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S.Bruner，1915—)为英国心理学家。一九四二年担任普林斯顿公共舆论研究所副所长，二次大战期间在法国政治情报部门服役，战后回到哈佛任教。一九六○年同米勒(G.Miller)一起创立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一九六一年起任该所的主任，并在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年间充任“白宫教育委员会委员”。一九七二年后任英国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一九七八年退休。他一生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知觉、思维和儿童发展等，主要著作有：《教育过程》、《教学论》、《认识心理学》等。
布鲁纳的思想理论受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影响较深，属于结构主义心理学派。因此，从学术的角度看，《教育过程》就是该心理学派的理论和美国教育改革的产物。《教育过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初版于一九六○年，问世后立即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产生强烈的影响，被誉为“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教育著作之一。”该书首先在苏联出了译本，接着日本、意大利以及非洲许多不发达国家都翻译出版了该书。对该书的争论、评论、研究、诠释和伸发甚至越出了纯学术的领域而带上了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印记。
为什么《教育过程》会产生如此的反响？这不得不使我们把该书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一番。我们知道，五十年代初，美国在朝鲜战败后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尤其是一九五七年苏联首次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在政治、军事和科学上给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以强烈的震动，于是，在美国要求教育改革的呼声骤起。另一方面，二次大战后，由于原子能的发明和应用，电子计算机的诞生等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起了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新的能源，新的空间探索不断开拓着人们的眼界和知识的领域；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后成为科学新的领域和方法，促使了许多新的学科的诞生；文化知识的推陈出新，世界面貌的日新月异，急需教育对新的环境和新的需要做出新的回答。在上述这种政治背景和时代背景的交互作用下，美国“全国科学院”于一九五九年在科德角的伍兹霍尔召开关于中学教育“课程改革”会议，《教育过程》一书就是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报告面对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理论。
布鲁纳的主要学习理论和方法大致说来包括下面这些内容。
布鲁纳的学习理论亦即结构理论。布鲁纳认为：“学生对所学材料的接受，必然是有限的。怎么能使这种(有限的)接受在他们以后一生的思想中有价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重点号引者加，下同)。”所谓结构，简单说来，就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或规律性。“基本”这个词含有“普遍而很有力的适用性”之意。往往是学生学到的知识越是基本，就越能不断地扩大和加深知识，它对新问题的适用性也就越宽广。在布鲁纳看来，学生只要掌握了基本结构，就能产生普遍的迁移(布氏的术语，意即“学会怎样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就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我们通过两个教学的具体例子的比较，来看看何谓结构，以及它的功能和它同传统教学法的区别。
我们把尺蠖(一种树木的害虫，北方俗称“步曲”，南方俗称“造桥虫”)放在一块贴有座标纸的木板上，观察它的运动。当木板的位置是水平时，尺蠖按直线爬行。当木板向上倾斜三十度时，尺蠖不是向上直行而是与笔直上升线成四十五度角的方向前进。然后，当木板倾斜到六十度时，尺蠖以怎样的角度爬行呢？比如说吧，它沿着与笔直上升线成七十五度角的路线行进。根据上述测定，我们可以推断，尺蠖如果不向上爬行的话，它“情愿”沿着十五度的倾斜面行进。这就是生物学中的所谓向性(向地性)。向性就是一个结构。掌握了这一结构，学生就能很容易地理解“飞蛾扑火”的趋光性也是一种向性，蝗虫的成群飞行是限于温度的迫使，因而也是一种向性等等。学生一旦领悟了这个外界刺激与行动之间的基本关系，整个昆虫世界就会在他的面前展示出一幅同一的图景，他就能很好地理解许多看来似乎迥异，但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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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传统的教学法却相反，笔者曾看到这样一个有趣例子的资料，图A是一个平行四边形，教师通过添辅助线，用证明全等三角形的方法，使学生掌握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是：底乘高的积。对此，学生并不感到困难，教师留下的作业也能正确解答。但在第二天上课时，教师要求学生计算图B的面积时，则大部分学生茫然置之，有的学生虽也能用添辅助线的方法求出图B的面积，但无法证明。其实，只需把纸张旋转四十五度，图B还是昨天的老问题(见克雷奇《心理学纲要》(上)，文化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年中文版)。可见，理解不理解基本结构，在学习过程中的迁移情况是大不一样的，理解的迁移比不理解(只会套用公式)的迁移能适应和解决更广泛的新问题。所以，在布鲁纳看来，掌握一门学科的最基本的结构，就能产生最普遍的迁移，而基本结构越是能归结为定义、原理或法则，越是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应用。布鲁纳的这一理论不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为我们知道，千变万化和错综复杂的现象世界(事物)，在其内部的深层结构上是有其同一性的；而且还具有时代性——因为笔者认为，为了能使教育适应当今知识迅猛增长，学科越分越细的局面，能使学生在学龄期所学的知识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具有应变的能力，一个较好的方法就是把握所学各学科的基本结构，乃至把握各学科所共有的更高层次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缓和和克服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日益加深的矛盾，才能使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适应并控制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这科学性和时代性即是布鲁纳结构理论的魅力和秘密所在。
其次，关于布鲁纳的学习方法，亦即发现法。布鲁纳的结构理论自然而然就会带来这样的问题：学生如何去掌握这种基本结构呢？怎样使学生在学习枯燥的结构时保持良好的求知欲呢？发现法正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充当了学习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媒介。笔者认为，布鲁纳的发现法比他的结构理论更为重要，因为发现法在可行上比结构理论更接近真理。我们先以教学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何谓发现法，然后再对其做一般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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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例来自布鲁纳自己的实验。在一个八岁儿童的班级里，先向儿童们介绍三种木片(见图C)，XX是正方形，Ⅺ是长方形，Ⅱ也是正方形，其中Ⅰ＝1／2X。
布鲁纳让儿童们玩弄这些木片以获得相应的感觉，然后提问：谁能用一些木片拼出更大的正方形？于是儿童们轻而易举地作出了一个正方形(见图D)。接着，要求儿童描述他们做的工作。并进一步要求儿童采用标记法，把工作过程写下来：符号X<SSP,2,//SSP>表示XX正方形，十表示“加”等等。于是上述过程可以用X<SSP,2,//SSP>＋2X十1来表示。
布鲁纳发现，有的儿童还有另一种说明他们所作新正方形的方法：(X＋1)(X＋1)。我们知道，X<SSP,2,//SSP>＋2X＋1和(X＋1)(X＋1)是一个恒等式。然后，继续要求儿童作图，并按上述标记独立推导(见图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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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纳据此提出假设：儿童是逐渐察见一种模式(结构)的。当一次项的系数按2·4·6·8的比例前进，常数项就按1·4·9·16增加，而等式右边模式的常数则是按1·2·3·4递进。布鲁纳认为，采用上述方法教学，往往能诱导学生自行发现，尽管开始时儿童不具备打破常规的能力，但他们确会感到其间存在着某种型式(结构)，并力图去发现它(见《教育学参考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年版)。顺便说一句，重复这一实验是十分有趣和有意义的，读者不妨自己做些纸片摆弄，并加以观察和思考，从中是可以获得很大启发的。它不仅对那些不懂一元二次方程而又想学点的人，以及懂点数学而又想把握数学某些规律的人来说是有益的，而且它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思维对象在其抽象的意义上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和内在的规律性，而不管我们用哪一种思维形式去把握它，比如用形象思维，直觉思维，抽象思维和辩证思维等等。
这里必须指出，上述的发现，当然不是指人类在科学领域中对未知事物的新认识(发现)，而是指儿童对未知事物的新认识(发现)。布鲁纳坚信，这两种发现，虽然在结果上不能同日而语，但在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他说：“无论在哪里，在知识的最前哨也好，在三年级的教室里也好，智力的活动全都相同。一位科学家在他的书桌上或实验室里所做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在读一首诗时所做的，正象从事类似活动而想要获得理解的任何其他人所做的一样，都是属于同一类的活动。其间的差别，仅在程度而不在性质。学习物理的小学生就是一个物理学家嘛……。”由此可见，所谓发现法，在布鲁纳看来，就是发现以前未曾认识的各种关系法则的正确性和各种观念之间的类似性，以及伴随而来的对自身能力的自信。笔者之所以认为发现法比结构理论更为重要，是因为它不仅能使学生通过它而掌握某些学科的基本结构，而且更为重要的它能使学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了未认识的新课题时，产生狂喜的心情，正是这种兴奋的心理状态具有不可忽视的动机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会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会促使他们产生自信感，并在这种自信感的基础上推动学生对科学的向往，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我们说发现法的重要，还因为教育科学的特殊性正在于它是以活动的主体和心理的人为其对象的。所以，发现法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还是一种学习的动力。它在激励儿童学习时所采用的手段是非传统的。在传统教育那里所用的手段是表扬、高分、斥责、留级等；而在布鲁纳那里却是兴趣、好奇、好问、怀疑等。
虽然，《教育过程》自一九六○年刊布以来，到一九七八年止，在美国共印发了十六版，但它毕竟还是一个年轻的和假说性的理论，这些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熟起来和被实践验证，还得看各国的教育实际情况和看它自身在发展中的自我调节能力如何而定。因此，要对布鲁纳的理论做一个总体上的判断和估价，还为时尚早，好在《教育过程》最近将要公开发行新的中译本，多少黄金多少沙，读者自有公论。笔者认为，与其说《教育过程》解决了什么教育的现实问题，不如说它尖锐地提出了教育现实所面临的问题。爱因斯坦认为，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坚信，任何新的问题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它总是反映了一定社会的和历史的需要。那么，值得深思的是：我们中国是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需要呢？
(《教育过程》，〔英〕杰罗姆·布鲁纳著，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译，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李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