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琦辑注的《李太白文集》三十六卷，汇集了杨、萧、胡三家注的长处，补充和改正了他们的疏漏和错误，对于典故和地理方面的铨释考证，用力最勤，注者生当乾隆初年，朴学风气还没有大开，但他注《李集》颇能不为旧说所囿，提出较新颖的见解。但是，二百多年前的王琦注本已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这就向我国古典文学工作者和出版界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必须将李白的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李白集校注》一书就是一次尝试。
《李白集校注》是我与瞿蜕园师化费多年艰辛劳动所编成的一部大书，但此书从编成到出版则又经过了更为艰苦的历程。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开始了，刚打好的《李白集校注》纸型，在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更不幸的是蜕园师于一九七三年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中。有一年这部书的校样忽然走起“运”来，被作为“法家”著作去“周游列国”。由于所写的凡例遗失了，人们弄不清稿子的来龙去脉，找到正在从事打扫厕所的监督劳动的我，硬将校样捧来勒令我补写。我痛心地看到校样已被糟塌得不象样子，其中所引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岑仲勉、向达、任二北、詹<SPS=1795>等的学术成果和我们自己的研究考证都被删得一干二净，一部学术著作弄得不伦不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后来幸亏印刷厂任务重，来不及重排而没能出版。粉碎“四人帮”后，此书的校样才又回到我的手中，几经周折，终于按原纸型印了出来。又补写了凡例、校补记和后记，同时请王运熙教授撰写前言。当这部著作于一九八○年底和广大读者见面时，我怎么能不感慨万分。
编写《李白集校注》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古典文学大名家的校注工作，必须针对它过去和现在的研究情况，区别加以对待，绝不能一概而论。就《李白集》的旧注本而言，和《杜甫集》旧注本相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并且王注本二百年来在李白集的注释方面已占据了统治地位，而王注本仍有重印价值，如果不能将王注本的研究成果全部吸收并有所发展，就不能代替王注本，也失去了编注一部《李白集》新注本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李白集校注》注释和资料方面，具体的作法是：凡王琦注有价值的成果都全部收录无遗，至于杨、萧、胡三家注中有学术价值的材料为王注所未吸收的，也都加以收录，但都交代了出处，决不抹杀前人的劳动。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证明，已经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肯定和赞赏，并没有走弯路。
王琦注本的注释部分，虽然相当完备，但是需要补充和纠正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岑仲勉先生早已一针见血地在《唐集质疑》中说它“于人事方面，殊多缺憾，远不如宋人注韩柳集之详细”，因此，《李白集校注》加强了这一薄弱环节的笺释工作。李白作品中所涉及的多半是当时不出名的小人物，缺少记载，除了从本集作品中求得互证外，只有在清人和近人研究成果中去寻求。如《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诗(卷十七)，据清劳格《杭州刺史考》考知李良开元间为杭州刺史。又今人岑仲勉在唐史研究中对李白的交游有不少考证，如据其《唐集质疑》纠正王注以为《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卷十一)中“韦良宰”即韦景骏之误。詹<SPS=1795>《李白诗文系年》是继王琦之后，系统地将李白诗文的编年、笺释、考证工作向前推进一步的具有学术质量的著作，其中也解决了不少李白交游的问题。除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外，本书在人名的注释方面也力求有所突破，如《早过漆林渡寄万巨》诗(卷十四)中的“万巨”，王氏无注，从卢纶及韩<SPS=1422>两人送万巨诗考知万巨曾为江南幕职，他和李白交往时还很年轻。《为窦氏小师祭<SPS=1012>和尚》文(卷二九)中的“<SPS=1012>和尚”，据《宋高僧传》卷十七《唐金陵钟山元崇传》、王维《谒<SPS=1012>上人》诗、李颀《题<SPS=1012>公山池》诗，知其人为金陵瓦官寺僧。近年来，李白研究领域中又有了新的成果，此书也在《校补记》中加以吸收。以上所举只是其中个别的例子，借以说明，在补注李白作品交游方面，是需要付出大量艰辛劳动的。
李白的《静夜思》(卷六)是一首明白畅晓、艺术感染力极强的作品，一千多年来，不知博得了多少人的吟诵和赞叹：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
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短短的二十个字，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上引此诗与常见的选本略有不同，是抄错了吗？当然不是。这是由于刊本的不同而造成的。在整理和研究中就需要全面考订和提供前人留下的资料，以便利研究者。以《静夜思》为例，此书作如下校勘：
〔看月光〕各本《李集》均作“看月光”，《唐人万首》亦作“看月光”。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及《唐诗别裁》均作〔明月光〕，疑为士祯所臆改。〔山月〕萧注引古诗“明月何皎皎”，再引魏文帝诗“仰看明月光”，似萧氏以“山月”为“明月”，但刊本仍作“山月”。《唐宋诗醇》作“明月”。
希望根据这些资料，对难理解现在流行的《唐诗三百首》之类的选本作“明月光”和“望明月”的渊源所在有些帮助。再如李白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诗(卷二二)云：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
此诗“不尽”两字下的校语云：按：“尽”，各本俱同。《绝句》、《全唐诗》亦俱作“尽”。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唐宋诗醇》、《唐诗别裁》俱作“住”。当为后人所臆改。
后来流行的《唐诗三百首》也作“住”，当然是沿袭它以前的清人选本而来的。
诗文评最忌陈陈相因的八股烂调。所以选录时，取舍力求严格，凡是空泛无价值的陈词概不入选，是否真正做到了，则需读者评判。再以上面提到的《静夜思》诗为例，本书在它的〔评笺〕一项下共收录了三条，都是很精彩的文学批评。其中：
俞樾云：李太白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昌龄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SPS=0218>觅封侯。”此两诗体格不伦而意实相准。夫闺中少妇本不知愁，方且凝妆而上翠楼，乃忽见陌头杨柳色，则悔教夫<SPS=0218>觅封侯矣。此以见春色之感人者深也。盖欲言其感人之深而但言如何相感，则虽深仍浅矣。以无情言情则情出，从无意写意则意真。知此者可以言诗乎！(《湖楼笔谈》)
这一条，更为我们提供了诗歌艺术规律的好的分析材料。书成后，不少李白研究者，对此书的评笺部分是持赞同意见的。
在注释方面，不单纯地搞汇注，也力争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如李白《少年行》诗(卷六)“五陵年少金市东”句中的“金市”，王琦注误以为在洛阳，今据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引日本石田干之助所考，并旁证薛用弱《集异记》王四郎条，弄清了李诗中的“金市”是长安的西市，不是洛阳的金市。又唐人诗中常称挚友为“情人”、“佳人”、“美人”，并不是指女性。李白诗中也屡见不鲜，王琦与前人注本都无注。如《春日独坐寄郑明府》诗(卷十三)云：“情人道来竟不来，何人共醉新丰酒。”我们的补注是：“按：唐人谓挚友为情人，此例不胜枚举。本集卷十一《赠汉阳辅录事》云：‘汉口双鱼白锦鳞，令传尺素寄情人。’以情人指辅，与此诗以情人指郑正同。本卷《寄韦南陵冰》诗‘闻君携妓访情人’，亦此类。”更有一些非常难注的典故和官称，如《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诗(卷二十)“遇憩裴逸人”下注云：“按：晋裴<SPS=1866>，字逸民，见《晋书》卷三五本传。唐讳民字改为人，非泛称为逸人也。”这些都是《李集》注释中的尝试。
关于李白两次入长安及游<SPS=1712>州、坊州问题，当时在《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卷十九)、《春陪商州裴使君游石娥溪》(卷二十)、《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卷二三)等诗笺释中，就这个问题，对传统的论点提出疑问，得到稗山同志(即刘拜山，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同事，十年动乱前已去世)的赞同。他不久就发表了《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最先系统地提出了李白两次进长安的观点，初步解决了李白生平和作品编年中的关键性问题，并把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拟定在开元二十六年与二十八年之间。这个发现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
在编撰《李白集校注》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整理注释中国古代大作家集也必须充分掌握国外的情报和吸收其研究新成果。我们曾经参考过日本京都大学花房英树的《李白歌诗索引》，这部工具书对工作的进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李白集》现存最早最完全的刻本是陆心源<SPS=1226>宋楼所藏后来卖给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宋本《李太白文集》(这个刊本从缪曰芑、黄丕烈到陆心源都认为是北宋刊本，经日本学者考证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刊本)。北京图书馆虽然也藏有一部宋本，可惜残缺了十卷。王琦在辑注《李太白文集》时就没有能见到宋本，幸而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于五十年代末将它影印出来，使千年珍秘得以展现在人们眼前，我们才能借来据以校勘。这些例子已足以说明运用国外资料的重要性。
李白研究领域中还存在着大量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完成《李白集校注》的工作，也是一次系统学习的过程，既看到了研究工作的许多丰硕成果，也感到前面的路将更艰苦，担子也会更重。我们做研究工作也必须有“欲上青天揽日月”的气魄。最近看到老友詹<SPS=1795>教授主编中国古代大作家集《李白全集编年校注》的整理规划，我相信“揽日月”之时已距离不远，不久的将来会有一部更完备的李集校注本出现，而这部校注本如能在其间起一些过渡的作用，就是莫大的欣慰了。
一九八三年一月于上海双白<SPS=1346>(《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七月第一版，7.40元)
著译者言
朱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