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年，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伟大的转折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我还记得六年前十月中的一天，在那黑暗的漫漫长夜里突然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所感到的兴奋和激动。当时的心情使我不由得想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那首诗中所表达的情绪。我一口气跑到满涛住的阁楼上，把这个喜讯告诉他。我们高兴得相对流泪。我们为党、为祖国、为人民，也为我们自己摆脱了沉重的枷锁终于重见天日而感到庆幸。我们相信美好的日子就要到来。不过，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最初的欢欣鼓舞过去以后，紧接而来的是全国性的两年徘徊。就上海来说，还得加上一年——那就是指没有从两年徘徊时期沿续“文革”的“左”的路线和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严重束缚中摆脱出来。但是，历史的潮流毕竟不可阻挡。三中全会召开了。这使长期被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所窒息的生机得以复苏。有人把它称为我国现代史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我很赞成这一提法，并且坚信我们的后代将怀着崇敬与自豪的心情把它载入史册。
恩格斯曾经谈到他和马克思最初读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以唯物主义思想冲破思辨哲学专横统治时所感到的喜悦。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这段经历还是充满激情地说：“这种解放作用只有亲身经受过它的人才可以理解到。”我想，我们在这几年中大概也有同样的感受。它涤荡了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似是而非的虚妄意念，摧毁了机械的模式，打开了封闭的禁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一切放在实践的法庭上去检验、去衡量、去再估价，从而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本来应该享有的声誉和光辉。要知道，这是我们经历了十年浩劫，作出惨重牺牲，在痛定思痛之后才得到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我们不珍惜以至忘记了这些用苦难换来的经验和教训，那将是对人民的犯罪。
这些年，我们的理论工作的发展是有起伏、不平衡的。目前，我们的经济学正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一领域内，锐意革新思想冲破了因循守旧的藩篱，呈现了空前活跃繁荣的局面。(例如，象孙冶方同志那些过去曾被目为异端邪说而实际上却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精辟深刻的科学观点，今天受到了普遍重视就是明证。)我想，这和这个领域中在学术上坚决贯彻自由讨论方针是分不开的。自然，其他学科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进展。我在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拙文选集的序言中，曾扼要地说到我对这几年文艺理论方面的一些看法。我觉得，看不见这几年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绩是不对的。不过，为了前进，我们更应该看到我们的不足之处和缺点错误。
在文艺理论方面特别显著的问题是，读者对于那些说来说去仍是那么几句话的反刍式的文章是感到多么厌烦！我觉得奇怪，为什么时至今日在文艺问题讨论中时或见到的那些简单化的偏见竟是几十年来从未中断的旧主张旧观念？它们似乎在新文学史的洪荒时代就已存在，尽管在不同时期换上了不同的服装。我们是不是要象斯宾诺莎那样对它说：“无知不是论据”？当我们读到那些纠缠不清的驳诘、论理、争辩……我们不禁会想到契诃夫在一篇小说中所嘲笑的那些头脑简单、思想冬烘、愚昧无知的人。这篇小说曾经这样写道：“哪怕跟他们之中最有思想的人，只要说，‘人类往前迈进，再过下去，就会用不着护照和死刑。’这时那位居民就会斜着眼睛，满怀猜疑地瞪着他问道：‘你是说，那时候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大街上杀人吗？’”在文艺的争论中，我们有时也会陷入这样的窘境。在这样的对手面前你可以说什么呢？任何充足的论证都将失去说服力。在我们的文艺理论中是不是还残留着一种用引证代替论证的反科学倾向，就如海涅的讽刺诗《宗教辩论》所提到的犹太拉比把他的圣书《泰斯维斯—钟托夫》中的每句话作为不容反驳的最后结论一样？这是从事理论工作最省力的办法，不用思考，只要会背诵就行。我以为这些是我们必须注意加以克服的弊病。
我在本集所收的一些文字中还提到文艺理论界所存在的另一些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这些意见可能有不成熟和不正确的地方，但使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没有作违心之论，它们本于我的信念，出于我的思考，其中有些问题甚至曾经在我头脑中萦回多年，虽然我在写作的时候只能利用业余的有限时间，断断续续匆忙急就而成。我想，每个写作者都会懂得缺少连续性的写作时间将会给写作带来多少困难。
一九八三年一月九日记于上海
(《文学沉思录》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