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入门证”是他的作品。而作家的特性则是真诚。当一个作者登上文学的殿堂，出示他的“入门证”——他的作品——叩响或进入作家大门的时候，他的“入门证”上只有两个字：真诚！用真诚的思想，对生活作出真诚的发见，从而创造出真诚的艺术。
基于这种认识，我以为韦君宜是一位合格的作家。她为人正直、真诚而又极有个性，一直保持着“一二·九”运动的旺盛斗志和战士的风采。
文如其人。近读她“直面人生”的中篇小说《洗礼》(见《当代》八二年第一期)和《夕阳赋》(见《人民文学》八二年第六期)等作品，愈见其刚毅锐利的风骨。她是疾风中的劲草，她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也大多具有这种正义、豪壮、爽直、耿介的思想品格和“劲草”一般的风姿；她卑视那些在险恶环境中随风偏倒的势利小人，因而她作品中的反面人物也多在风云变幻的时刻显露其卑污的灵魂。敢爱，敢恨，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爱之真切，憎之分明。她的笔下时时闪耀着别人所无法替代的她的思想风格和艺术风格，而首先是别人所无法替代的她的真诚和正直的人格。在这里，布封关于“风格即人”的论断又一次得到了有力的佐证。
一
《洗礼》和《夕阳赋》是两篇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并蒂之作。它们都以“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背景。整个作品的结构，虽然其间也穿插和切入一些人物昔日的活动，如同生机鲜活的枝条自然地嫁接在“砧木”上，但作为“砧木”的母体部分却是“文化大革命”。
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创作题材本是没有禁区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写，如何选取作者所熟悉的生活素材，通过作者对纷纭复杂生活的独特发现，写出真切生动的人物形象，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幽邃而丰富的生活哲理和社会内涵。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祸及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对于我们的党和人民来说，正确地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文艺作品，如果仅仅表面地肤浅地去描写这场灾难中的“打打打”、“冲冲冲”、“杀杀杀”的疯狂兽性发作，却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始料莫及的社会效果。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洗礼》和《夕阳赋》都没有过多地描写这些令人悸恐的人间惨状，而是集中笔力写人，写人的命运和人的关系。《夕阳赋》中的保姆高梅英高奶奶没有儿子，早年又死了丈夫和女儿，是一个在领导干部“老陈”家里看孩子的孤老婆子。她是中国人民最普通最平凡的基本群众，在她身上体现了我国人民最优秀最美好的品德和情操。中国人民的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却具有正直的为人道德，作为下层群众中的一个，她在“文化大革命”到来老陈身陷囹圄的时候，毫不迟疑地承担了老陈两个孩子生活和学习上的一切困难，勇敢地背起了社会、时代和道德付给她的苦难的“十字架”。中国人民是勤劳而又善良的，有忍辱负重的品德，在她身上也同样表现了这种节操，她说，“当初我还真没打算他们还能给我这四十二块钱，我打算的是三口人一个钱也没有，我做小工也要拉扯大这两个孩子。有我吃的一口就决饿不死他们”，并千方百计让孩子们读书学习。中国人民是公允正义的，在她身上也洋溢着这种崇高的精神，她不满于“现在到处都是”的“势利眼”，她认为这是人生中“最丢人的一种品格”。中国人民相信好人最终有好报，绝不悲观绝望，在她身上也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她认为“国家现在不好，早晚会好”，“别看眼下乱烘烘的，连当爹的都顾不得疼女儿，早晚它会过去。”她比别人高明吗？不是，她比别人更有远见卓识吗？也不是。只是因为她比别人更多地接触过真正的共产党人，她信“正”而不信“邪”，因此她始终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中国人民是宽容厚道的，这种博大的胸怀在她身上也同样表现着，当吓破了胆的二侄子金德勤最后来到她的病榻前，她已捐弃前嫌，还念叨他的好处：“那没有什么。你还给大毛补了功课，我记得。”因此，我们说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思想、品德和节操，她是我国人民群众的精神化身，是并不为过的。
不经风雨，不知劲草；不经寒霜，不见松柏。高奶奶正义、刚直的“劲草”和“松柏”的品格正是在“疾风”和“寒霜”中表现出来的；而党的干部老陈和高奶奶的关系也正是在这种血泪和苦难中进一步加深加厚的。随着运动的转机，在老陈稍获自由的时候，他来到高奶奶的身边，看到高奶奶癌症晚期的病态，他什么也不顾，立即找车给她看病，“用他那脏得发亮的制服袖口抹着眼睛，嘴里低声说：‘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有什么话，对我说就是了。’说罢，用自己粗糙的手轻轻抚摩着高奶奶枯干的手。”甚至“跪伏”在她的床前，向她拜别。党的干部本来就应该是人民的儿子，这才是党和人民群众的本质关系。这个感人的细节使整个作品的思想进一步升华了，深化了。她是一个真正的母亲，一个伟大的母亲。她深情地嘱托老陈：“你说你是我儿子，行啊！我一个苦老婆子，临完认了你这么一个儿子，光宗耀祖啊！别愁，早晚总有出头之日。是我的儿子你就听我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读到此处，不禁默然流出发自感情深处的泪水，难道不是十分自然而又含意深远的吗？
如果说高奶奶作为平民百姓在疾风中显示了“劲草”英姿的话，那么《洗礼》中的省委领导干部王辉凡则作为党的干部形象在腥风血雨中表现了“劲草”和“松柏”的品格。王辉凡的“劲草”和“松柏”形象在“十七年”里曾经一度被扭曲，在“浮肿”的年代里，他跟着时流犯过“狂热性”的错误，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腥风血雨的洗礼，使他真正识别了好人和坏人，从反面悟出了“极左”的危害，从而矫正了昔日思想路线的偏差，改善了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被扭曲的形象再度挺直起来。错误是正确的先导，王辉凡的正确认识经历了痛苦的磨难。在一切不合于时调的思想都被视作“极右”的“文化大革命”中，王辉凡昔日的错误曾经被当作“极右”来批判。他自己也曾一度“按照红卫兵造反派的指点去检查自己的右倾”，但是当他听到了自己错误带来的恶果并亲历了别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苦难而有了切身感受之后，他变了：“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过去我亦曾刑人——不是鞭打火烙，而是由于我一语，致人于流离伤残之苦……”他想得很远，甚至想到革命没有夺取全国胜利之前。他把解放前和解放后自己的境遇作了对比：“解放前我是为每一件工作全心谋虑，把下面的同志当作我的家人的。在白区那段，每向解放区派出一人，我都为他们的一路安全担心，至知道安抵为止。而后来，我只是个领导。领导就是管领导，管发指示管传达、管布置，下面管的人就是下面的人。他们只可听命于我，我关心的是给他们政治排队，政治定性，叫他们办什么什么。而不是他们本身，这就大不相同了。我考虑政策，而很少考虑到按当时政策处理后，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对于农民和干部，都一样。我看他们大约如同‘秦人视越人肥瘠’。”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真正战士，他甚至反躬自问，“我那样，是一个求人类解放的共产党人应有的吗？”
这是一个经历了痛苦和劫难的真正共产党人发自心田中最深沉的内省。正是有了这种剀切而深沉的内省，他跟人民群众的关系改变了，他和一个曾被自己“签字批准”而冤枉了十余年的“右派”美术教师老郎成了知心好友，他和憨厚、朴实中透着机敏的普通农民白士才成了情同手足的异姓弟兄，他恢复了与正直、纯洁的报社记者刘丽文之间的婚姻，等等。人民群众对他是有愿望和重托的。这时，也只有这时，人民群众才敢于把自己的愿望和重托坦率地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刘丽文在他的日记上用杜甫的诗句作为“赠言”可以视作人民对他的寄望：“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事实也正如此。在他尚未恢复工作之前，就敢于对干校当局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错误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而在他重新工作之后，他又敢作敢为，努力执行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他跟人民群众的关系进一步亲近了，即使是星期天，他的家里也是高朋满座，这里有省里的干部，有基层干部，有报社编辑，有大学教师，也有老实巴脚的农民。他在人群中，在现实里，在生活深处，感到“充实”，实在，有活力；他认准了目标，调正了方向，他再也不被“别人的吹捧、压力、漫天要价、以及不动大脑等等老传统所能左右的了。”
二
一个家庭是一个纷纭复杂的社会天地。《洗礼》和《夕阳赋》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家庭这个社会一隅，活画出各色人等的不同面貌和不同品格，从而生动地揭示出特定时期的社会炎凉和世道人心。这里以《洗礼》为例，来看看韦君宜作品这种“从一滴水看整个大海”的特色。
波折多难的省委领导干部王辉凡的一家，其成员的面目是何等的不同啊！对于王辉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也许是合乎错误逻辑的社会必然。但是作为他的妻子、他的办公室秘书贾漪对他的诬蔑和陷害，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恶劣的个人品质问题了。她是一个恶劣的“政治动物”，在她眼里，人情、伦理、道德，都可以因一己的政治需要而泯灭和消亡，而一切的言论、行动和思想，又都可以为了无耻的政治需要而无中生有，这是一条毒蛇。
王辉凡的前妻刘丽文则完全是另一种女性。她跟王辉凡的离异是在社会肌体严重“浮肿”的年代，那时正是王辉凡乘着“狂热”的气流而青云直上的时候，她不满于王辉凡闭着眼睛“放卫星”的头脑发昏，对正直赤诚的报社记者祁原由赞同到怜悯最后发展为爱情。她跟王辉凡的离婚和跟祁原的结合也带有某种政治色彩，但这是一种纯正的政治色彩。就是这么一个在思想和感情上与王辉凡有这么大差异和缝隙的刘丽文，当“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袭来而迫及王辉凡时，她不但接纳了王辉凡的孩子，而且通过孩子暗地里关心和照料着王辉凡，用社会的说法，“她真是贱骨头”，“王辉凡走运的时候你离婚，王辉凡倒了霉你反倒凑上来了”。在那个谣言四起的岁月，流言蜚语也接踵而至。但她不管这一套，不为“落井下石，君子所耻”的小人之事，偏做“济困扶危”、慷慨豪壮的丈夫之举，她认为这是“光明正大无可非议的，管他是不是自己的前夫！至于流言蜚语，这年头多少国家干部都因为莫须有的流言蜚语搞得个下落不明，何况这点小小的流言！”在她的丈夫祁原“鲁连蹈海，义不帝秦”而惨遭杀害之后，在贾漪为了远祸而跟王辉凡离婚多年之后，在王辉凡亲历种种磨难而终于矫正了自己以前的错误之后，她终于又跟王辉凡复婚了，重新建立了新的家庭。
分、合、离、复。在一个小小家庭里，小小的社会天地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天高地远的性格世界。
由刘丽文的婚姻波折，作品又旁及了另一个值得称颂的人物，这就是敢讲真话、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祁原。他虽不是王辉凡一家的成员，但与王辉凡及其家庭又确有关系。他不是“官”，也不是社会下层的“民”，而是“官”和“民”上下连接的坚实的桥梁。在“浮肿”的年代里，他因敢于向省委反映民间的疾苦而赢得了刘丽文的爱情，因此在外人看来，他便成了王辉凡的“情敌”。但就是这样一个“情敌”，在“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他虽然“并不那么全心全意地拥护原省委领导的一切措施”，却也绝不跟着“造反派头头”去造谣，去诬陷，去味着良心，去干害人的勾当。当报社造反派要利用他这枝“有用的笔杆子”去写“搞臭”省委领导的文章时，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绝对不！——要是这样，我宁可诬陷我自己！”他最后还是以“鲁连蹈海，义不帝秦”的勇武方式惨死在谎言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坚贞正直的知识分子典型，可惜未能成为作品贯穿全篇的人物。
三
作者的文学修养和艺术功力极深。在这方面，《洗礼》和《夕阳赋》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就其艺术特色来说，我以为有两点是值得称道的。其一是它的情趣。在极其严肃而冷峻的情节推进中，时时闪露出作者的机敏，妙笔点染，情趣横生。其二是它的“用典”。在人物的语言描写中，常常出现深隽而精练的古典诗词和历史掌故，从而收到言简意赅的作用。
说到情趣，《洗礼》中的那个干校“忆苦思甜”大会，不能不说是严肃中透着谐谑，是含泪的笑话。你看，在会场主持人介绍一番“忆苦思甜”的意义和“请本乡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白士才同志来给大家作报告”之后，作品这样写道：“他讲完了带头鼓掌，会场自然一起鼓掌，似乎这就把那个白士才(就是头发白的那一个)给闹懵了。他退退缩缩不肯起来，后来由那位四十多岁的老乡又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他才勉强坐到桌子跟前来。说了一句：‘同志们’，大家又鼓掌，他就又怔了。怔了半天，台下的人也替他着急。他忽然象触动了灵机，开口说道：‘今天，各位领导叫我来给大家说说过去什么生活最苦。我看嘛……就是六○年那一年最苦，吃的都没有了，讨饭逃荒……’他刚说这么一句，台上和他紧挨着坐的那个主持会议的军宣队领导干部来得还算快，立即自己把嘴伸向话筒，嚷了一句：‘是解放前！”……这一突然事变当即引起台下一片大乱，交头接耳……”
这是一段极其严肃而又妙趣横生的文字。作品无意于出“忆苦思甜”的洋相，也不是有意要戳什么人的纰漏，更不是要给那个“浮肿”的年代“抹黑”，而是人物思想转化的需要。王辉凡正是在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件中感到自己昔日的错误，而进一步“反思”和内省了。不是吗？当别人有的嬉笑，有的替白士才着急，“只有王辉凡却把头低下去。他脸上与别人完全不同，毫无笑容，十分严肃。”由此看来，这个富有情趣的一笔，并不是多余的，而是作品整个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完全必要的。
《夕阳赋》中，这种情趣也不乏其例。当金德勤向金奶奶、金德善大讲“阶级斗争”的宏旨高论时，讲了半天，金德勤嘴里的“阶级斗争”到了金奶奶的耳朵里却变成了“姐姐斗争”，姑嫂姐妹斗法，俗中生津，多么有趣，多么富有讽刺意味。这种寓庄于谐的情趣之笔还有一些，诸如街道主任王玉芬的“罢官”、小偷儿“张三改”的荣任居委会主任、“骚婊子”诬陷陈家孩子，等等，这里就不赘述了。
说到古典诗词和历史掌故的运用，作品中也极为精当自如，是人物此情此境的自然流露，而非作者彼时彼境的随意显露。王辉凡、祁原、刘丽文或为高干，或为报社记者，都是深有文化和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但每个人的思想、性格、注意力以及所处的场景又不尽相同，因而他们所言所论中的这种古典诗词和历史掌故也表现了明显的差异。王辉凡在经过痛苦的磨难，对自己昔日的错误进行“反思”和内省的时候，于是他的日记中出现了这样的词句：“我也曾伤害过人，我才开始以己例人……正是‘秦爱奢侈，人亦爱其家’，‘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夫妇，如宾如友，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忽然想到阿房宫赋和吊古战场文……”以及“秦人视越人肥瘠”，等等。我以为这是十分自然的。在王辉凡得到刘丽文的忠贞赠嘱而真正端正了自己的思想路线之后，他在日记中又写道，“五七、五八年，我并没有想过那一切做法是完全不对的啊！”但那时候，“明眼的人还是有的，丽文即胜于我，祁原同志更胜于我。恨我在经此浩劫之后才明白他们是我的老师。晚了！所谓‘曲突徒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我最多只能希望将来勉力做个焦头烂额的吧。”这是从扭曲变成挺直的王辉凡。而作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桥梁的报社记者和正义。爽直、耿介之士的祁原与刘丽文，在他们的话语中引述的古典诗词和历史掌故则也大多是符合他们的性格、修养和志向的。
《夕阳赋》中的历史掌故则更多地带有古代演义和民间传说的色彩，这是因为作品中的人物多是下层劳动人民，他们历史知识的来源多是从唱本、书词和传统戏曲中得来。高奶奶家里早年常听评书，自己又会“看个唱本”，她崇拜历史传说中的忠义英烈，而今又碰到一个混乱世道，所以她的话语中常常出现诸如“一人犯罪九族全诛”、“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一类文白相间的词语和“薛家将那么大功劳还落了个满门抄斩，就跑出一个小薛蛟”、“孤王酒醉桃花宫，斩了郑子龙”、“岳王爷死得那么冤，到头来还封了王哩”等历史传说，以及《包公案》、《粉妆楼》、《二度梅》等书目。木工金德善也无文化，想一些旧戏也是听过的，所以他话里偶尔也出现一些戏词，如他说高奶奶“简直是唱南天门了，曹福保幼主，快成仙啦。”等等。
作家靠作品发言。韦君宜同志本来可以写出更多的好作品，但因众多的工作使她无法多及于此。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然而她毕竟写出了具有很高思想艺术质量、深为广大读者喜爱、数量相当的作品。关于这些作品，她说：“我的职务是编辑，我没有当作家的时间。所以拼命挤些睡觉的时间写写，也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点做编辑工作的发言权。”她的作品拿出来了，这是一个编辑的发言，但同时更主要的又是一个作家的发言。读罢作品，掩卷而思，人们不是已经明晰地看见一个真诚正直、永不衰竭的作家心灵，听到一个在疾风暴雨中搏击风雨的劲草与松涛之声吗？
一九八二年九月草成
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