象深刻。听小翠花的戏，总要想起它。我总想，评论小翠花的艺术风格，尽管曾出现过千万言的文学，却总抵不上这简单的几句话。这是一个高超的艺术鉴赏家的话。中国古代的文评中有一种特别的品种，例如司空图的《诗品》，能用简洁的语言，就勾魂摄魄似的抓住了对象的本质。这是很困难的工作。“得来容易却艰辛”，话不多几句，却是酝酿了很久很久以后才能说得出来。这种方法可惜后来被低能的评论家用滥了，变成了空虚浮泛的朦胧概念，近似道士的“青词”那样的事物了，真是一种不幸。
邓叔存也是清华的教授，与张莫若先生是亲密的朋友。他是邓石如的后人，收藏了不少完白山人的遗墨，遗印，有的是家传的，有的是历年收集起来的。这许多在五十年代都已经捐献给国家。我不知道邓先生在大学里开的是什么课，但无疑他是一位非常高明的美学家，评论家。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别的著作。但这一九三三——三四年欧游笔记的《癸酉行笥杂记》，后由良友公司于一九三六年印成为《西班牙游记》的，却是一册非凡的“游记”。这书也只印了一千册，今天也应归入珍本之列了。
《游记》第一篇是“行前之巴黎”，开篇就是“蒜瓣……”那几句话，接下去提出了“把一切意义都结局到弹指般的干脆”的艺术欣赏境界。下面，作者引了“文字矜贵的奚若给我来了一封七篇纸的长信”中的一段，说的是巴黎可爱的若干特点，如“巴黎生活的半现代半中古的地、方”，法国人的气质，城市的美丽，法国语言之美，法国菜的特点。处处以祖国，以北京作比较，是有高度文化素养、趣味的鉴赏家阐发的美学观。就从这封信开始，邓叔存写出了他从法国到西班牙一路上的所见所感。这不是通常的游记，是一位美学家丰满的旅行感受记录。我们实在不该忘却这本小册子。
奚若、叔存两先生都是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人，又都是热爱祖国文化的学人。他们又都挚爱京戏。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从吴晗的信里知道，他们都爱看《旧戏新谈》，当然是这本小书的一些浅薄的议论引起了他们对京戏长久积蓄起来的爱恋之情。一九四九年冬我到北京，在清华园里拜访了奚若先生，听他海阔天空地谈论天下大事，真是一种快乐。自然谈话最后总要归结到京戏。他告诉我他曾经看见过的演员，欣赏过的名作。有许多我是从来不曾见过的。没有插嘴的余地。他这些议论，见解，我在《新北京》里记下了一部分。有一些忘记了，有些是由于顾忌不敢写下来。这些意见，在当时和以后一段长时期里，看来都是“惊世骇俗”的，可是今天回忆起来，却是大胆而正确的艺术评论。奚若先生是一位老资格、有高度修养的艺术鉴赏家。他并不是剧评家。
作为一个记者，比起静远来，我的胆识、能力，可实在是差得远了。
在清华园里记得也曾看到邓叔存先生。这是一位和善的老先生，沉默着没有多少话，与张先生正好是个鲜明的对比。三十年后再也记不起他的简单的谈话了。
我请他们两位写字，张先生无论如何不肯写，只是在笺纸上工整地写了一封信；邓先生写了一首岑嘉洲诗，属款“钝蛰”。
一九八二、十二、十四。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