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萧三·关露
鲁迅先生同萧三同志之间有往来，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事，从鲁迅先生的书信集中，以及萧三同志写的《人物与纪念》一书中便可以找到印证。后者是一九五一年二月由三联书店在北京印行的，如今早已绝版。这本书的第二辑，共收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九篇。据说他发表过的有关文章不止这些，但一时收集不齐全了。
我遍查鲁迅研究书目，未见萧三同志有关鲁迅的专门著作，其实是有一本的，即《伟大的鲁迅》。这本书署名萧参著，是广州战时出版社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出版，为“战时小丛书”之五。这个出版社可能与北新书局有关系，因为它的地址同北新书局驻粤办事处在一起。“战时小丛书”还出版有赵景深写的《战时大鼓词》等。
《伟大的鲁迅》共六十四页，共分十二节，看一下内容，实际就是收入《人物与纪念》一书中的《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一文的单行本。当初原载于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一九五○年萧三同志编辑《人物与纪念》时分为十三节。我猜想，战争时期，作者远地相隔，形势变化又很快，流传不广，萧三同志恐怕未必能见到此书吧。
现在萧三同志逝世了，我忽然想起《伟大的鲁迅》这本书。作为鲁迅逝世后出版较早的一本鲁迅研究文献来看待，显然是应该补入鲁迅研究书目中去的。
因了萧三同志的这本纪念鲁迅的书，我又想到不久以前去世的女作家关露同
敌伪时期的上海，有一家《太平洋周报》，自然是为“大东亚战争”作鼓吹的。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八十六期，编有一个“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了十一篇诗文，封面还有鲁迅先生的一幅木刻像。
汉奸文人们也会推崇鲁迅吗？显然这是为了粉饰他们自己的门面，借以骗人的。看看这个特辑里柳雨生、陶晶孙的文章，真是不知所云，如同说梦。他们怎么配纪念鲁迅先生！
然而，也有值得我们留心的例外。先不说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写了一篇《一人点头》，关露同志在这个特辑里也写了一篇《一个可纪念的日子》。这是在特殊环境下一个共产党员的独特表白。一位三十年代初入党，并参加左联的女战士，受党派遣，打入敌伪文化圈子里进行地下工作，长期周旋于汉奸文人堆中。她不顾个人名声的毁誉，表现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可是终因受潘汉年同志冤案的牵连，直到最近才真正恢复了名誉。她不愧是我党一个优秀的儿女，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不幸的是她已于去年十二月五日与世长辞了。
关露同志的这篇文章，在鲁迅研究文献中也许不会有多少学术价值，但它是诞生在敌巢中，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她说：鲁迅“为着争取人们的幸福与自由而生，他曾把他的生命作为战场，文章作为他的武器，为着后一代的子孙他努力地生存，也为后一代的子孙他劳瘁地死！他死了，但是展开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灰暗，而是光辉。”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她是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来写这篇文章的。
关露还回忆了七年前参加万国殡仪馆的吊唁活动，以及随着丧葬队伍一直到达墓地的情形。她说：“我们带着太阳去墓地，带着星光回来。我们唱着挽歌，述说鲁迅先生生前的光辉的故事，忘记了露草染湿我们的衣服和饥饿致使我们的身体疲乏了。”鲁迅先生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旗手，关露的创作才华也是在她参加左联以后才闪耀光芒的。她曾奉派在《中华日报》上编辑一个诗歌副刊，“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积极参加了前线活动，“七七”事变后，她名义上又成了一个“汉奸作家”！她是为党献身的典范，对革命充满了信心，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人民并不了解她。她的寂寞是巨大的，我对她的怀念也是非常沉痛的。
一册抄本
一说到抄本，似乎多是少见的，其实有的亦并不怎么珍贵。若是有了名人的题跋或盖了收藏家的印，无形中就增添了价值。所以藏书的兴好有时是无法尽道其妙的。
去年夏天，偶然见到一册不算希罕的抄本《古文小品咀华》，内容无非是一些古典散文名篇，如《邹忌齐王纳谏》、《黔之驴》等。抄本共五十五页，每页九行，每行二十四字。封面楷书书名及“星标”二字。想不到这样一本不起眼的小书却是绍兴周家的藏物。封面题签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所写。书尾有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写的几行小跋，原文如下：“售旧书者挟此本，纸劣字拙，而文可读。因以薄直得之。介孚氏识。”光凭这些足以引人注意了。可惜的是这段题跋未能标明年月，不知购自绍兴，还是介孚公旅居北京会馆时代所收。按旧京琉璃厂书肆，常有店员挟了布包袱专走宅门和各省会馆售书者，这风气自清末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前后。战前，往往天还不亮，琉璃厂旧书肆的店员便骑上自行车出西直门了。车架上绑好了一包旧书。当时故都的一些教授学者，常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些不易见到的好书。店员们所以赶早出城是为了同业的竞争，都想赶在前面把书送到学人或图书馆收书人的手里。而且这些书可以留在当事人的手边翻看几日，中意时留下，不中意时在下次来时取回。手勤的人还可借机抄录副本或及时摘记个人所需的材料。这种风气近三十年已经绝迹矣！
一九四五年夏天，周作人偶然翻检这个抄本，忽然想到要在这个抄本的扉页上写一段题跋，加盖一个“苦雨斋藏书印”。这段题跋不见于周作人的著作，确亦道明这一抄本的来历，原文如下：“此抄本末尾有祖父题记，四五十年前偶从旧书堆中检得订为一册。书面有 先君署书名，计其时当在清光绪甲午乙未年间也。民国甲申立夏节作人记。”光绪甲午乙未年间，即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间，其时鲁迅已十五六岁，正为父亲的病而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未知那时鲁迅的父亲和祖父，是不是亦命他捧读过这本《古文小品咀华》？
我们还未见到过周氏三代人的墨迹竞集于一书之内，《古文小品咀华》抄本就具有这样的收藏趣味，若把它放在鲁迅博物馆的陈列室里，亦是一份珍贵展品。有幸的是这个抄本虽然不藏于鲁迅博物馆，却藏在北京图书馆。听说书目文献出版社将予影印问世，这倒是收藏家的一个喜讯。近来印书的品类之多常常出人意外，不管怎么说这是令人鼓舞的。
姜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