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从筹备一开始，就针对只把文学作为社会文献或政治资料看的现象，特别强调把文学作为文学，作为一种美学沟通手段来研究。会议的宗旨就是要用各种最新的文艺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从多方面试探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因此，会议特邀了三位专长并不在于中国文学的文艺理论家参加，他们是：多伦多大学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大师多列热尔(Lubomir Dole<SPS=2532>el)，贝克莱加州大学叙事学和电影理论专家契特曼(Seymour Chatman)和香港比较文学研究协会主任郑树森。会议旨在结合中国现代作品深入探讨一系列理论方法问题，关键在于讨论，因此，与会者不多，被允许旁听者也只有夏威夷大学的两位教授，而且会议完全根除了不少学会开会时台上长篇大论念报告，台下似听非听打瞌睡的现象。十三篇论文以及这些论文所讨论的作品(包括原文和英译)都事先发给每一个人，使人们有时间充分准备，提出意见，思考问题。因此开会时从无冷场现象，争辩常是激烈的。几位理论家努力阐明他们的理论方法，并用会上讨论的中国现代作品来进行分析示范。尽管他们都是出版过多部著作的理论权威，但当遭到多方面诘难而说不清楚时却并不显得狼狈，而是经过思考，下次再谈。他们都很希望自己的理论不仅适用于西方文学而且也能适应于东方，所以对大家提出的难题很感兴趣。有一次，在一回激烈的争辩后，契特曼教授说：“这次可真撞上火车了。”但他认为只有碰撞才能促进人们思考新的问题。在研究理论和方法时，与会者常把一些运用于西方文学的实例拿来和中国现代文学相比，这不仅有助于打破“欧洲中心论”，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从而对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有一个较全面的理解，而且也促进了国外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者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多列热尔教授通过这次会，对中国传统文艺批评产生了浓厚兴趣，积极收集英译中国文学理论书目，准备认真研究。
那么，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的新批评方法是否能适用于产生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学作品呢？
会上讨论到的批评方法有叙事学(Narratology)、结构主义、诠释学(Hermeneutics)、符号学、语义学、心理分析方法等。由于这个会主要是讨论短篇小说，叙事学就自然成了讨论的中心。叙事学主要研究故事的表述方法，同一个故事，表述方法不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完全不同，有的很动人，有的则枯燥无味，原因何在呢？契尔特教授在他的专著《故事与表述》(story and Discourse)中，总结出一套分析方法，简约如下：
作者→拟想作者(ImPlied Author)→叙述者(Narrator)→故事、人物→叙迷对象(Narratee)→拟想读者(Implied Reader)→读者短篇小说《官官的补品》，作者是吴组缃，但读者所接触的并不是真的作者而只是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并不是作者的全部，有时甚至是作者的一种假象，这就是“拟想作者”。这个“拟想作者”经常不是自己向读者说话，而要通过一个“叙述者”。这个“叙述者”有时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如《官官的补品》中的“官官”和苏曼殊小说《碎簪记》中的“余”；有时是并不出面的“全知者”，如茅盾《水藻行》中讲述整个故事的人。“叙述对象”是“叙述者”企图说服的对象。如在《官官的补品》中，叙述者官官说来说去就是要使人相信有钱人应该游手好闲被养活，农民不交租活该受罚。这个“人”就是叙述对象。但读者从这篇作品得到的信息却和叙述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有钱人是吸血虫而农民的遭遇极不公平。这正是“拟想作者”希望读者得出的结论。作者所想象的这种读者只是“拟想读者”，因为真正读者所得到的感受必然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有时甚至和作者的希望相反。在《官官的补品》中，这种拟想作者和叙述者的不一致以至对立正是构成这篇作品辛辣的反讽意味的根本原因。《碎簪记》中叙述者与拟想作者完全一致，作品就没有任何反讽意味。可见这种对于表述方式的多层次分析显然有助于理解作品中某种艺术效果的形成。
再如白之教授用叙事学的方法来分析台湾作家朱西宁的短篇小说《破晓时分》，也得出了很有启发的结论。这篇小说讲的是和《错斩崔宁》前半部几乎完全相同的故事，但背景是清末，只讲到错判死刑为止，故事的叙述方法也不象《错斩崔宁》那样从全知的观点来叙述一切，而是通过一个第一天到衙门当差的小镇青年的所见所闻来表述他的所思所感。白之教授随着故事的进展，将这个年轻衙役的思想矛盾列出三十个片断进行详尽分析，从而比较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在表述方法方面的不同特点。白之教授指出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叙述者很少出现在作品里，多半采取在故事之外的全知固定角度来叙述。朱西宁的现代小说则不同，叙述者与故事主人公合而为一，一切都通过一个有血肉、能爱憎的活生生的人物来诉说；中国传统小说往往有头有尾，故事是封闭性的：矛盾终于得到解决，罪恶受到惩罚，世界恢复了合理秩序，读者也就心安理得。《破晓时分》的结局则是无辜者被判处死刑：“关站笼”。青年衙役第一次目睹这一惨无人道的冤案，深知其中内幕并参与了衙门的腐败，他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气继续吃这碗衙役饭。故事是开放性的，事情并没有完，故事主人公——青年衙役将走怎样的人生道路？读者仍然感到沉重而不能不进行深思；另外，传统小说给读者的信号往往来自叙述者外在的总结，如《错斩崔宁》的作者所想告诉人们的“祸从口出”，“君子慎言”之类。朱西宁小说给读者的信号则是内在的：主人公多半会克服他在第一天所感到的产生于不公平和同情的痛苦而和别人一样习惯于这个职业，既然他父亲花了大价钱才买来这个差事，他怎能扔掉它而再次失业？读者会感到自己的苟安只是帮同维系了这一黑暗社会秩序而内疚，甚至会想一想除了忍受，是否还有别的活路？白之教授通过叙述者、叙述角度、叙述方式、叙述效果等多方面的比较，在分析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不同方面得出了很有价值的结论。
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提倡把文艺作品分解为不能再分的最小单位，如语素之于语言，乐句之于乐章。小说的最小单位是“命题”(Proposition)。命题由人物(名词)、属性(形容词)和动作(动词)三部分组成。罗兰·巴特自己就曾把巴尔扎克的一部短篇小说打散成五百六十一个阅读单位来进行分析，以说明各单位的不同形式以及其间的相互关系。夏威夷会议上也有学者用类似的方法来分析茹志鹃的《百合花》，把这个短篇分解为十四个不同的形象系列，找出各系列的特点和相互关系以说明《百合花》的抒情特点与节奏感的来源。在分析各个最小阅读单位之间的关系时，结构主义学者最重视的是“二元对立关系”。会上不少学者也运用了这一理论。例如分析《狂人日记》时，着重分析“我的世界”(狂人、月亮、太阳)和“他们的世界”(家人、路人、与家人有关的人等)之间的对立，现在和过去，光和暗，恐惧与无畏，理智与感情，集体与个人等多种对立。按照二元对立学说，只有对立还不够，必须还有“中间物”进行沟通，促使变化。在《狂人日记》中，这个“中间物”就是既不属于“我的世界”，也不属于“他们的世界”的孩子。
诠释学(Hermaneutics)也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批评方法。这个词，源出于对圣经字句的诠释。应用到文学上就是精微地分析作家所写每一细节以至用词的寓意。要探索这种寓意，首先要回到作者所处的具体时间和空间，体味作者的意图；但这种探索终究不能摆脱探索者本身意识形态的局限，因此必然回到探索者所处的，不同于作者的另一时空，这就是“诠释的循环”(Hermaneutic circle)。以肖军的《羊》为例：作者为什么把故事安排在一个特别牢房的两扇铁窗之间？为什么这两扇铁窗一扇可以远眺辽阔的大海，另一扇面对黑暗的囚牢？这个享受非常特殊的待遇的囚徒是什么人？他和作为标题的“羊”有什么关系？作者为什么要写一群被偷来的羊在监狱中繁殖和死亡的过程？……诠释学的分析就是要最合理地解开这一系列难解的“谜”或“悬念”。分析者可以揣测作者原意，也可以从自己的时空出发，赋予作品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以为作品增添新的美学意义，因为欣赏也是一种创造。
从以上简要介绍可以看出“诠释学”和“叙事学”， 结构主义不同，它是一个开放性体系，用契特曼教授的公式来表达，诠释学的分析可以从故事出发，通过真正作者和真正读者向两端无限延伸。“叙事学”等则是封闭的，它只研究作品本文，即从“拟想作者”到“拟想读者”这个固定的过程。六十年代以来，不少美国批评家感到了这种方法的局限，他们有的回到社会文化学派，重新检讨卢卡契和布莱希特，企图建立一套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的则从德国现代哲学流派“现象学”中寻找新的途径。“现象学”不仅注意经验中的客体或经验中的主体，而且集中研究物体与意识的“交接点”。一部小说如果没有读者的创造性意识活动，只是一堆死的文字。因此，研究文学作品不能只研究作品本文，还要重视对作品的反应。文学研究的对象应是作者、作品、读者，特别是其彼此交融的过程。
夏威夷会议中，已有一些学者开始用这种理论来分析中国现代作品。例如哈特教授在他的论文《<一吻>和读者反应理论》中，详细比较了鲁迅的《故乡》和师陀的《一吻》。两篇作品写的都是阔别多年后重返家园的感受和经历，但它们在读者心目中却产生了很不相同的反应。这篇论文分析了这种不同反应以及产生这种不同反应的原因。
现象学文艺理论强调作品与读者意识活动的交融，因此认为愈能激发读者创造性意识活动的作品愈是好作品。密西根大学梅贻慈教授特别着重分析了茅盾《水藻行》的开放性结尾。她认为整个故事充满了象征与现实的相互激荡(Interaction)，戏剧性和紧张性的动态模式，以及产生于复杂矛盾的“张力”，最后引向这一问题式的，不肯定的结尾。这一结尾正是全篇作品复杂的艺术技巧的必然结果，使作品避免了一般公式化的结局而给予读者创造性联想的广泛可能性。
任何文学批评方法都是一定时空的产物，是从一定时空所产生的特定文学作品中归纳和总结出来的。例如别林斯基等人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植根于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俄国形式主义产生于俄国二十世纪现代文学潮流；法国结构主义则是法国“新小说”和现代派诗歌发展的结果。但是，当这些理论方法一旦产生，就成了一种客观的分析手段，存在着有助于分析其他体系文学作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还有一段距离，那是一个复杂的选择、改造、适应，乃至民族化的过程。不顾这一客观过程而主观地生搬硬套，只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勿庸讳言，在这次研讨会上也有不少失败的分析。例如用心理分析的双重结构来分析老舍的《黑白李》。这种双重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并不少见，《西游记》里有真假美猴王，《水浒》里有真假李逵，《红楼梦》里有甄、贾宝玉……但老舍《黑白李》的基本构思似乎并不属于这一模式，因此分析起来不免隔靴搔痒，总让人感到“不是那么回事”！又如在用二元对立方法来分析茹志鹃的《百合花》时，有的学者把信号兵枪上作伪装用的野菊花作为第二象征系统与象征青春和生命的百合花对立，他认为菊花盛开于秋日，因此是生命终结的不祥之兆。可是在中国传统的符号系统中，菊花从来不是代表死亡的花。在符号学的分析方面，有时就更加使人感到牵强了。例如把《狂人日记》的结构和中国古诗中绝句的结构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在狂人的世界中常用“明白”一词，“明白”分解开来就是“日”，“月”和“白”——光，因此代表理智和光明等。
西方现代文学(包括理论与作品)与中国现代文学同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它们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借鉴不但可能而且必需，没有这种沟通和借鉴，不包括在十亿人民中产生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世界文学”的概念就不可能是完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威夷会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次研讨会后，大部分论文将收集成册，与所分析的中国现代作品一同付印。预计这将成为在美国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有分量的最新教材。①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于加州
① 这次会议论文集《五四时代与中国现代文学》已由梅尔·高曼(谷梅)教授编辑，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大部分文章已译成中文。
乐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