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成同志在今年第二期《雨花》上发表的《三僧佚事》让人感到新鲜，不仅是它写了当今的和尚，而且还因为它充满了当代中国人的意识观念，给人以品味不尽的启迪。三个名曰“和尚”的人物，其实只有一个圆了法师，算是实打实的真和尚。其余两个，一个是于“真中见假”，身在佛门、心念红尘的假和尚，即现任绛殊寺主持僧的脱蕴法师；一个是于“假中见真”，即四十年前为掩护革命工作，在该寺当过一阵寄寺僧的爽水和尚，如今是新上任的地委书记狄侃。作者下笔有意，不让那唯一的真和尚正式出场，单派两名假和尚串演其间。小说正面描绘的，是发生在今日中国的两个生活场景：先是脱蕴法师陪同一位“老首长”(即狄侃)参观寺院，详作讲解；后是狄侃书记宴请“脱蕴同志”，劝其还俗。作品紧紧围绕“三僧”的不同信仰，以及他们对信仰的不同态度，于谐趣横生的情节起伏和性格对照中，深寓褒贬，暗藏机锋。使人感到，作品所包含的题旨意蕴，远不是小说直接反映的生活内容所能范围的。
佛教经典之一的《华严经》，为宣扬佛法，鼓吹“人天等类同信仰”。然而，天地之大，历史之长，人的信仰何曾统一过？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列主义真理，宣传马列主义真理，但也不主张强加于人。人们的信仰之不同，原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人而无信仰，或借“信仰”以谋私利，却是为世所不齿的。《法苑珠林·绮语》告诫佛门子弟应坚守信仰：“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可惜，佛法无边，也保不住它的僧徒心无二志。脱蕴法师就是一个身在佛门，参禅诵经四十年，却心无点佛的假和尚。这并非是他在解放后“思想改造”的成果，也不是十年动乱中他要当“红色和尚”留下的后遗症。早在他剃度出家之始，就没有舍身求佛的信念。他做和尚，先是为了避祸求生。这在那个时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后来叩请受戒，为的是“熬上个主持，有个法师的牌号”，好出人头地。他日日诵经，夜夜参禅，不为求“佛”，单为求“福”。可见他没有信仰，只有欲求。“文化大革命”，他没有做成“红色和尚”，却被发落到清洁队，从事他认为是“最末等”的职业。如今，寺院重开，他又被召回来，当了降殊寺的主持僧。这“工作”，他以为比扫街掏粪“清闲”百倍，地位也比“清粪组副组长”显得“尊贵”。他意满志得，庆幸自己“晚年得福”。不料，狄侃的出现，打破了他的宁静，使他冒出来更多的欲念。大凡有欲求的人，多半懂得一点“关系学”，“出家人”如脱蕴者流，也不例外。小说描写脱蕴法师的“一惊”、“一喜”，都与他自觉与狄侃在四十年前的“私人情谊”有关。他想：凭自己帮助当日“爽水和尚”跃出劫难的恩德，今日的地委书记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他心里盘算着，不久之后必定福至贵来。接到狄侃请柬，他喜孜孜地前往赴宴。不想酒足饭饱之后，地委书记却要他重返清洁队工作，不再当什么和尚了，去做个实实在在的大俗人。这使“脱蕴法师陷入了一种重新被抛弃的悲凉里……”
抛弃信仰的人，终将为信仰所抛弃。这是生活的辩证法则。法则无情，使脱蕴法师深感“悲凉”。但这“悲凉”，一丝儿也不包含悲剧色彩。因为，这不是信仰的毁坏，只是欲求的破灭。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一个“生无信仰心”的人，价值几何？所以，脱蕴法师只是个喜剧式的人物。他的“悲凉”，不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只会供人哂笑。如果继续让他穿袈披裟，装成个和尚模样，岂不会让万千游客好笑之后，感到受了欺骗，觉得生活中又多出来这么一点不该有的缺陷么？今天的游人，想看寺庙，也想看和尚。“如果我们真想让他们从这参观中获得什么有益感受的话，那就要让他们看看真和尚，不要看假和尚！就是我本人，看了假和尚，也是很不舒服的。”狄侃在老朋友面前的直言不讳，无疑是正确的：幻灭之来，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脱蕴作为和尚，不仅可笑，而且可鄙可恶了。
与脱蕴法师两两相照的，一个是圆了法师，一个是狄侃。圆了法师所信仰的，对于无神论者来说，并不足法，但他对待信仰坚定笃诚的态度，即使是狄侃，也感到他的身上“有肃然起敬的一面”。而狄侃的所作所为，更令读者“肃然起敬”。他对待有恩于己的脱蕴和有怨于己的圆了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仅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而且还表现出他对党的事业，哪怕是旅游业中的一些细节，都能从建设两个文明的高度加以审视的敏锐眼光和严肃态度。而这一切，俱来自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从他接受马列主义真理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为自己之所信仰而奋斗。人生曲折，道路坎坷，他信仰弥坚，矢志不渝。
作为佛门弟子，脱蕴法师在圆了法师面前，显得可笑；作为一个人，“脱蕴同志”在狄侃面前，尤其显得可悲！作者穷神尽相，刻露含讥，塑造了这一人物的渺小灵魂。他象一面镜子，能照出我们生活中各式各样“生无信仰心”的人们的真容。
读书小札
邱胜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