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哈特是十九世纪出生在瑞士的学者。在那个已经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年代里，他的历史观点不能说是很正确的，尽管被人赞为：“现有著作中关于文化史的一部最深刻、最精微的研究著作”，从现在人们眼光来看，不免有多多少少的缺陷和错误。
一个制度的灭亡，总是以其统治阶级本身的腐朽和没落为其先兆的，而当一种新的生产力出现的时候，这种状况将会更为明显。因此作者在书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谈意大利当时的政治制度，是不无道理的。当人们看到当时意大利的政治四分五裂，统治阶级骄奢淫逸、贪污暴敛、嗜杀成性，谁还能相信中世纪的黑暗能够永久地延续下去呢？在书中，人们虽然没有看到多少这种暴政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但我们毕竟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人文主义的诞生。
诚然，人文主义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但是当统治者要人民象奴隶一样服从自己和忠于上帝的时候，个人主义也不能不是一种伟大的进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指出，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
在书中，作者试图向我们解释，为什么“意大利人成了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他认为：其原因就在于“远在很久以前，我们就能在意大利随处发现一种自由人格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欧洲北部或者根本没有发生，或者未能以同样方式表现出来”。
不管作者是否把自由人格的发展推崇到了荒谬的地步，但有一点他说得却是有道理的：“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也就是说，人们只是从上帝和统治者那里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它使人即使在作品中也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自己。但是人们只要真正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力量，“当这种对于最高的个人发展的推动力量和一种坚强有力、丰富多彩并已掌握当时一切文化要素的特性结合起来时，于是就产生了意大利所独有的‘多才多艺的人’”。而但丁，就是在作品中“第一个探索自己灵魂的人”。
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如痴如醉地期待着荣誉，无所畏惧地面对命运，满怀希望地坚信自己能够完成所想做的一切事情，这就是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他们之所以借用古典文化这面旗帜，只不过是召唤新世界的一种手段，人文主义者们“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的，他不仅希望他在自己的事业中出类拔萃，并且也希望别人也这样认识他”。实际上，无论在那一方面，也无论是但丁、薄伽丘、达·芬奇，他们所达到的艺术高峰和思想成就，都显然超过了古罗马帝国。因此，作者敏锐地看到，“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结合。”
“文艺复兴”毕竟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果说“个人的发现”仅仅是它的种子，那么还需要空气、水分和阳光。幸亏作者那极为渊博的历史知识，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庞大甚至有点杂乱的社会生活画面，使我们能够找出事情中一些彼此相连的关系。历史的进程决不受某些纯粹偶然的因素所支配，总是表现出某种必然性来。作者指出：“即使在十字军东征中，意大利人的兴趣也比其他民族的兴趣更为广泛，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是一个海上强国，并和东方有着商业关系。从远古时代起，地中海就已经给了住在它的沿岸的各民族以一种异于支配北方人民的精神动力。”
我们不可能在此全面评述作者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但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作者是个资产阶级学者，但他还是能清醒地看到某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所必然带来的阴暗面。追求个人的发展把人类从中世纪的铁笼中解放出来，但是跟随而来的极端却带来了纵欲、暴力、掠夺、犯罪和新的不平等，而且象毒瘤一样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
六百余年过去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虽然带来了划破中世纪黑暗的曙光，但随之而来的新世纪却强迫人们接受一个新“上帝”——资本的奴役。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做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它的精华一旦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取，实现解放全人类这一理想的道路便已开辟出来了。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马香雪校，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三次印刷，2.70元)
品书录
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