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字源于李后主词，原句下面还有“见时难”三字，所以颇带有一点歇后语的味道。为了什么原因，画家割舍了心爱的藏画，在别离之顷印上这两方印，表示从此很难重见，也许只有在梦里才得相遇的惆怅心情。这种心情，过去收藏书画、文物、书籍的人大抵都是能够理解的。
在过去，书画文物作为私人藏品，是常常在藏家、店铺中间流动的。这就是在不少旧画旧书上留下许多藏印的原因。既然已经成为商品，自然要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同时也成为谋利的手段。此外，一位书画家或别的什么收藏家，在过去的时代里想要增长见闻、提高鉴别能力与艺术修养，也不能不借助这种手段。从前图书馆、博物馆很少，难于看到真迹、善本。其实就在今天，想满足学习、欣赏的要求，也并非怎样容易的事。过去的收藏家，如非大地主或百万富翁，就很少有只收进而不卖出的人。金冬心、丁钝丁都是兼营书画文物的，这是他们的一种谋生之道。只是后人震于他们画家、印人的盛名，忽略或简直忘记了另外一面了。杭大宗得罪了乾隆皇帝，差点儿被杀头，后来总算放归田里了。皇帝南巡，召见，问他这些年靠什么方法过活，回答说“开旧货铺”。皇帝大笑，写了“买卖破铜烂铁”六个大字赏给他。从表面看这很象一件“笑话”、“佳话”，其实中间弥漫着十分严冷的气氛。杭大宗是著名的学者，却是靠买卖古董吃饭的。这种事在过去知道的人很少，但并不希奇。
我这里说的“别时容易”意思却少有不同。前些年家中搞过一次“大扫除”，多年来积存下来的书籍、画本、字幅……一骨脑儿被塞进麻袋、扔上卡车，运走了。虽然动员了几十条大汉，两部卡车，但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确实“容易”得很。等到时移世换，要想找回这些破书、旧画，可就不容易了，难得很。线装书不必说，就是铅印新书，也几乎无处寻觅。难得在旧书店里发现了踪迹，等到去买时，回答却是要留做复印的底本，不卖。简直一点都没有法子想。
这就使我增长了见识。过去只知道在木板旧书中才有版本书，有值钱的“宝贝”；现在懂得，这范围已经扩展到新文艺书中来了。也许是我少见多怪，耳目闭塞。早在六七年前，住在香港的热心朋友就曾寄给我两册旧著的翻印本。可见这行当在许多地方早已盛行。后来知道，五四以来的许多书籍，域外差不多都有了重印本。那么在国内新兴的这种“事业”，也不过是受到了“外来”事物的启发与推动，一点儿都不值得奇怪，只能怨自己的孤陋寡闻或头脑“僵化”。
在上次的文章里，我所说的大索京沪两地旧书店而终不可得的是一本什么书呢？说出来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甚至皱眉。那是周作人于敌伪时期在北平印的一本散文《药味集》。
我过去收集得有周作人的几乎全部译作。象《红星佚史》和《玉虫缘》这样的罕见书都找到过。但后来逐渐散失了。抗战开始后周作人落水当了“教育督办”，几年中间还印过好几本文集。一九四六年我从内地回到上海，不费力地就在地摊上全部找到。读过以后觉得这是一些很独特的“文献”，是研究周作人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周作人的值不值得“研究”，看来到今天也还会有不同意见的，何况是在一九六九年。一位当时领导着我的小头目在我家的乱书堆里抽到了这本《药味集》，不禁得意地对我冷笑了，他拿着这本书在我面前晃了几晃，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然后就放进了他那只存放“要件”的皮包。看得出他是很得意的，不必说我的诚惶诚恐也是毫不夸张的事实。我的一本《药味集》就是这样失去了，再也没有了下落。这位小头目现在还在什么地方执掌着“文衡”，当他知道这本邪书已经化为“善本”还可能被重印流传时，我确实很难猜测他会有怎样的“感想”。
我为什么要费力去大索这书呢？说来也很可笑。因为近来我在重编过去的文集，有一篇一九四六年在南京写的通讯，是记到老虎桥去“访问”周作人的经过的，那次前往手边就带着这本在地摊上买来的《药味集》。记得这书中有几篇颇能反映他在当“督办”时期的复杂、变态心理。很想问问他写出这些文字时的心情与思想活动。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当然，当时是不可能在老虎桥进行这种细致、敏感的问答的，“访问”只能草草了事。记得要他写过一张字，那是一首诗，后来也抄在通讯里了。我很想再看看这本书，证实一下当时的印象。至于是否想过细地研究周作人，倒还没有这意思。
我的“大索”给朋友们知道了，大家都帮我找，但并无结果。去年秋天，九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在李先生家里谈天。过了一会，他一个人走出客厅到楼上书房里去了。几分钟后又慢慢走回来，手里拿着一本《药味集》，还有两本《谈虎集》。说这是他二十年前托旧书店找来的，现在没有用了，就送给我。我真是非常的高兴了，赶紧接过来翻看。这时发现了更使人吃惊的“奇迹”，这本书里有我的印记，书里的扉叶上还有着两行周作人的亲笔题字，“民国丙戌秋分节后一日在南京，周作人。”那张“题诗”的原迹也还好好地夹在书里。一时大家都觉得希奇。如果说世间真有什么巧合的话，这恐怕应该算是一件。
我想近来的记忆力也确实是坏得可以，许多事都记颠倒了。二十多年前我搬过一次家，旧居由一位亲戚借住。一些旧书报都被他处理掉了。这本书想来就是那时流入旧书店的。李先生说他买来以后就一直堆在那里，并没有翻看过。就这样，这本《药味集》几经周折奇妙地又回到了我的手中。在我的藏书中间，这也算是入手最早的几本之一。至于被那位小头目拿去的，则是一九五○年我在北京东安市场书摊上买得的另一本，记得书中还铃有古钱形的作者名印，那是直接从“苦雨斋”中流散出来的。记得同时所见还有好几份周作人的手稿，都已经发表过，用毛笔写在特印的稿纸上，不过我没有买。
我一向主张买书不必有过分严格的“洁癖”。当然，我不想开图书馆，有些看不懂或太贵的书也不想买。但我想，尺度总是宽一些的好，其实信奉的也不过是“兼听则明”的老道理。好人的书固然应该买，坏蛋或有大小各种毛病的人的著作也不能弃而不顾，否则我们就不能看见事物的全局，只能从一个狭小的角度进行窥察，费力不必说，想获得接近完整的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秦会之(检)的文集不传了，可惜得很。否则我们也许会更早也更容易了解风波亭一案的真相。记得我还曾想法去买过阮大<SPS=1764>的《和箫集》，费了很大的力气。书未买成反被经手人打了一个小报告，奉送给我一顶专收坏人著作的“桂冠”，结果连自己所藏并非全是坏人的著作也一骨脑儿都被车去了。有时也真不易想象买书会碰到如此的艰难和危险。但这却是真实。
近来听见一些议论，说是不应该把兴趣过分集中在研究某些“过时”的作家身上，更不应该盲目信奉从西方吹来的“风”，例如把某些久矣夫没人提起的作家捧到天上之类。我觉得这些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些老办法似乎到今天也还是行之有效、历久常新的。例如过去有些人跑到外国的大学校里，交上一篇“孔夫子论”，使洋鬼子目瞪口呆，骗得了博士头衔；回国就又用这洋头衔在中国的大学里当教授，这回他不讲孔夫子了，讲的是华盛顿之类。这就叫做“左右逢源”。长久被人忘记了的中国作家好比出土文物，外国人看了新鲜，比孔夫子更新鲜和有吸引力，于是研究家趋之若鹜了。既想出卖货色，自然要说得它好，闭起眼睛来吹捧一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可以证明研究者独具慧眼，是他发现了被不公正埋没了的珍宝。这些秘密恐怕从事外贸工作的同志比文学批评家看得还会更清楚些。但我想我们的读者也并不弱。听了洋喇叭立即目瞪口呆流下口水的并不多。即使有那么一两位，在群众的笑声中也终于会发现自己的呆相而憬悟的吧。
总之，我觉得还是广大的读者最有眼力，完全可以信赖。真的光辉掩盖不了；真的渺小也变不得伟大。我们完全可以放心。无论新抽的嫩竹还是出土文物，在读者面前都将得到公正的评价。
曹雪芹是伟大的，大概没有异议了。吴敬梓呢？蒲松龄呢？好象也应该有他们的一席座位，虽然可以审慎地姑且暂不称之为“伟大”。我们总希望我们的花园是万紫千红的，即使是小小的草花也有存在的余地。一色的牡丹园固然壮观，但也单调。会使某些游客怀疑是患了某种“色盲”。这些外行话不知道在真正的园艺家听来会觉得怎样？这里也不过是一种“野人芹献”。
说到周作人，情况就更不同。“出土文物”是确实的，但怎样评价呢？有些评论家认为他的前期还是作出了成绩的，后来逐渐不行了，终于堕落为不齿人类的角色。这论断大体上是公正的。也并无翻案的余地。但如想进一步加以研究，至少就还有几个方面可以引起注意。例如，周作人从五四走到三十年代那一段过程，就很值得分析。这是他“晚节”形成的准备阶段，也是一个人的头脑从清醒趋向昏愚终致“僵化”腐烂的过程。一个人的思想中正确的一面怎样被落后反动的因子逐渐包围、侵蚀，终于引起了质的变化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也是完全可以加以说明的。这样的研究在今天也还是有用的。具体的时代特征、思想斗争的客观条件……是完全不同了。但有些发展规律还是近似甚至相同的。巴金写过一篇小说《沉落》，写的就是周作人。不，不是周作人自己而是一群。这样的一群在三十年代确是存在的。但今天就完全消失了么？我看不见得。也许衣服换了，语言也有了变迁，但病毒的细胞依然潜伏在那里。我们有责任找出那病原体，制出有效的制剂加以抑制、克服、消灭。
另外，我想周作人在新文学史上的出现和消失，也并不是“史无前例”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相近的作者和作品是有过的。汉代就出现了苏李诗，虽然这是假的，但也不失为高水平的“拟作”，《文选》里就选入了。可见这种题材感情曾引起过作者的浓厚兴趣，于是才加以拟作。读者也觉得值得注意，流传下来了。后来就又有以庾子山为代表的一大批南北朝的作者。明清之交就又有遗民文学，以及以钱牧斋、吴梅村为代表的“二臣文学”。这名词是我杜撰的，没有办法，只能把他们归入一类。具体的作者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总的创作倾向却有一致性。
庾信和周作人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这话也加不到周作人头上。周作人晚年作品集如《苦口甘口》、《立春以前》……和这本《药味集》，中间有一些文字，有时隐隐约约、吞吞吐吐，透露出来的就往往是同一类凄苦的心情。比起苦雨斋的“五十自寿”诗来还表现得更为清晰。就如这《药味集》，抄了许多朱舜水的故事，中间一条就是说，舜水住在日本很久，平常说日本话，“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谈到杨大瓢，又引用了他的“西湖杂咏”诗，有“世事成今日，乾坤岂旧时”、“宝石春风到，燕支少妇来”这样的句子，并说，“但是一件事觉得有点特别的，便是诗里的黍离麦秀之感。”谈北京的糖炒栗子，转弯抹角终于抄下了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中所记李和炒栗故事。李和是汴梁的小商贩，卖炒栗子有名。南渡后南宋派大臣到沦陷后已成敌国的北地来“出使”，过燕山，见有持炒栗来献者，“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最后又附自作二诗，其二曰“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象这一类的文字是不少的。三十多年前初读这些文章，觉得可笑。和他在国民党政府法庭上交出的“自白书”里为自己辩解的话对比一下就尤其觉得可笑。仿佛这些都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自白书”的附件。三十多年过去了。觉得如果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来观察，也许更切合实际一些。站在高台上穿了少将军服“检阅”童子军的“督办”大人和躲在苦雨斋灯下写这些文章的是同一个人。三十多年前我在老虎桥听周作人说过，几年中他的那些丑恶行径只不过是“作戏”，他说得很坦然，一些都没有羞愧或负疚的心情，觉得很奇怪，不能理解。现在似乎有点懂得了。在旧社会，这正是一种常规。言行不必挂钩，两面派是公认的正当的做人的道理。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当时的周作人看来，我这个年轻记者提出的天真的问题不但幼稚，简直没有回答的价值。现在这个问题是到了研究一下的时候了。说真话不容易，但两面派的日子也许更难过。周作人不过是碰上一个大时代，作了一阵子特别规格的两面派，经受了特殊的痛苦。这样的现象，我看是很有研究的必要的。
一九八三、二、十五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