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出版社还出过汪<SPS=1356>的《唐太宗与“贞观之治”》,也是具有相似特色的著作。柴是陈垣的弟子,汪是陈寅恪的学生。现代史学两个重要流派的接班人的学术成果,大致可以从这两本演讲记录中窥见一二。可惜的是柴、汪两位都死于“十年浩劫”、几乎与他们的老师同时先后弃世,这实在是罕见的、使人感到无比痛惜的事。
辑印学术演讲稿,并附以有关的论文的方法很好。吴晗论明史、郑天挺论清史……的演讲也先后出版了。都值得欢迎。这办法还可以推广开来,继续下去。它可以校正当前大量严肃论文的枯燥、堆砌之弊。学术水平并不表现在这种地方。这是亟应澄清、涤荡的一种误解与习惯看法。
寸言
朱慧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