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兼诗人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自一九八二年十月起健康情况开始恶化、卧病不起，医师、友好侍候在侧；等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终于医治无效，溘然逝世。逝世时阿拉贡享年八十有五。
阿拉贡逝世后消息传遍法国及全世界。除了极右派而外，几乎每个阶层的作家、政治家、社会闻人都一致对这一代文豪致敬。许多人把他比拟作“二十世纪的雨果”，也有人称之为“世纪狂人”。
法国总统密特朗在阿拉贡逝世次日，曾为他发表谈话，以示哀思。他说：“最伟大作家之一的消逝使法国沉浸于哀伤之中。阿拉贡经历了本世纪的痛苦与希望。他的诗歌的魔力和他的著作的气魄把他推向法国文学的前茅。我谨向他的遗光致敬。”
由于阿拉贡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的追悼会在法共中央总部举行。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阿拉贡一方面是法国当代的作家、诗人，同时又是法国共产党员这个事实，他死后曾经引起一系列的矛盾与相背意向的评论。
阿拉贡的一生是富于戏剧性的，起码是与众不同的。人们知道的事实是：他是出生于一八九七年十月三日的一个私生子。他的生母马格丽特·图卡(Marguerite Toucas)，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未婚女人，是一家离开凯旋门不远的相当讲究的膳宿公寓的主人；他的生父是五十七岁曾经出任过警察局长的国民议会议员路易·安德里厄(Louis An-drieu)。由于亲生父母都不愿公开承认这私生儿是他们的骨肉，所以他的生父就给他取路易·阿拉贡这个名字。他的生母不把他当做儿子，仅当做小弟弟养育起来。就这样，阿拉贡的童年是在三个姐姐陪伴中长大起来的，这其中就有一个是他的亲生母亲。
小小年纪的阿拉贡已经开始从事文学作品的浏览与阅读。在一九一四年报考高中集体会考前他已开始写小说和诗歌。这时候，他大大地受到英国文豪狄更斯、俄国作家高尔基和法国小说家巴列斯(Mau-rice Barrès)的影响。那时候，许多同学和友人都认为他将以文学或哲学为其追求的目标，但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他受了家人的指使报名进了医学院学习医科。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年。
两年后的一九一六年，阿拉贡被征调入伍，开发到东部前线去当助理医生。就在他入伍之前，他的生母才把他的真正身份告诉他，于是作了十九年的姐姐一下子变成了母亲。
在前线，他结识了另外一名也是文学爱好者的青年安德莱·布雷东(André Breton)，并结为知交。这次的邂逅决定了他们两人日后的文学倾向。
一九一九年复员回到巴黎，阿拉贡集结好友布雷东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文友艾吕雅(Paut Eluard)、苏波(PhiIippe Soupau1t)……等人创办《文学》杂志，并接受当时流行苏黎世、纽约以反对传统艺术为目的的“达达主义”，创作无言诗歌、实行贴纸艺术。等到这种接近“虚无主义”的学说行不通时，大家都又转向“超现实主义”。
在这几年期间，阿拉贡正式开始他的创作生活。在诗歌方面，他出版《快乐的火花》(Feu de Joie)、《永恒的运动》(Le Mouvement Per-Pétuel)、《有迫害狂的受迫害者》(Persécuté Perséeuteur)；在散文方面，他刊行《阿尼协或全景图》(Anicet ou Panorama)、《泰列马克的奇遇》(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放荡》(LeLibertinage)、《梦的波涛》(Une Vague de Rêve)、《巴黎农民》(Le Paysan de Paris)、《风格论》(Traité de Style)……。
由于阿拉贡和他一起先后参加过“达达主义”及“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友好，都是主张本能的发展和反对传统的约束的，他们的行为，有时近乎狂妄，不近人情。在一次抨击文章里，他们尽情攻击刚刚去世的作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他们以《你们谁赏过尸首一个耳光没有？》为题，对《红百合》(Le Lys Rouge)作者肆意攻击。
在当时，这群青年高级知识分子认为合乎他们口味的组织，只有共产党，所以在一九二七年都加入了法共。但是，除了阿拉贡一人而外，别的同僚全都中途退出。
一九二八年或许是阿拉贡一生中的转折点。他曾因与一英国名门闺秀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感情决裂而在威尼斯企图自杀。过后不久，他在巴黎遇见了苏联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第二天又碰见了他的小姨子埃尔萨·特里奥莱(Elsa Triolet)。这一邂逅是具有决定性的：他在悲愁苦痛之余，又碰着“超现实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心里起着激烈的斗争。埃尔萨都给他把矛盾解决了。于是他们两人结为终身伴侣。
一开头，两口子的生活是颇为艰难的。埃尔萨心灵手巧，制造了一些玻璃珠子的项链，交给阿拉贡到街上去兜售过日子。
一九三○年，阿拉贡到苏联哈尔科夫去参加革命作家会议。他本来应在会场里为“超现实主义”作辩护的，但是，到头来他反而支持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他回国后受法国同僚的责怪与攻击，等到他出版他的诗集《红色阵线》(Front Rouge)时，阿拉贡终于在一九三二年与“超现实主义”的伙伴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自从与“超现实主义”的同僚们分手之后，阿拉贡放弃了过去放荡无羁的生活，开始在《人道报》担任记者的职务，并与瓦扬·古久里(Paut Vaillant-Couturier)创办《公社杂志》(Commune)。与此同时，他努力写作诗歌《欢呼乌拉尔》(Hourra l＇Oural)、散文《拥护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Pour un Réalisme Socialiste)、小说《巴塞尔的钟》(Les Cloches de B<SPS=2347>le)、《高尚住宅区》(Les Beaux Quartiers)……等。
一九三七年起，阿拉贡还会同让-里查·布洛赫(Jean-Richard Bloch)创办《今晚晚报》(Ce soir)。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阿拉贡又被动员到救护队里去工作。因为在前线救运伤员有功，他又赢得“十字军功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已赢得过一次“十字军功章”)。
德军占领巴黎后，阿拉贡和埃尔萨，特里奥莱逃到南方，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从事组织文化界的抗敌工作，并出版诗集《伤心集》(Crève-Coeur)和《法兰西的狄安娜》(La Diane Francaise)、《埃尔萨的眼睛》(Les Yeux d′Elsa)，并开始从事他最得意的小说《奥列里安》(Au-rélien) 和在美国出版的《双层公共汽车的乘客》(Les Voyageurs de l’Impériale)。
在纳粹德国投降、法国解放之后，对阿拉贡的诗歌很欣赏的戴高乐将军劝他申请法兰西学院院士资格，但他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重新筹备《今晚晚报》的复刊。从一九四八年起，他开始写他的长篇巨著《共产党人》，但是，由于局势的变迁，他在一九六六年又重新作全部的修改，以便配合当时的环境。
一九四九年起，阿拉贡参加《法兰西文学》周刊的编辑工作。第二年他当选法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四年后的一九五三年，他升任该刊出版社社长职，第二年递升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二年阿拉贡出版散文集《现实诗人雨果》(Hugo，Poète Réa-liste)，一九五四年他又刊行另一散文集《斯汤达尔之光》(La Lumière de Standhal)。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匈牙利事件震撼了他的信心，却也未曾迫使他脱离路线。他只好把疑问寄托给《未完成的小说》(Le Roman Inachevé)，以诗歌方式来发泄他的意见。有人说这是政治家兼诗人的好处。接着，他还写了《埃尔萨》(EIsa)、《诗人们》(Les Poè-tes)、《埃尔萨的狂人》(Le Fou d′Elsa)等诗集。
一九六七年他出版了小说《空白或遗忘》(Blanche ou l＇Oubli)。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学生发动造反运动，阿拉贡曾经由埃尔萨陪同向巴黎大学文理学院门前的索邦广场的学生领袖接洽，要求参加，并共同行动，但是遭受了断然的拒绝。同年苏联扑灭了“布拉格之春”，阿拉贡加以抨击。他曾在一本书的序言里这样写：“惨无人道的横蛮干涉，将捷克人民投入水深火热的奴役之中。”此外，他还将他的《法兰西文学》的篇幅去刊载支持“布拉格之春”的文章。这样一个姿态引起了苏联的抵制；他主办的《法兰西文学》周刊所有来自苏联的订户全都退订了。再过四年之后，这份周刊也就永久停办了。
一九七○年阿拉贡的女作家爱妻埃尔萨·特里奥莱逝世。原来许多人推测他经受不了老年丧偶的悲哀，还有人日夜暗中监护，担心他自寻短见。可是，刚好相反，埃尔萨逝世后他反而穿着讲究起来，出入于交际场所。这时候，他的写作精神特别旺盛，他完成了他最后的两部长篇巨著：《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和《戏剧一小说》(Thé<SPS=2347>tre Roman)。在最近这几年，阿拉贡又恢复了他写诗的兴趣。他在一九八一年出版了他最后的诗集《告别》(Les Adieux)。不知是巧合还是一种预兆，好象他为他自己的消逝而写下这些诗篇。
阿拉贡的诗歌的确是写得很美丽、动人的。一九四三年戴高乐将军在阿尔及尔主持“战斗法国”时，曾在广播电台朗诵他的诗篇。多少年来，法国音乐家、歌唱家都喜欢把他的诗歌配成乐曲来演唱。
一九七○年他的爱妻埃尔萨逝世时，阿拉贡曾在他坐落巴黎西郊圣·阿尔努的园林内挖掘墓穴埋葬她的遗体。在墓碑上除了刻上埃尔萨·特里奥莱的名字外，也刻上他自己的名字。所以这次他的遗体也埋葬在同一的墓穴里。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八日于巴黎
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