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过一套小品文集，其中有一本《巴黎游记》，作者是徐霞村，一九三一年十月出版。
徐霞村是一位翻译家，专攻法国文学，还写过一部《法国文学史》。最近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霞村同戴望舒合译的《西班牙小景》，那是西班牙现代散文作家阿索林的名作。徐霞村先生还于一九八一年八月新写了“重印前言”。近数十年来，我们也很少听到他的消息了。他的散文写得简洁流畅，《巴黎游记》可称是翻译家的散文。我很喜欢这部游记。书名虽然标明是“游记”，但对单纯喜好探寻巴黎风光的读者来说，一定要大失所望，因为从始至终作家绝少写到风光，即使写了风光亦非单纯记景，重点还是在写人物，景者，陪衬也。如果把书名改成《巴黎人物素描》，我看亦是切题的。徐霞村的游记倒为我们今天写游记的人提供了另一种式样，证明游记的天地本是十分宽广的，不必拘泥于浮光掠影地只写目见为实的死景，或侈谈人尽皆知的历史背景。游记可以写风景，但那景物是活生生的，既有与今天呼应的活的历史，也应有各色人等活在风景之中。说到底读者记住的不是作家描绘的风景，而是透过风景看到作家的思想和感情。离开作家自己的真实思想，真实感情，光是记录外部感触，肯定是冷漠而无味的。可惜目前报刊上还有不少这样流水账似的游记发表。
请看徐霞村仅仅在驶法途中的轮船上究竟写了多少人物呢？香港小女孩、赶马车老人、舱长和胖女人、归国的法国军官……一条“阿多斯号”船，充溢着迷人的生活气息，使读者亦生活其间，一路上颇不寂寞。到了巴黎，作者无意于猎奇风光，凡是写到之处都不过是陪衬人物行动的需要，这是写景的高招，既自然，目的也明确。写那个失业的瑞士青年和房东女儿若尔曼，当然比单纯写风景更深刻，实际前者写了繁华巴黎背后的阴影，后者写了巴黎寻常人家的习俗，都是了解巴黎生活的最重要的笔墨。更难得的是作家的文笔简练，有时仅以千字左右的篇幅便画出了巴黎的风貌。
书中有一篇《我的书店》，写出书店老板和老板夫人的性格。老板是有些文化教养的，你若进来找旧籍，他显得活跃；你若进来买新作家刚出版的书，他会一边给你找书，一边劝你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一部很好的名著，理由是：“这个年头的作家真是乱七八糟……”。书店老板夫人呢？她有着一张贵族式的面孔，是一个有点神秘的女人。她甚至到过上海两次，一边在称赞着中国人如何慷慨和气，一边却在打中国人的主意。一本只值六十四个法郎的旧书，她忽而节外生枝地索要中国币，没有吗？只好请你付六百四十个法郎……这一切亦不过只用了千把字便完成了。徐霞村的《巴黎游记》，顺便又解答了写游记是短些好还是长些好呢？
《西班牙游记》
《西班牙游记》，上海良友出版公司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当时只印了一千册。作者邓以蛰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这是他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间游历欧洲时写下的散记。
游记究竟怎么写为好，邓以蛰的这本书亦可作为参考。作者自认为这本游记只是“笔记”，即未经整理过(或略加润饰)的原始记录。这种游记只是以记录所见的风光为主，可以起到引领读者目游的效果；这还是指那些写得细致生动的部分而言，若只流水般地呆滞实录，充其量不过是一份游程备忘而已。所幸邓以蛰的这本《西班牙游记》还有特点，一是记录所见大有选择，力避烦琐和一览无余；二是乐于直抒所感。比如游览巴黎，他关心的只是巴黎的建筑艺术，而且敢于冲破一般浮泛叫好的俗见，甚至不少贬词。他对世界闻名的巴黎铁塔便无好感，认为那简直是工业式用具展览会里的陈列品，“越放大越觉得可笑，越觉得丑陋的一件东西，正不解何以能同高大的凯旋门生存在一城之中。”作者很可能是从建筑艺术和谐统一的角度来欣赏这两大建筑的，至少这种直抒印象不人云亦云的风格还是很吸引人的。
作者对巴黎的别样见解，果然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张奚若教授当时就给邓以蛰写过一封长信，特意指点作者要慢慢体味巴黎之美，并以为凡是喜欢故都北平生活的人，也应该喜爱巴黎，因为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的优点和弱点。
作者在西班牙观舞的记载也很有趣，那是在圣赛白斯底安的一个小戏馆里，剧场是“圆形构造，楼上环着一层包厢，正面是一小小舞台，贴近台下面是乐班；池子内摆满了小桌子，或方或圆，酷似大栅栏的戏园内往日的样子，茶壶瓜子换上酒<SPS=1403>酒盏就是了。”这让我们联想到清末民初的一幅广和楼图，恰可为研究世界剧场建筑艺术史的人提供了生动的资料。
《斗牛》一篇写得绘声绘色，如临其境。到了西班牙不看斗牛是不能尽兴的。但是，据作者说他看了四个小时的斗牛，结果头痛了四五天，这是因为牛与马最后的惨死，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通体来看《西班牙游记》这本书，仍嫌涉笔过于简略，不足以窥见当时西班牙的社会风云和人民的生活，尽管书中附有不少照片，那景物亦还是静止的，不能真正体现时代的印迹。作者是一位知名教授和艺术理论家，生活的圈子有限，这也限制了他的广阔视野。他还著有《艺术家的难关》等书，纵论音乐、绘画、雕刻。现在久矣不见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了。
《欧行日记》
以日记的形式来写游记的作品可谓不少，郑振铎的《欧行日记》亦是。本书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出版的。作者在《自记》中说：“这部日记，其实只是半部之半。还有四分之三的原稿，因为几次的搬家，不知散失到什么地方去，再也不能找到。”日记始作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从上海码头登轮赴法国起，至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实际三个多月的时间。
郑振铎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这部《欧行日记》不止是行程纪历，因此读来并不枯燥。比如他在轮船上思念祖国，怀想旧友，遂在船上写了一篇散文《回过头去》，其中记叶圣陶便很传神，让我们如见青年时代叶先生的面影：“圣陶，别一个美秀的男性；那长到耳边的胡子如不剃去，却活是一个林长民——当然较他漂亮——剃了，却回复了他的少年，湖色的夹绸衫：漂亮——青缎马褂，必恭必敬的举止，唯唯呐呐若无成见的谦抑态度，每个人见了都要疑心他是一个‘老学究’。谁也料不到他是意志极坚强的人。这使他老年了不少，这使他受了许多人的敬重。”郑振铎还写了同船赴法的女作家陈学昭，又写到在巴黎相遇的朱光潜、梁宗岱、敬隐渔诸人的行踪，读来很有兴味。郑振铎看重友情，甚至在梦中还遇见了瞿秋白同志，他说：“好象见秋白的肺病的非常可怕的样子。”
当然，作者又是一位学人和藏书家，在巴黎除了去国立图书馆借阅馆藏中国小说戏曲图籍以外，便是游览艺术馆和博物馆。一般读者可能嫌其记录稍烦，若是同好又可作为史料来读。这是学人游记的特点吧。作者甚至记下了轮船餐厅一日饭菜的详目，以及一份船期行止表。这只能是有搜集癖的人才干的，往往成为日后不可再得的资料。
郑振铎说，这部《欧行日记》“也许还杂着些具有真挚的情感的话”，又强调它是“不经意的写作”，本来只是写给一个人看的。不过我倒觉得其间还是经过了作者的一番整理，一来当初先是有草记本，后经誊抄；再是出版前的编辑加工。这次出国，作者在书中说是为了“研究文学”和“写作”等等，其实真实情况是一次不得已的政治逃亡。大革命时代，郑振铎不仅是位活跃分子，他还担任了一部分公开的实际领导工作，因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他的处境很危险，不得不远走异邦。这些原因在书中不能不有意隐去。然而细心的读者在字里行间仍可看到作者的某些异常的感情苦闷，如临别家人时“竟呜咽的哭了”。又如在国外“愁绪无端，搅腹穿肠，将如何拂拭得去！？”难言之处还是不能公诸世人。这样说来，人们常说的日记文字最能见真情，无雕饰云云，只能是就一般情况而论，不能一定的。
姜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