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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鲁迅先生离开他热爱的祖国与人民，转眼将近五十个春秋。在他逝世后十二天，茅盾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上海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发表悼念文章，强调指出鲁迅文学遗产的巨大思想价值；文中提到一个日本朋友说，到目前为止，东方还没有一位思想家或作家，其伟大和对人们产生的影响能同鲁迅相比。五十年风云变幻，史册增添了几多新页，“红树青山直如昨”！只要我们举步向前，抬头就看见他的背影。他揭露古老中国国疮的呐喊，剜剔毒疮的韧性的战斗；他向社会提出的问题，对读者讲的话，指的路，都使我们更为鲜明地感到，他留下的充满了活力的思想遗产，具有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
两年前一位研究者说：“据有人估计，我国约有五百人较为熟悉鲁迅，也有较高的研究水平。”这个估计没有注明材料来源，“熟悉”一词的含义似太宽泛，五百人在十亿人口中只占二百万分之一。若按通常对“熟悉”字义的理解，那末真如李白所吟唱的了：“古来圣贤皆寂寞！”看来，“史无前例”的十年间，围绕着鲁迅所出的印刷品，绝大部分不幸只起了浪费和污染的作用。我们希望新的一代了解他，认识他，从他那里汲取思想力量，但愿先生再也不是在旷野上呼喊。因此，当朱正同志将他的《鲁迅传略》增订重写本呈献给读书界，叙述简洁有力，解析使人信服，写出了一个真实的鲁迅，可能引起人们阅读鲁迅著作的兴趣，不能不对他表示欢迎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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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重写本对初版做些什么改动呢？作者在《重版后记》中说：“主要是纠正原版史实上和提法上的一些错误，此外就是把许多转述的史料改为直接的引用，以避免转述文字的不够准确。”
其实，并不止此。初版几乎完全被改写了，字数由十万增加到二十万，各章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动，又增辟了两章，共计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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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的特色，首先在于让事实说话，材料真实可信。编写初版时，作者就给自己规定了“决无一字虚妄”的原则，增订改写时更为执着地信守这一约定。正因为立足于事实，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有可靠的根据。下笔时或借原著烘托，或引书信阐明，或采日记做证，请鲁迅出来现身说法，或让亲近的人出面回忆，并谨慎地吸收了多年来鲁迅研究的成果。真实本是人物传记的生命。只有传奇、演义和“正传”、“外传”、“别传”，才容许想象驰骋，彩笔横飞。《传略》做到了不用拟似的可疑的材料，加以炮制生发；决不想当然地强作解人，生硬联系，加温拔高。第一章就显示这一特色，根据鲁迅所藏早年书籍，所写回忆，写出他少年时代爱读书，但对书本不迷信，不盲从，读了《花镜》、《二十四孝图》等能独立判断。阅读若干典籍和野史杂集，引动了仰慕故乡先贤的情怀。以后从家境的骤然败落中，少年鲁迅看到了人间世冷酷的面目，开始产生对旧社会的憎恨。及至甲午战争惨败，清廷腐朽大暴露，祖国风雨如晦的景象加剧了他的忧虑。民族前途的危急，越发使他痛感家门的不幸，推动他辞亲远游，离乡踏上人生的征途。这些叙述清楚地表示，正是在如此家国、如此时代中产生了鲁迅，而鲁迅又是在如此家国、如此时代中发愤成长。读来觉得合情合理，没有欺人之谈，在清淡无奇中显示了特色。
书中不回避鲁迅个人的重大事件，例如对他的婚姻家庭生活作了介绍。本来，每个人都充满着对幸福和爱情的憧憬，每个人都有权享有诗一样美丽的爱情。然而古老的封建世俗，顽固地以压抑人情、使其异化而为快。鲁迅在这方面既受到恶意的误解，也获得爱护的化解，乃至避而不论的严谨的“理解”。旧时代的价值观念不甘心死去，容不得人们跨越一切鸿沟，强烈执着地去爱其所爱。朱正破除了忌讳，给予恰当的说明。在第三章中，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鲁迅日记中摘引三句，有力地暗示了封建包办婚姻所造成的苦果。到第八章，作者提出“鲁迅为什么要离开他工作和战斗了十五个年头的北京到南方去”的问题，在考察了条条解释之后，自己回答道：“鲁迅离开北京，也许有避开政治环境险恶的北京的意思，也许有靠近革命正在起来的南方的意思，也许还有若干种其他的考虑。不论怎样说，现有材料表明，在所有各种原因之中，他和许广平的关系确实是原因之一。”没有这一章的叙述，那末，“十年携手共艰危，相濡以沫亦可哀”的生活和工作就没有着落了。这并非只有朱正才看得到，不是这样的；可贵的是他看到以后能够讲出来，说清楚。到第九章中，作者说到《两地书》原信，鲁迅所用的信笺，有两页印着通红的批把，有了莲子的莲蓬，和“老去同心住翠窠”的题画诗，令人读了不觉莞尔。作者对于足以展开主题的某些细节也不放过，可见取材之细致和精当。
书中对材料的鉴别很认真。有人说，一九三三年鲁迅与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会见用餐时，“作了非常精彩和诙谐的交谈”，鲁迅还说他将来“可以不姓周和鲁，而只姓‘社’，因为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一定会胜利”。作者引用午宴主人宋庆龄的回忆，说那天“林语堂和他滔滔不绝地谈话，致使鲁迅等没有机会同萧伯纳谈话”。(页303)瞿秋白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就义于长汀罗汉岭前，有人说，“鲁迅一时得不到信息，所以在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九日还在极力设法筹资〔营救〕。”作者引用六月二十四日鲁迅致曹靖华信，说明惊闻噩耗传来，“以为哭是无益的”，已决定整理出版秋白遗稿，以示痛悼。二十七日致萧军信中又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页333)其他不少辨别和正误，不能一一列举。《传略》并不是一本考证史实的书，然而却是一本依据考证的成果写成的书。
书中对问题的讨论和分析很慎重。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鲁迅到北平探望母病，有些后来的回忆，夸张当日政治气氛如何紧张，编派鲁迅如何进行革命鼓动，提出发动斗争要求。作者引用鲁迅自述，说明在亲侍汤药、应邀演讲的余暇，间或也到琉璃厂访购笺纸，还想回北平用一两年功，把多年想编的“中国文学史”编出来，说北平的压迫没有上海厉害等等，不露痕迹地排除了某些不可靠的说法。至于后来何以打消拟议，则从日寇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华北军政当局易人等因加以说明，一目了然(页297－298)。又如人们很感兴趣的毛泽东与鲁迅两位历史伟人曾否谋面问题，持会面说者尚坚执己见，且不论一次会见便能对中国历史行程发生何等影响，首先有个曾否会见的事实问题。作者引用冯雪峰追述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一次晤谈，毛泽东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页326)。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本书不迎合随心所欲的摆弄。
再如鲁迅与尼采思想的关系，作者引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一大段话，并指出“当时鲁迅对十九世纪末叶欧洲哲学思潮的看法是一种错觉。”“产生这种错觉的基本原因，如同瞿秋白所分析的那样，是当时鲁迅正痛感到‘市侩和守旧的庸众’阻碍着改革，所以尼采对所谓‘庸众’的攻击就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鲁迅的共鸣。而鲁迅当时的哲学修养，又还不能分辨反对新兴阶级的‘超人’学说和反封建的个性解放思想的本质区别。”(页60)着笔不多，就将这一桩公案讲明。还有一些讨论和驳议，不能一一列举。《传略》并不是一本进行论战的书，然而却不动声色地反驳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说法。这也是不能忽略的。
对于鲁迅某些作品的解说，新版有的地方改变了角度。例如历史小说《采薇》，初版称：“讽刺了对自己人民不负责任而又反对当时武王领导的解放战争的伯夷和叔齐。”新版则根据鲁迅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指出《采薇》“是对所谓‘王道’政治的虚伪性的揭露”(页337)。
《传略》对于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表述，自筑蹊径。对戊戌变法，肯定了它同时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与鲁迅保持一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抄“一声炮响”外因为主的说法，而从袁世凯在万众唾骂下难堪地死去以后的国内形势说起，在时间上与一九一七年一月及二月《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的发表衔接起来。这时候，俄国的“二月革命”也还没有爆发呢！
叙述的简要，文字的朴素，也是本书值得一谈的特点。既名之曰传略，就应该求真提要，繁简适中。从卷帙甚多的鲁迅著作中，浩繁庞杂的各色资料中，本书撷取其粹而彰其实，贯通其事而扬其情，娓娓道来，论述中肯。书中颂辞甚少，善于铺叙具体事实，绘出先生的感人形象；字面上并无藻饰，阅读中却觉得有声有色。这种质朴的手法往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特别是从鲁迅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看来，《传略》写出了水平，提供了榜样。这一点需要充分估计，更需要留请读书界仔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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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草创《史记》时，写过一封自传式长信回复老朋友任安，诉说自身遭逢的不幸和著书传世的抱负。他想到不少历史人物，受人陷害，“身残处秽”，但能“受辱而不羞”，奋发有为。提及周文王、孔仲尼、孙武子、屈大夫等辈，真是慨乎言之，一唱三叹。他遇到了一个汉武帝，就惊怪嗟叹不已。其实何庸谈<SPS=1415>里蚕室，后世受囚著书的例子太多。不少名著的出生地，并非优雅的书斋，竟是严酷的牢狱。且不远说，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罗莎·卢森堡的最后一束感情丰富的《书简》，安东尼奥·葛兰西密密麻麻近三千页《札记》，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都是在囚牢里含苞开放。即使有了优良的社会制度，当它摒弃自身的神圣准则，社会政治生活误离了常轨，那末，隔离反省，强迫劳动，仍然是一些作品发育的胎盘。说什么小资产阶级最爱表现自己，世间一切有情，百转千回，无不想表现其幽思衷肠。<SPS=1659>天<SPS=1667>地，追求真理的思维活动是无法封禁的。朱正其人也正是在这里发愤著书的！
朱正现年五十有一，近三十年来，几度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虽被关押、劳教、开除公职，长期含冤莫白，可是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从没有丧失过对祖国前途、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正义性的信念，研究鲁迅、服务于人民的决心始终未死。他的《鲁迅传略》初版本就是在禁足时写成，又在受管制中准备修改重写。这一本书，随着我们多难的祖国，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朱正上中学时，就立意要研究鲁迅的生平和著作。鲁迅教导人要疾恶如仇，敢于斗争，朱正便从鲁迅那里学到了最初的是非标准和政治观点。那时他还没有读过一本马列主义的书，对共产主义所知甚少，但他毫不犹豫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朱正在与人书中说：“这个观点就是从鲁迅那里得到的。后来，我不论遇到多少曲折和坎坷，也从不追悔青年时代的这一选择，并且认为这是自己学习鲁迅著作的第一个收获。”
朱正解放后初参加工作，那时实行供给制待遇，他把每个月很少的一点津贴大部分用来购买有关鲁迅资料。正要动手写作时，突然被一阵天外卷来的暴风吹断了，一九五五年被列入斗争对象。七批八斗，弄了一年，查明了并无一条反革命材料，于是由“反革命小集团”、“反动小集团”递改为“思想落后小集团”。厕身于斗争对象后，不准看书报，成天面壁反省，他就凭记忆中的一些材料来构思如何编写《鲁迅传略》了。趁写交代材料之便，赚得几张稿纸，装作写交代而写了一两页《传略》提纲。一九五六年听候处理中，在单位内做点抄写工作，获准在大门内自由行走。他珍惜这点自由，动笔写筹思已久的《传略》了。这样的境遇倒也有些优越性：处于隔离状态，没人来谈天闲聊；不准外出，省得逛街看戏浪费时光，居然在晚上连续一个半月时间内完成了十万字的初稿。“仲尼厄而作《春秋》”，孔丘要叹生不逢辰，那时没有钢笔稿纸，无人管饭，写不出这么多字。唯一缺憾的事，无法利用存放在家的资料，不能不使原稿存在一些缺点错误。当时每月二十号发工资，还可接见家属。同年五月二十日，他背地拜托母亲把书稿带出邮寄北京了。真是“中华儿女多奇志”！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作家出版社印出的《鲁迅传略》，成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献礼。这是朱正的第一本书，也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鲁迅传记。此刻作者年方二十五岁。
《传略》出版后，朱正自知其中还有错误，便陆续进行修订补充。可是，这项工作又被一九五七年众所周知的风雨打断了。反右扩大化，朱正当然入选，他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
周恩来总理说过，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是热爱自己的专业。劳动教养也没有使朱正忘情于鲁迅传记的写作。在白马垅劳动中，他从报上看到《鲁迅日记》出版广告，便寄钱到北京邮购。后来队长查信、喊他取书时说：这样的书有什么趣味！他让家里寄一些资料去，有些遭到检扣。一九六二年十月后，解除劳教，顶戴齐整，回到长沙老家，靠体力劳动在各处做临时工糊口。朱正劳动之余，又拿出鲁迅资料，考证史料的情伪，写下不少笔记，其中主要部分成为十几年后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的原稿，也为《传略》增订改写本做了切实的准备。
一九六六年狂<SPS=1877>从天而降，全国动乱失常。朱正在一九七○年被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徒刑三年。节衣缩食换来的书籍抄走了三麻袋，手稿片纸不留。又得去滚一身泥巴了！所幸劳改队里讲政策，不禁止读鲁迅的书，于是朱正工余偷闲再理旧业，居然写出了鲁迅传的若干片断。
一九七三年冬，朱正刑满获释。这时他不仅是“现管右派分子”、“劳改释放犯”，而且是“现管四类分子”，日常有规定的劳动、学习和汇报，外出要经批准。天可怜见，大写的“人”有多强的适应能力啊！朱正不久便习惯了这种新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又重整旗鼓”，重新写出《鲁迅回忆录正误》稿子。
在一切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时代，要打破精神枷锁，排拒逆流前行，敢做有关鲁迅史料的正误工作，甘冒犯下“恶毒攻击罪”的危险，是要有追求真理的非凡的勇气，是要把头颅提在手上的。当有关鲁迅的史实被异怪歪曲解释时，朱正所做的正误工作，应该看作是对中国人民积蓄和压抑已久的正气的发扬。我有时想，朱正其人的这些经历，同这本《传略》展现在读者眼前的鲁迅的形象，是不是也有某种因果联系呢？这使我想起聂绀弩在四十年前就说过的话：
“怎样的人物笔下，只能写出怎样的鲁迅来。”(《聂绀弩杂文集》，三联书店版页33)
这时正是决定我国命运的一场大决战的前夜，丙辰清明节曲折地标志着全国人民公开要求讲真话、敢于挺身讲真话的起点。人们不约而同，要求讲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和生活感受，成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再勃起的前奏曲。朱正的《正误》，是这一思想激流中的一朵动人的浪花，这一点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份！周建人在纪念鲁迅诞辰百年纪念的《一个世纪三个时代》一文中，提到《正误》中“对介孚公有比较准确的评价”，他说朱正“不一定会知道我家中古老年代的事，根据材料分析出来的结论却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鲁迅研究年刊》，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页2)。黄源追忆鲁迅书简，论及鲁迅何时得知瞿秋白被害消息说：“朱正同志的科学考证，给我很大启发。”(《忆念鲁迅先生》页79)他们提到的科学考证，是朱正在那使人精神分裂、伤怀发疯的年代进行的，也是增订重写《鲁迅传略》的直接准备。
其后就是眼下万众欢呼的事。“多难兴邦”，祖国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党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论断、新决策，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新时期的明丽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朱正的霜鬓和沉思的脸庞，好事一个接着一个来到了。其它无庸细说，朱正得以出版了《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手稿管窥》，还有这本新版《鲁迅传略》，奉献给伟大的祖国人民，奉献给伟大的鲁迅。这本书从初版到增订重写出版，时间一晃过去了二十五年。就这么一本书，要用青春和生命，蘸着自己的血汗才能写成。然而朱正并不怨嗟，他说：“我希望，一切不公正，一切灾难，都到我为止。”
我想起两句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时代大铁椎如何锻炼人哪！可是朱正在与人书中又说：“逆境是可以锻炼人的，有人确实经受了这种锻炼而更加成熟、坚强；但同时，逆境也可以<SPS=0476>丧人，更多的人确实经受不了这种<SPS=0476>丧而颓丧、虚弱，甚至死亡。我们应该希望人在处于逆境时尽量坚强，但是我更加希望不要无端地把一个人置于逆境之中。”他说的道理多么恳切啊！
如果只看到朱正有才情，能忍苦，他写的书就能出版了，这也是个误会。首先，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平反冤错假案，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若不破除迷信，就根本不可能有这本书增订出版。党根据新情况制定的一系列创造性的新政策，为万民万事万物的生长发展造成了一个生机蓬勃的新环境。其次，如果没有忠诚于党的事业的老前辈老同志们和出版社的热诚援手，一九五六年以半页退稿信就能使本书的初稿咽气了。这中间特别是冯雪峰同志，即在他后来不能掌握自身命运，受着肺癌的无情折磨时，仍然不顾一切地支持、指导和他从未见过一面的朱正的工作。理当感谢雪峰同志，他的襟怀宽广，情操高尚，无愧于是鲁迅亲密的战友。谈论《传略》而不及这两点，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篇幅不容许细谈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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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至此，还要就本书所提供的内容，提出一点商榷意见，以就正于作者和读者。
作者不同意大量把小说直接作为传记材料来使用。他注意到这个问题，但自己处理中有时放松了约制。
鲁迅的《一件小事》，我想是可以当作他的自述看待，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自我分析和自我批评。《<SPS=0362>徨》的调子低沉，各篇里的男女主人公，正象茅盾说过的，“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鲁迅论》)《传略》的第一章(页5)、第七章(页177—178)都谈到“《孤独者》是鲁迅小说中自传成分最多的一篇”，“写的都象是鲁迅自己的事情”。又强调“就是魏连殳那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和当时鲁迅的思想也是有某种共同之处”，并引写小说前四个多月给许广平信中所流露的思想情绪相对比，“难道不是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吗？”这都在证实着小说的自传性质了。
鲁迅笔下所写的人物，固然有的也反映了鲁迅当时思想上的痛苦和矛盾，可是，即使以第一人称写出的作品，却仍和他本身根本不同。他描写这些颓唐的人物，正是为了暴露和批评他们。《在酒楼上》、《孤独者》的主人公，都怀着苦闷、失望，又抱着某些希望，作些挣扎，不幸都失掉了改造生活的信心。结果魏连殳在毁灭自己，吕纬甫在明知故犯，“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只有归于消沉，化为令人痛惜的悲剧。需要强调指出的，应该是对主人公的严厉谴责和哀其不幸的思想意义与抒情色彩。只怪作者对鲁迅的家庭和身世太熟知，察及微细，下笔又带不住，形成这种论述上的失误。
鲁迅著有杂文集十六本，小说集三本，还有散文诗、回忆录等，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百科全书，反映出二十世纪初年到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世态，人民生活，压迫和抗争，以及血染了的经验和教训。杂文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杂文比他的小说更重要。正如冯雪峰所说：“鲁迅在他的杂文里，成为伟大的政论家和中国前无古人的文化革命巨人，同时他是伟大的和最有他自己特色的散文家。”(《鲁迅的文学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版页266)我粗略地查检《传略》，除去散文诗、回忆录，列举和征引的杂文约九十八篇，从第九章到收尾只占四分之一。其所引用，不外说明传主事迹和思绪，而较少侧重阐发其思想遗产的价值，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弱点。自来文章之美，难于兼擅，传略固然不同于思想评传，而鲁迅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化的伟大的代表者，是我国古老社会及人民斗争的最深刻的反映者，读其书，知其人，正是为了借取他的思想光芒来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这应该成为《传略》充分包含的一个重点。
至于有关左翼阵营内部当年的论争和纠纷，早已到超脱怨嫌的时候了。是否可以着重清理历史经验，总结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起始是在所谓“打击封建意识”中错误地批判了鲁迅，引起猛烈的论战。接着一致对抗反革命的“围剿”，推戴鲁迅为主将，实现着他早有的预想：“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值得研究这时反文化“围剿”的战略和策略，如何互相支持，彼此声援，争取友军，共同对敌，从各个方面击破敌人，终获全胜。百川殊途而归大海，出现了积极的结果，启发了随后的新运。尤其是何以能克敌致胜，条条大路怎样通罗马，不须从概念出发，而应详究实情，具体分析，展开既有丰富材料、又带理论色彩的讨论。这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毛泽东说：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个“最奇怪的”“可以深长思之”的问题，不是很值得以确实材料为依据而加以分析研究么？不正确解释这个“最奇怪的”，就不能够确切显示历史的真相，更不足以策励来兹！这里面的实质长久被忽视，未得到认真剖析。现时必须使沉埋了的本质和精神苏醒过来，鼓励和帮助我们在“四化”建设中再前进！
“四人帮”肆虐的十年，对于鲁迅和鲁迅研究也是一场灾难，一种极大的不幸！鲁迅被簇拥着移置于奥林比亚山上，完全是对他的曲解和侮弄。这一恶果是不能小视的！但愿朱正同志再拿出几年时间，写出侧重鲁迅思想遗产的传记，涉及文学、艺术、政论活动与其社会思想的全部菁华，启迪人们继承和发扬那些经受了时光磨炼而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财富。对善于学习、长于思辨的朱正同志，我们读了《鲁迅传略》之后有着这样的期待。
(《鲁迅传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0.93元)
(本文文前头像为《鲁迅传略》作者朱正，丁聪作)
戴文葆/丁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