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达尔文回忆录》中译本，系达尔文晚年所写的并不准备发表的回忆录。它写得亲切、和蔼，读着使人感到沐浴在一种慈爱和宽容的气息之中。尽管达尔文认为：“我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距死不远。我完全不必顾虑到它的文体优劣了。”但是回忆录文体的优美依然令人心醉，特别是对童年生活和美尔堂附近大自然的描写，更令人神往。毫无疑问，这个时常逃学而又被人认为智力平凡的顽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是同他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所分不开的。我们从晚年达尔文的回忆中仍可以感到，他对大自然依然洋溢着一种不胜言表的感情。田园、乡村的自然景色，森林、湖泊的旖旎风光，熏陶着达尔文对花鸟虫草的兴趣，培养着他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在收集矿物，采摘植物，捕捉昆虫，制做标本的过程中，不仅使达尔文感到无限的乐趣，更主要的是萌发了他怀疑上帝的思想。达尔文就是带着这个思想，以“不务正业”的博物学家的身份(他的专业是医学和神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贝格尔”号舰上的航行。
　　在长达五年的环球航行中，决定了达尔文今后全部事业的道路。在颠簸的海洋上，年轻的达尔文面临着严峻的抉择，要么把他收集的足以证实上帝虚幻的实物和他的考察日记抛进大海里，不然他就得做好承受千刀万剐的勇气而把上帝抛进大海里去喂鲨鱼……
　　“这真是该死的教义！”达尔文终于选择了后者，历史应该记住这个诅咒。
　　在这以后的整整二十多年里，达尔文为其理论的日臻完备，为其学说的严密无懈，进行了大量的艰巨劳动。收集、观察、思考、写作……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就是这一科学过程无数反复的思想产品。《物种起源》表明，达尔文不仅抓住了新世纪的曙光，而且，他还给了新世纪一个太阳。
　　恩格斯在论及费尔巴哈的那本著名的唯物主义论著《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时说：“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虽然，费尔巴哈和达尔文是在同一时代的不同领域中向上帝发起了冲击，但是，若用恩格斯的这段话来评价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是当之无愧的。费尔巴哈的功绩是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而达尔文的发现却更以其雄辩的科学依据，使这一现实成为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和理解的简单事实。
　　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下午四时，七十三岁的达尔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与世长辞了。他再也不能在风光明媚的大自然中散步和远足了，再也不能在遮天蔽日的大森林中收集和采摘他心爱的动植物标本了。他没有留下遗嘱，只有一篇充满着童年欢笑、科学思想以及他谦逊精神的《回忆录》；虽然他自称问心无愧，没有什么重大的罪孽，不必请求上帝的赦免，但是依旧事与愿违，身不由己，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墓地上，被迫天天听取牧师们的祈祷声，而不是沙径区的鸟鸣，美尔堂的风声和鱼儿的跳水声。这真是教士们对这位反宗教斗士的嘲弄。无怪乎美国至今有些州还立法规定，学校不得讲授进化论，或者必须同时讲授创世说。宗教的十字架现在还在影响着进化论的传播！
　　　
　　(《达尔文回忆录》，毕黎译注，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1.05元)
品书录
李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