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这是多年来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到老百姓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不但企图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实践上进行了不少试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等等，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在寻找更快地推动我国社会向前发展的途径和动力，包括“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抓走资派”等等在内的办法都试验过，有时获得了成功，带来了喜悦；有时又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吃足了苦头，因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丰富的、深刻的，有的也是沉痛的。
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特别是在之后，面对着这样丰富、深刻、沉痛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上来加以总结，在开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在谈一点学习这个问题的个人体会。如果我们仔细地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这个时期的论著，便可以发现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开发，又可以区分为如下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三个方面，即动因的开发、动能的开发、动力的开发。
动因开发。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中，任何动力要想得到更好的开发，必须首先找到它的动因。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便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便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经常讲要“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要“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第123、153、168、213、216、282、310等页)。邓小平同志反复论证了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需要。
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既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又是我国人民从事劳动、生产的根本动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就用十分明确的语言论证过人类从事劳动的动因和目的的一致性。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逝世后，一八八三年三月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伟大历史意义时又强调地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从马、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需要同人类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辩证关系：需要推动人们去从事生产，而生产一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促使人们产生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推动人们去从事新的生产。这种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关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一循环都使人类的需要和人类的生产发展到更高的程度。在这里，需要表现为目的，是人从事劳动生产的内在动因，生产则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而生产又必然使人们产生新的需要，提出新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劳动是“以与一定的需求相应的方式占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第55页)
但是，人类从事劳动生产的这一根本动因，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劳动发生了异化，生产的结果同需要的满足发生了分裂、矛盾以至对立，需要的动因作用被扭曲了、变形了、掩盖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了剥削，生产资料同劳动者可以直接结合了，所以需要恢复了它成为人们从事生产、劳动的“动因—目的”的本来面貌和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第153页)
全体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永不枯竭的动因源泉，邓小平同志如此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开发需要作为推动人们从事生产、劳动的动因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第222页)这是对需要与生产之间客观规律的一种自觉的认识和利用。
动能开发。要想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除了要开发它的动因，还要开发它的动能。要使社会主义社会更快地向前发展，就要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个方面。生产资料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们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劳动对象，都是死的物，都要靠人去使用和改造才能在社会发展中发生作用。在生产力诸因素中，劳动力不但是最活跃的因素，而且是唯一能动的因素，所以，邓小平同志在非常重视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劳动力这一最活跃、唯一能动因素的开发。邓小平同志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第40页)。但是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大是小，则要看他们各方面的素质如何，而在中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是特别突出、特别重要的，一是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一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现代化。
首先，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为人们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开辟道路，就是对动能的一种开发。因为教条主义、因循守旧、形而上学、僵化死板的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对生产力的束缚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打破旧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就成了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邓小平等同志的号召和支持下，以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人们思想路线的端正、思维方式的改造，对我国社会发展动能的开发作用是何等的巨大，这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人们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现代化，也是对动能的一种开发。邓小平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强调说，不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见第49页)他还强调地指出，“大家知道，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85页)所谓智力开发，就是对动能的开发；所谓智力投资，就是对动能开发的投资。邓小平同志所一再强调的要充分发挥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各级各类干部都要知识化、都要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都是为了开发动能。所有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开发动能的高度重视。
动力开发。找到了动因和动能，要使具有丰富的现实需要、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去从事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形成一种现实的、强大的生产力，还必须进行动力开发。只有启动动因，才能产生动力；只有动能得到充分发挥，动力才能是强大的。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使我们体会到必须紧紧地抓住三个环节，才能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产生推动我国社会迅速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三个重要环节是：
第一，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通过党和国家的政策，调动人民从事劳动创造活动(包括学习科学技术、从事发明创造等等)的积极性。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等等，是窒息人们劳动积极性的祸害。为了调动人民群众从事劳动创造活动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在一系列著作中反复强调要坚决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建立起从事劳动与满足自身需要的直接联系和正比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工人、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都是一样的待遇，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是无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的。讲按劳分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时，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指出，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企业(集体)、职工(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政策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归根结底就是通过政策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总之，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第310页)
第二，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思想工作等等途径，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觉悟，全面提高人的素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即既改造社会、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改造主观世界。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把这两方面的改造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在高度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还高度重视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第326页)“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第363页)只有这样，我国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才能持久地高涨，我国人民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内在能力才能不断提高并获得全面的发展。
第三，通过改革，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开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还有一个如何建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适应—促进”关系的问题。为了建立这种“适应—促进”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第180页)“这场革命(指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引者注)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第125—126页)
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过去我们常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片面的、概念化的理解，错误地以为生产关系越大越公越好，而未能深刻地理解，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固然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桎梏，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会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不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破坏性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要按照我国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不能促进反而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劳动组织形式、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例如，在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党和国家机关进行领导制度的改革，等等，都收到了开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明显效果。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期间，为开发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创造性的贡献。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对它的开发必然还会出现许多新课题，在这方面我们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就是在这种开发中，马克思主义将获得新的发展，我国社会也将获得更快的进步。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1.45元)
薛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