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对掌故会发生如此的兴趣呢？我想这与人民对政治逐渐增长的关注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都知道清末民初是怎样一种时代，在水深火热中过活的人民是不能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听厌了官话，看够了现实。自然想知道在这两者之间到底掩藏着怎样丑恶的东西。这中间也许有好奇心的驱使，但主要的还是想明白真相。小道新闻就是这样产生的。因为没有“大道”，“小道”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小道新闻”是禁不绝的。经验说明，只有“大道”通畅，人民能及时知道他们关心的事，才是杜绝“小道”的唯一有效途径。有人把“小道新闻”写下来，作成一种笔记。过若干时，有时并不要多久，就是“掌故”了。
掌故也有缺点，那就是传闻异词，不实不尽。这是难免的。变成了“野史”的“掌故”，曾出现过不知多少。写这种东西的人，一不想骗钱，二不想出风头。因为这既不能公开印行发卖，也作不成登上学者宝座的阶梯。倒是危险得很，弄不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祸事。没有强烈的政治冲动他们是不会动笔的。这些“野史”虽然有缺点，但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史里不敢记、不愿记、不能记的事，就大半保存在这里。即有不实不尽，经过历史研究者的比勘研究，可以得到补充、纠正。“野史”的价值，已经为无数研究家加以证实，抹煞不掉的。
掌故的有趣，还在它包含着另外丰富的内容。例如写《随笔》的(徐)凌霄(他是“一士”的哥哥)，就是久居北京、知识非常渊博的一位“杂家”，他的研究重要方面之一是戏剧。他看过许多名演员的演出，和他们成了熟悉的朋友，自己也能粉墨登场。他对京戏艺术有高度的欣赏力，是真正的“内行”。他写的掌故里就包含了大量可贵的京剧艺、术发展史料。他们弟兄合作的《随笔》在《国闻周报》和其他地方连载发表了若干年。今天计划重印徐一士的著作时，就应该更广泛地搜求、整理，搞得更为完备，把值得保存下来的东西全部拿到手。
举出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掌故的内容的广阔与丰富，有关文化史、风俗史的许多方面，都是不应遗漏的。
过去有许多读书人有一种习惯，喜欢随时将读书所得、耳目所及，听来的故事，偶发的感触等随笔记下来。积久就变成一种“札记”或“笔记”。许多掌故的内容大抵就包含在这样的笔记之中。我以为这是一种好习惯。至少在表现了作者的勤奋这一点上是值得佩服的。当然，由于作者的见识、理解、学养的不同，这样积累下来的笔记质量差别极大。有象《日知录》那样的作品，也有庸俗无聊、充满了“逆妇变猪”、“雷击不孝”之类“故事”的大杂脍。这是难于避免的。不过不要紧，时间的推移、人民的鉴定，终于会作出公正的筛选。我见过不少明人笔记，论板刻之古，传本之稀，无疑都应列入“善本”之林，但一看那内容，则庸腐俗滥，简直使人生气。我想这也许就是它们之所以成为“善本”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是早为读者厌弃，因而被淘汰的幸存物。我想，也不必因此就束手束脚，写回忆录、写笔记的风气还是应该大大提倡、鼓励的。不能因为有“流弊”将正确的东西也一并抛弃了。
抢救材料的说法好象是近几年才有人提起，这确是非常紧迫的一项任务。有许多装了满肚子珍贵“掌故”的老人已经一一离去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焦虑。徐森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物鉴定家、版本学者，更因为他活得长久，经历了现代史上几个重大的历史阶段，见闻就自然丰富。他曾被周恩来同志称为“国宝”，确是当之无愧的。但也因此而在十年动乱中吃了很大的苦头，死去了。我认识他时森老已经七十岁了。他是喜欢谈天的，一谈就是好半日，天南地北，无所不及。这里面就有无数“掌故”。有一次，听他谈起刘申叔(师培)的故事，那真是生动极了。刘师培的有些佚事过去我是听到过一点的，但这次才知道了那真实的详情，还有细节。可惜我不会作“报告文学”，没有记下来。又一次谈天时有许君在座。森老就谈起他的先祖许<SPS=0542>来，就是选刻了有名的《六朝文<SPS=1376>》的许珊林。森老称赞许<SPS=0542>是晚清有极高成就的刻书家，列举了他刻过的许多种有名的书，有些名目连他的裔孙也不曾听见过；又谈到在苏北曾看见许珊林的遗墨、信札，谈到他的生平活动，这些也一点都不错。这许多都使我非常惊 佩。他的腹笥之宽与记忆之强真是少见。遗憾的是森老从来不写笔记，满肚子的“掌故”没有一个字记出、留下。六十年代前后，组织上为他配置了年轻的助手，协助他整理出了几篇著作，是有关碑帖、石刻的论文。听说他不怎么习惯于这种工作方式，往往寂然相对，兴致索然。再也没有了那种雄谈惊座的兴致。我想，助手的学识、兴趣、工作方法……都是起很大作用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今天也还是存在的。为老专家选配助手、研究生……时，都值得细密考虑。决不是简单地派了人去就万事大吉了。
最近看到一份古籍出版规划，看到其中“历代史料笔记”中的选目，觉得非常高兴。也为“掌故”之学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感到安慰。这里就选入了徐一士的两种作品，都是曾经印行过的。我当然希望不只限于重印，还可以搜集旧刊，选辑佚文，使之更为美备。又看见《立斋闲录》的名目，也象遇见老朋友那样的高兴。不知道所据是否鲁迅旧藏的明抄本。鲁迅先生在文字中曾两度提到此书，其中记有明永乐帝的许多故事。这类野史曾给先生以不小的影响，正是鲁迅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记得这书好象是收在一部名为《国朝典故》的大丛书里，《闲录》只是其中一种残本。曾见过不少这丛书中的零种，都是明人皮纸蓝格写本。这书今天也还不难配全的吧，那么就不如印全书。明人很喜欢编印这类掌故大丛书，如陆深的《俨山全集》，事实上就是一部当代掌故的汇编。 看看选目，也真有过屠门而大嚼的快乐。更希望的是能尽快地陆续印出，到手。选目也还可以补充，印行也可以考虑缓急先后。首先考虑的应是质量，其次则是传本的多少。如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实在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是明代前期直至隆万之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掌故的汇集。又如鲍<SPS=2490>的《亚谷丛书》，就是传本甚少的著作，一直未能见到。比起王阮亭、焦袁熹的一些笔记，少见得多，似乎理应先印。不过经过十年动乱，《居易录》这样的书，也轻易看不到了。情况已有所改变。但总的说来，给与有份量的稿本、罕见本以优先的地位，是应该的。重复见于“善本丛书”选目中的稿本《蝇须馆丛话》五十二卷，就不知道是怎样的著作，张秋水的生平学养估计，这著作必然是内容非常充实而重要的。能抓紧印出，当是读者殷切的期望。至于怎样印，也是值得考虑的。读者当然希望得到整理排印的本子，不只方便，而且价廉。非不得已，可以少用影印。国藏的善本孤本，不只有文献价值又有印刷工艺重要价值的就要印得精，价高些是无妨的。这既是代表国家文化水平的印刷品，也不是人手一册的普及物。现在读者最头痛的是印了一些不是非常必要而又价格奇昂的书。如暖红室的曲子、疆村所刻词等，动辄数百元，宣纸大册，锦函精装，有什么必要呢？又有多少读者买呢？充其量不过在一些机关、学校的图书馆的买书经费中占去一份金额而已，实在是一种浪费。宋蜀刻本唐人集确是够得上“国宝”资格的书，但现在的印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原本的风貌与雕版工艺之美很难从中看到了。如果排印一下，前面加上几叶书影，是容易的。价钱也低得多。不妨参看一下几十年前日本影印的《东京梦华录》等。我认为，以我们现有的印刷水平，加上努力，完全有能力赶上以至超过日本印本。这样才不致辱没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宝”。
要想找一本有代表性的掌故书来试加评说很不容易。手头有一本分量不多却很有特色的小册子，是文廷式的《闻尘偶记》，发表于一九八一年四十四号《近代史资料》，不大为人所知。其实是可以单行的。
文廷式是戊戌政变前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有名人物。他是“帝党”，也是“清流”，但思想开明，学养深厚，有浓厚的爱国思想。这本小册子记的是自己亲历亲闻的政治轶闻，抒发了深切的感愤。有不少具有史料价值和至今读来仍可发人深省的章节。劈头第一句作者就说，“闻事不记释家之智；闻事辄录，史家之学”。这就有很深的感慨。文廷式精于佛经，他的《纯常子枝语》中有许多篇幅都说的是这个。我读了一点也不能懂，不知道这里所说可有别的奥义。但照我粗浅的理解，作者只是说，老和尚装聋作哑，两耳不闻窗外事；自己却作不到，他作的是“史官”，只能随时记一点下来。书末又有一条说，
“杂史之类虽文笔俚鄙，识见猥下，然后世必有取焉，以其记载当时之事是资考证也。乃若十余年来，则秉笔之徒，大率市井；其受重资而任编纂者，意主于谀，固不必论矣；如近日所刻《中兴名臣事略》者，则惟誉曾门，而于各军之得失，将帅之功罪皆不能言。……”
不但痛快揭穿了古今官史的通病，也正好说出了掌故的价值。作者在小序中又说，
“俄而天衢有棘，海水群飞；身列史官，职居讲幄。既与其事，当尽其言。是非在人，毋庸私著。和戎经岁，嬉游任时；砚水不乾，嘉谈易忘，随而笔之，命日《闻尘偶记》。后有览者，知其意焉。丙申正月，罗霄山人书于京邸。”
这年的二月他就被那拉氏削职赶回家去了。所以书中后半出于追记，不及前面记事之详密而有价值。小序写得很美，也很好地写出了作者的性格、心情。那有感即书的意见，也是很好的。书中所记，多半是当时政治之昏暗与官吏之庸愚，特别是当帝国主义者的炮火打破了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的大门之顷，朝廷贵官和士大夫阶层的反应，特别具有史料价值，也显示了作者头脑的清醒。
例如，“余曾记朝列中长年者”，大学士张之万已经八十六岁了，句下附有小注，“官年如此，或云九十矣。”其他一律在七十以上，连武臣也不例外。年老还不打紧，思想状态如何呢？
“天下之病莫过于陋。荀子以劝学为亟，儒家之至吉也。乃近时则闾巷之论议出于小说，士大夫之道学亦只出于善书。若徐荫轩协揆固未尝非端人，而其津津乐道者乃以《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为极。则翰林之无识者靡然从之。以此为学，而欲内修政治，外攘夷狄，岂不难哉！”
这真是可怕的事。也是难以想象的事。茅盾小说《子夜》中的吴老太爷死抱着一本《太上感应篇》，刚接触十里洋场的粉香艳笑就送了老命，有的人还不相信，以为是小说家的装点。在这里就得到了历史的证据。这《感应篇》原曾是当年的权威政治课本，不见旧记，是不可能明白这底细的。更可叹的是被文廷式认为不失为“端人”的徐桐，也就是徐老道，在四年以后庚子之役中又闯下了滔天大祸，不但自己的老命，连国家的命脉都差点给断送了。“端人”也许可以译为“正派人”或“老好人”吧，但如不同时还是一个“明白人”那就将比一般庸碌人要更危险。历史上说得就是如此明白！
这些大官怎样对付“深沉”的俄国使臣呢？“惜吾中朝大臣惟知向琉璃厂争购瓷器以为答礼，无有知其觇国之意者矣。”这是必然的，一些都不值得奇怪的。
甲午战败以后，朝野纷纷议论办洋务，文廷式的意见是“然天时人事则犹有所待也”。因为“中国未有行政之人，则一切善法皆成秕政”。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意见，不能不说是非常难得的。他又记德国使臣的话说，
“德使升科语人云，‘中国此时又急急置船购械，此吾德国所愿。然中国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教习之人。不知费息借之金钱，办此无益之废铁，果何谓也。’箴砭切至，足以悚愧！”
文廷式所极为震动、惭愧地接受了的意见，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四个现代化不是可以买得来的。
我看，这一些就是《闻尘偶记》的精华所在。此外，当然还有不少有趣的记载。如“甲午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这是官定的“功名”的市价。“戊子、己丑以来，京师爱着薄底靴。达官贵人尤尚之，其名曰‘跑得快’。”我想这并非什么“服妖”而是老百姓深刻尖锐的批判。文廷式对翁同<SPS=2323>是有看法的，说他身兼师傅、军机……等五个“至要之职”，但还是说“不能办事”，“一彼一此，迄无定见”。误国的责任他是推卸不了的。同是清流，同为帝党，他也并不回护。至于“朝鲜兵事初起时，凡有要电，均由译署、枢廷酌改而后进御”；“闽督谭锺麟电请以兵船游弋海面，属台湾抚唐景崧请派战船扰日本海边，此两电五、六月到京，迄今九月，上竟未之见。”这样的怪事，在当时是不奇怪的。甲午战后割台，文廷式说，“台境沦胥，致命之士不见一人，而仗节死义者乃平日之商贾庶民也。盖朝命予敌，固不以身殉责之官吏欤！”作者的悲愤与同情所在是极鲜明的。“丁酉十月，德意志国取山东胶州”，这时北京正为慈禧太后补祝万寿，大家欢天喜地。作者记下了当时南北洋大臣的来往电文，“北洋之致南洋也，电文曰：‘无理可讲，无法可挡！’南洋之致北洋也，电文曰：‘无兵可调，无饷可筹。’”作者又记下了当时出现的“怪话”，“说者以中国为四无之国云”。一切怪话都是这样产生的。必须先出了某种“怪事”，接着才会产生相应的“怪话”。作为一个唯物论者，就不能不看事实，专责怪话。这也是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的 。
一九八三.一.七.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