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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学时代就开始读邵燕祥的诗，并能背诵他的许多天真热情的诗句。他的歌声里，有一种欢乐在燃烧，使人读后感到青春纯洁，生活美好，心胸里充满着明媚的梦幻。我记得，我的许多单纯得象一泓清水的同学，他们的心弦都曾被邵燕祥的青春旋律所拨动，眼里闪着更多憧憬的亮光。然而，在我刚刚告别少年时代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唱。我朦胧地知道他的歌声为什么消失，可是始终不明白这种使我热爱土地、热爱生活的歌为什么不能生存。大约是少年时代这种精神上的缘份，在七十年代后期，当我们祖国的车轮正常运转之后，我真渴望重新听到他那些没有唱完而我没有听完的歌。果然，邵燕祥又象一只不屈的报春的《布谷鸟》，对着再生的春天放声歌唱了：“羽毛被突来的风雨淋湿了／布谷鸟，依然向春天／唱着沥血的歌。／假如生活背叛了你／你不要背叛自己。”
读了他重新歌唱之后所写的诗，我感到这个内心倔强的人，他的歌声的旋律变了，由欢乐变成了深沉，由淡雅变成了崇高，由轻盈变成了悲壮。然而，他早年诗人赤诚的本性没有变。我们听听他的自白：
从前即使唱悲歌，
也带几分欢乐的调，
如今声音虽发颤，
我的心还不老。
……
我苦苦地寻找快乐的音调，
能从我的心弦，
蹦跳到你的心弦上，
可永远沉甸甸，
决不轻飘飘……
邵燕祥的诗确实变得“沉甸甸”了。他的诗，不再轻盈地翱翔于天空去欣赏金黄色的大地，而是脚踩大地沉重的泥泞深邃地思考着天空下严峻的一切了。他的诗凝结着沉重而又崇高的民族感情的负荷。他前进了，真正地前进了，成功地挺进到自己创作道路上的新里程。
我最初意识到这种前进，是从我自己审美感受中的一种变化而来的。读邵燕祥早期的诗，虽被感染，但似乎较少能引起我的再度思考。而读了他近几年来的诗，特别是《我是谁》、《不要废墟》、《长城》、《走遍大地》、《北京与历史》、《与英雄碑论英雄》这组长诗，却不能不再度思考。总觉得其中有些他过去所没有的深邃的思想情感，迫使我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去进行再度体味。我终于意识到，这六首诗标志着诗人一个重大的变化——思维结构的变化。而这种思维结构的变化又主要反映在诗的内容结构上的突破，这就是诗人在诗内容的排列组合上，注入了一种基本元素，即“历史”的元素。由于这种元素的作用，邵燕祥的诗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也起了变化。诗人站在时代造成的一个思想高峰上，从上到下地俯视古今，阅览大地，评点千秋功罪，特别是对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历史性灾难——十年浩劫，进行了一次自觉的、全面的、宏观式的思考。由于这种宏观式的大气魄的思考，他的诗歌呈现了新的结构，新的风貌。
应当指出，在新时期中，在自己的诗中注入历史元素的，并不仅是邵燕祥。作为我们今日诗坛中坚力量一翼的中年一代诗人，邵燕祥的同辈，如公刘、李瑛、流沙河、白桦等等，在近几年中，都写出了令人瞩目的优秀诗篇，而且，在抒情诗中都融汇了历史的元素与力量，这些诗篇，或者是反思民族的历史道路，或者表明诗人摧不垮的追求光明的信念，或者是对我们国家指导力量的深情信赖，内容的重心虽各有差别，但都在自己的诗中注入了历史元素。不过，邵燕祥这六首诗的问世却表明，他尽管还未能在这组诗中构成独立的美学体系，但他却比同一代诗人更自觉地追求历史真理，开掘蕴藏在我国历史沧桑中的思想深度与美学力量，更鲜明地体现了一代诗人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振兴中华的时代责任感。
作家与诗人在自己的思维结构上注入一种重要的新元素之后(有时是内容上的新元素，有时是表现手法上的新元素)，往往使作品具有更深广的思想容量与美学容量，从而出现创作的生机。邵燕祥的前进也证明这一点。但是，意识到必须注入一种新元素并不困难，而如何驾驭这种新元素，即如何使新的元素与诗的其他元素进行恰当的、富有艺术魅力的排列组合，却是真正的难点。例如注入了历史因素之后，就发生了古与今、民族情绪与个人情绪、历史偶然因素与历史必然因素的排列组合等问题。邵燕祥这组诗在排列组合上表现出几个特点：
(一)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而是面对严峻的历史事实，在时代理性的新高度上，予以重新认识。列宁在说明历史唯物论者思考历史的目的时说：“我们不预备做历史学家，我们所关心的是现在和将来。过去的一年，我们是把它当作材料，当作教训，当作我们往前行进的跳板看待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58页)邵燕祥也正是把历史作为前进的跳板来看待的，他关心的也正是现在和将来。因此，他在思考中，以“今”为轴心，把古与今统一起来，将十年浩劫造成精神废墟的历史事实与造成这种废墟的历史原因以及打扫这种废墟的人民(包括诗人自身)巍峨的信念统一起来。十年浩劫，显然不是时间老人无缘无故地扔到中国这块大地上的怪物，所以诗人反复说，他对皇帝不感兴趣，他写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有好古癖或排遣岁月、消磨时间的闲情逸致，而是把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历史性劫难，作为一种教训和探索未来道路的材料来看待。因此，诗人既以人民创造的历史而骄傲和自豪，同时又鞭挞阻碍我们民族前进步伐的守旧、野蛮与蒙昧。诗人审视十年浩劫造成的废墟，感慨系之，但决不气馁，失望。他以巨大的热情，描绘了历史转机中的我们国家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废墟中倔强屹立起来的不屈不挠的形象，伟大而美丽的形象，邵燕祥把她比作溅满白灰浆的罩着工作服的姑娘：考古学家不同意／关于新的废墟的命题／风尘仆仆的老人／指点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才是岁月的陈迹／古楼兰／流沙深埋了两千年／渤海国的颓墙，圆明园的断柱／毁于时间，毁于兵火／而我脚下的废墟／矗起了二十层的公寓／罩着溅满白灰浆的工作服的姑娘／正擦抹最高一层的玻璃窗／太阳点亮她的红头巾／点亮蓝天，鸽哨追逐着歌声／
(二)诗人在进行与历史的反思时，不是作为历史的旁观者与评说者，而是与历史共检讨，共忏悔，从而使诗在加强理性因素的情况下，又不失诗的最重要的情感因素，因此既显得豪壮，又显得悲切。诗人在《不要废墟》中声明：“废墟审视着我，我审视着自己”，诗人在过去的历史风浪中遭到不幸，一次又一次地“吞咽过亲者的伤心和仇者快意的痛苦”，但他以诗人的良知察觉到，造成这种不幸与痛苦的，除了时代的客观原因外，还有个人的主观原因，即积淀于我们民族每个个别成员中而往往未被充分意识到的民族性弱点。所以邵燕祥面对往昔的历史错误，并不回避自己的一分责任：“我咬破嘴唇，迸出声：活该！受够了命运的惩罚之后，我要对自己进行报复，对自己有过的致命的天真，对自己有过的迷惘和软弱，对自甘麻木的市侩之心，对玩世不恭的犬儒之道……”
(三)诗人在进行历史反思时，不是追求历史广度，而是追求历史深度，写出历史的本质必然，从而充分地表现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民族的典型情绪。托尔斯泰曾说：“历史要写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千百万人的生活。”“历史——艺术象任何艺术一样，不是往广度而是往深度发展。”由于邵燕祥在自己的诗中注入历史元素，也就是注入了我们民族亿万人民悲壮的生活，因此他的诗，自然就不仅是个人情绪，而是超越个人情绪的更博大的情绪，即民族情绪。而且由于邵燕祥也注意到历史性艺术不应往广度上，即不是从多种事件的排列上去追求，而应努力往深度上追求，即努力揭示历史现象所包裹着的历史本质，历史偶然事件(如十年浩劫)所包裹着的历史必然，给人看到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因果关系、内在联系；因此，邵燕祥的诗，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升华，即从个人情绪升华为民族情绪，又从民族情绪(一般的、非典型的民族情绪)升华为典型的民族情绪。因此，我们看到，邵燕祥在这组诗中，能爱能憎，磅礴着自己的个性力量和人格力量，表现了一个诗人的良知和独特的诗的风格。同时，他又把个人的爱憎升华到时代理性的高度上，分清什么是民族的骄傲，什么是民族的负担，什么是我们民族真实的性格，真实的愿望。所以，这组诗中的诗人的“自我”，是诗人自己，又不仅仅是诗人自己。它是一个体现着民族典型情绪的“自我”，是民族、历史、人民、祖国等“万物皆备于我”的“自我”，也是与时代精神统一起来的“自我”。这样，这个“自我”就超越个人的有限性，进入民族和时代的无限境界，而显示出崇高。邵燕祥在《我是谁》这首诗中使我们看到的“我”，正是这种“自我”。这个“我”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多重性的，他与祖国一起承受着欢乐，“是灯火辉煌的盛宴的参加者”，又与祖国一起担负过忧患，“是受灾土地上剜野菜的孩子”；这个我，曾护林，也曾胡乱地伐木；作过好事，也犯过错误；光明与黑暗，风风雨雨，时时角逐在这个“我”的心里。尽管这个“我”是复杂的，流动的，但有一点却是坚定不变的：我不是在外国人面前低首下心，在中国人面前趾高气扬的高等华人，而是十亿人中普通的一个挺起腰杆的炎黄的胄裔。很明显，这个“我”的情绪，是一种典型的民族情绪。如果说《我是谁》表现的是一种“横断面”式的典型民族情绪，那么《长城》表现的则是一种“纵深”式的民族情绪流动的历史。长城本身就是民族的象征。诗中的长城作为象征客体和诗人主体的溶合形象，作为第一人称的“我”的抒怀，他对民族道路的回顾、反思、展望，当然也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情怀，而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典型情怀。诗人在这首诗中表明人民的长城应当化为人民的骨骼、民族的脊梁的信念，这是我们民族自强于世界所必须的。我们的民族已从自己的土地上站立起来，已经做人，不再做奴隶。于是，他动人地写道：
长城脚下
不是唏嘘的地方
不是踌躇的地方
……
不要佝偻的背
不要迷茫的眼神
我的孩子
应有高傲的头颅
高傲的胸脯下
高傲的心
敢在禁区里散步
从多刺的玫瑰提炼香精
正是具有这种高傲的心和不屈不挠的性格，诗人确信，经过十年浩劫造成精神废墟之后，中华民族决不会被埋葬在废墟之中，而一定能够挖掘出废墟所掩埋的闪光的理想，不朽的信心，还会挖掘出“结成盐粒的汗珠和泪滴”，以及“折断了翅膀的快乐的歌声”。这是多么深厚崇高的民族情感呵！
邵燕祥在自己的诗歌中注入了历史元素之后，在诗的思想结构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思想结构的变化，邵燕祥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相应地做了一些探索。例如，《我是谁》、《长城》、《走遍大地》三首诗的“我”，内涵不同，审美视角也不同。《我是谁》从审视自身的内在世界出发，《走遍大地》，则是审视自身之外的外在世界，《长城》则有更广阔的时空观念，特别是更富于运动的美感。而一首诗中的各节也有变化。例如《不要废墟》中的几个组成部分，诗人仿佛也有意地让它们按诗的不同情绪和多种形式进行组合，从而使各小节也显露出不同风格，有的显得悲怆，有的显得沉郁，有的显得明快，有的(如《狂想曲填词》)则似乎是海涅式的《跳蚤歌》那样谐谑性的诗小品。(《与英雄纪念碑论英雄》则采取人与碑的对话形式。)由于思想容量的扩大，表现手法上注意更丰富一些，这种努力是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诗的艺术内容的新组合上，诗人已作出了重要的突破，那么，在艺术形式的新组合上，除了《长城》之外，还不能说已经有了重要的突破。因此，有些诗，与内容显得较为一致，有些诗则不完全一致。同一首诗中，各个组成部分也表现出艺术水平的不平衡，象《不要废墟》，有的小节写得充实、浑厚，有的小节则显得单薄，甚至有些呆板。这也许是在意象的组合与语言的组合上，还没有太多的更新。诗的思想的丰富与复杂，必然导致意象组合与语言组合的丰富和复杂，如果邵燕祥在这两种组合上有意识地注入一些新的元素，那么，他的诗可能还会有更大的进展。另外，这组诗带有很浓的理性色彩，这种理性，是以历史透视人生的理性，是把历史的反思与人生价值的思考结合起来的理性，因此，在诗中掌握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在排列组合时的比重是很重要的。邵燕祥有些诗掌握得很好，如《长城》，情足以动人心弦，理又足以启人智慧。(在这六首诗中，从内容上说，《不要废墟》最为丰满，从艺术上说，《长城》显得最纯熟)但也有理性因素组合得不太理想的，如《与英雄纪念碑论英雄》，这首诗的思想是有启发性的，但由于诗理与诗情的排列组合上，理大于情，因此显得有点概念化。总之，尽管诗人在艺术形式的新组合上已作了可贵的探索，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期待诗人积蓄更雄大的气魄，进行更有创造性的尝试。
一九八二年邵燕祥在诗歌创作道路上的发展，提供我们一点有意义的认识，这就是一个较为成熟的作家，在自己的创作走上成熟的道路之后，要突破自己已有的水平，继续前进一步是非常艰难的。但只要作家在自己思维结构上大胆更新，大胆择取新的养份，突破习惯性程式，他们是完全可以创造出更杰出的成绩的。一个有出息的作家永远不会自我满足，他们注定要艰辛一生，苦苦地探索一生，永无止境。我们相信，邵燕祥在一九八二年所达到的新境界，也不是他的终极境界。
刘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