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汇编》根据时代、作者先后划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八编，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三编不分体裁，唐分论文、论诗两部分，宋分论文、论诗、论词三部分，明清各分论文、论诗、论词、论曲四部分。上溯二千五百年余，下涉晚清末年，可谓浩瀚！可见编者的查书、缮录、校勘、标点、编排等工作的艰巨和繁重。
这本《资料汇编》的编选有其长处。
搞专题史的资料汇编工作的难处之一，是确定资料的选择标准。由于中国传统的修辞学不同于西方古代的修辞学，西方古代的修辞出自辩论之术，而中国古代修辞源于文章之术，古汉语的修辞学和文学理论、文章作法夹杂在一起，甚至还和哲学、伦理学、历史的经典夹杂在一起。所以，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如何确立选择资料的标准呢？当前修辞学界对于修辞和修辞学的定义的本身尚有争论，未臻统一。《资料汇编》的编者根据各家之说，“采用比较广泛的涵义，认为修辞学资料的内容，应该包括五个方面：(1)修辞的一般理论；(2)修辞的手法；(3)有关风格的理论和描写；(4)因文体不同而牵涉到的修辞问题；(5)修辞批评。”编者取这种选择标准是可取的，对修辞和修辞学定义有争论的，不论哪一家，都不会提出异议。一本资料汇编，作为工具书，确实应对各家意见都加以考虑、顾及，工具书才会发挥最大的效益。
另外，资料按时代、作者先后来编排，也是妥当的。搞修辞学史的研究就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和文学批评史的脉络也一致了，这样，作为研究修辞学史的工具书来说，为使用者提供了方便。编写者放弃按专题编次的计划是正确的，除了编写者考虑到修辞问题的专题不易确定、资料按专题编次会限制使用价值、资料按专题编次会支离破碎之外，要搞某一专题研究的话，若局限于本专题的资料，资料就会显得不够了。
笔者认为编写尚有可改进之处：
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魏庆之的《诗人玉屑》、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修辞学史上的重要著作，编者因嫌它们分量大，未选入资料汇编中。虽在书末附录的“史籍记载的修辞书目”中收入，但是影响了正文各卷目录的系统性。笔者认为，这类有代表性的修辞学名著，若限于篇幅不能收入的话，可以编入正文各卷目录中作为存目，那么正文各卷的目录也就更有系统，脉络、线索更清晰了，也方便了读者。
还有，有的重要的资料遗漏了，如明徐元太编的《喻林》没有收入，不能不说是一疏忽。
(《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郑奠、谭全基编，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七月第一版，2.50元)
品书录
孙传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