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翻翻的时候，可以不在乎版本之类。但想认真读点书，情况就不一般了。首先书就得可信，于是讲根据，讲出处，校勘、目录、版本之学也应运而生。较可靠、较精致的书本子，大体就称为“善本”。
但“坐拥书城”的洪福，时下一般读书人都谈不上。过去略有收藏的，经过十年浩劫，也大都云散烟消了吧，再要搜罗，可也真不易。剩下的办法是去图书馆借阅，但那又有许多想不到的烦难，手续费事还在其次，往往免不了乘兴往而扫兴归。何况，有的地方已经把光绪年间的翻刻本也列入了“馆藏善本书目”。看来，有心问津线装书的读者，只好满足于民国时候的石印本了。
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清人别集丛刊》一部接一部地问世，真令人有“欢呼雀跃”之感。孤陋寡闻者如我，见到的不下十种。编选者苦心孤诣，采用的底本，多是原刻初印本或经作者校正增补的定本，甚至精抄本或手稿本。一卷在手，墨香扑鼻，加上不少底本写刻俱佳，书法端丽，影印又精益求精，维妙维肖。览观之际，不仅能获得学识的陶冶，而且也领略到美的情趣，这又不止是省却查找、借阅的烦难了。造福读者，诚可谓功莫大焉！
《丛刊》采用底本的精善，自然不用多罗嗦。在选目上，也别具匠心。一方面，当然不能不顾及国内藏书的现有条件，另方面则尽可能体现学术性。象已出的陈梦雷《闲止书堂集抄》，就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编《古今图书集成》而出名的陈梦雷，后来得到康熙皇帝的宠信，早年却倒过霉。当耿精忠策应吴三桂在福建造反时，这位少年进士和他的同年李光地碰巧都在福建老家。两人商议，陈梦雷留在耿精忠叛军里作内应，由李光地北上向清廷献密计指点乘虚进袭福建的路线。结果，想不到李光地独擅其功。他借机爬了上去，当了康熙御前的理学家，陈梦雷却因“附逆”之罪差点掉脑袋，发配沈阳十六年才回到北京，还算是“皇恩浩荡”。为此，陈、李二人恩恩怨怨，争吵不休。历来史书对这段是非的叙述，往往偏袒李光地。《闲止书堂集抄》是康熙三十二年左右由他仆人设法筹资雕板的，当时陈梦雷在流放地，其中收有与李光地《绝交书》和《告都城隍文》这样重要的陈梦雷方面的申诉材料，这就为全面了解陈、李之争提供了可贵的依据。要是拿来同几十年前傅增湘刊印的《榕村续语录》第十卷中李光地的表白之词对看比照，那是极有兴味的，也不难据以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只是《闲止书堂集抄》流传绝少，过去只见孟森先生提到过书名，这次影印出版，应该说填补了清史史料的空白。
再如朱彝尊康熙中年手订的《腾笑集》，是他举博学鸿词科任职史馆前后在北京应酬唱和之作的结集，可借以为作者后来编定的卷铁浩繁的《曝书亭集》补缺正误。又如徐作肃《偶更堂集》，记述了作者同侯方域、陈维崧、宋荦等人的交往，有助于了解清初这些文学家的活动情况。这两部书都属于文学史研究者必读而又不易见到的刊本。编选者的选择，说明了他们卓越的识见。
更可贵的是，为了方便阅读，编选者努力设法恢复原书的完整面目，使读者得窥全豹。象《偶更堂集》，上海图书馆的藏本原来缺一页，照样影印未尝不可，但编选者想法借来北京图书馆藏本配补齐全。不然，读书中途遇到一页空白，总觉不便。《腾笑集》也是用京、沪两馆藏本比照补全的。不仅如此，原书的眉批，原收藏者的题跋，都不厌其烦，照样付印，目的当然是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背景材料。再如金农《冬心先生集》，则特意附印了一般人见不到的《冬心斋砚铭》，使其珠联璧合，相映生辉。这些地方，都是编选者的精诚所在。至少在我，读书至此，是极为编选者的良苦用心所感动的。
由于是影印，这套《丛刊》的价格自然较重新雕版刷印的影刊本实惠得多。一部书，多不过几元钱，一般读者要购置，完全买得起。不是说“善本”吗？要从足资考订、补佚备览的角度，依我看这套《丛刊》也可以算得上了，那是不一定非得“宋椠元板”、“纸坚刻软”不可的。
二
当然，不是说这套《丛刊》就尽善至美了。书还没出齐，未足定论。已出版的几种，在选目问题上，见仁见智，本来就不妨有讨论余地。技术上的差错也是难免的。象《闲止书堂集抄》，影印本卷首没有楚师的序，另外黄<SPS=1064>来的序是康熙癸酉即三十二年写的，当时陈梦雷还在流放地，他后来得到康熙帝的宠信是康熙三十七年以后的事，但“出版说明”却提到原书卷首楚师和黄<SPS=1064>来的序盛称陈氏“功德”，可以说明康熙帝对陈梦雷的眷宠等等。显然，这里搞错了。但这不难发现，再版改正也容易，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另一层意思。费点措词，那就是，这套《丛刊》虽然称得上精善，但有的书本身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这样那样问题，即使版本可靠，也还不能“尽信书”。因为尽管它们足以补缺正谬和援引为据，仍然会有不足之处。这虽然近乎常识，但当一编在握，陶陶然于原刊年月的久远，留连忘返于笔墨点画的精妙之处，有时是容易忘乎所以的。
这里谈谈《丛刊》之一、纳兰性德的《通志堂集》。这部书由纳兰座师徐乾学在作者死后编成，据称集中诗词文稿都由纳兰生父明珠和纳兰的友人提供。卷首有徐乾学与纳兰友人之一严绳孙康熙三十年写的序，刊刻年月也约略同时。影印出版的《通志堂集》根据的就是康熙年间的精刻本。此书在道光初年已属罕见，现在重新问世，在版本上当然颇有权威性。此书搜罗也广，诗、词、文赋、书简、笔记等，都包括在内。但就有一首属于研究纳兰思想重要材料的长调，《通志堂集》未收。这首词调寄《瑞鹤仙》，这里仅录上片：“马齿加长矣。枉碌碌乾坤，问汝何事？浮名总如水。判尊前杯酒，一生长醉。残阳影里，问归鸿，归来也未？且随缘去住，无心冷眼、华亭鹤唳。”
原词题注：“丙辰生日自寿”。丙辰为康熙十五年，纳兰二十二岁，应殿试考中进士，选授了只有八旗子弟才能充任的侍卫。其父明珠因支持平定三藩之乱的决策，大得康熙帝的宠信，正在青云直上。父贵子荣的纳兰却在自己生日写下这样一首调子低沉的作品，甚至运用“华亭鹤唳”的典故，表现他对官场风险的预感和疑虑，揭示出这位少年贵族词人内心更本质的东西。无疑，这首词是分析纳兰思想与创作的重要依据。然而，《通志堂集》里找不到这首词，今天只有在光绪六年许增重刻本《纳兰词》(收入《榆园丛刊》，也称榆园丛刊本)里才能看到。
是不是许增重刻本不足凭信？要是只看版本年月的久远与否，是很容易得出这样结论的。但我们知道，纳兰词生前就有刊行。康熙十七年，他的《饮水词》与顾贞观《弹指词》合刻出版。纳兰死后，与徐乾学在<SPS=0300>山老家编纂《通志堂集》同时，纳兰另一挚友张纯修也在扬州编印《饮水诗词集》，所根据的是顾贞观提供的稿件，所以情况并不象徐乾学序文自称的“容若之遗文止此。”至少应该说，纳兰遗著的传世，有两个不同的系统。乾、嘉年间又流行过杨芳灿的手抄本和袁兰<SPS=1713>的刊本(不足本)。后来道光初年汪仲安辑《纳兰词》即依据上述各种本子及其他选本。读过顾贞观合刻本与袁兰<SPS=1713>刊本的赵函，曾推许汪辑本“搜录无遗”，他的话不会毫无根据。而许增重刻的就是汪仲安的辑本。所以许刻本《纳兰词》也有自己的版本系统，不是轻易可以否定的。
唯一的解释是《通志堂集》有意作了删略。证之徐乾学之为人，应该说这是情理中事。此人是顾炎武外甥，颇有才学，心术却不正。平生作为也与乃舅大相径庭。取得功名后，先投靠巴结以明珠为首的满洲权贵。拉拢同纳兰的关系就是他手法之一。他赠诗纳兰，甚至表白甘愿做明珠家的“扫门人”。但不久他就自立门户。康熙朝南、北两党对峙，他是“南党”首要人物，羽翼丰满后，先策动扳倒了“北党”魁首明珠。但不久，他也遭人攻讦，失势假归<SPS=0300>山。“北党”乘机报复，康熙三十年前后，他正遭到傅塔腊、佛伦等人一再弹劾。《通志堂集》的编纂，很大程度是为了缓和与“北党”的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去掉部分“有碍观瞻”的内容是完全可能的。君不见，纳兰手简传世的墨迹就有三十余通，结果《通志堂集》一通未收，不正是旁证吗？
以上云云，很可能纯属臆断。不过，至少可以肯定，要研究纳兰的思想与创作，单信了《通志堂集》原刻本年月的邈远，是不够的。否则，研究者与读者心目中的纳兰性德，终究不是完整的历史形象。这里冒昧再问一句：《丛刊》其他几部书有无类似情况？无聊应酬之作，作者编者都觉汗颜，删而不存者可以不咎。有没有见真性情、真精魂的，反倒被阉割了呢？
三
其实呢，有些书因版本出名，使后来读者容易“信受奉行”，也是古已有之，早有前例。其最坏的结果便是谬误相传。象以前著名校刊家顾千里校刻的胡注《通鉴》，也不免点窜注文，因此冤屈了韩<SPS=0044>，曲解了胡三省，大家仍以讹传讹，就是较为有名的例子。真要不为版本所惑，别具慧眼，也难。象顾千里误改的注文，硕学博识如陈垣先生，尚且须三覆书才纠发其谬(这段因缘陈先生《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介绍颇详)，以此来责成编选者，不免强人所难，而且也不公允。毕竟，编选者有自己的职责范围。事实上《丛刊》有的书的“出版说明”，通过有限的篇幅已对有关情况作了必要的介绍。要求把什么都交代到，那也是不现实的。
不过，学有专长的文史研究工作者，能不能做一点这样的工作呢？当然不光是指出这些本子的不足之处，也说明它们何者可资参考，有何种学术价值，以指导读者正确使用这些精善本子。谈得简略些也不妨，至少可让大家知道新近出了这样一种书，想了解有关内容，可以去查阅。这既为有心的读者提供了方便，又不至于辜负编选者的一片苦心，于双方都有益处。这是锦上添花的好事，出版社的同志是会欢迎的。
对于青年读者，这样的评价可能更需要。近几年随着文史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年在自学古典文史科目。但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还不懂得使用象《清人别集丛刊》一类的古籍。一是不熟悉，感到陌生，或觉得高深莫测，不去接触。二是盲目崇信，不会鉴别。恰如其分的评介工作能够帮助青年读者去掉这两个极端。过去还有《书目答问》之类供青年后学参考，今天无疑应为青年提供更有科学性的指导。不仅如此，通过介绍与评论，还可以帮助这些新生的古籍赢得更广大的读者，使它们从图书馆的库架和少数人的收藏中走出来，到达更多的人手中。
再说开去，这些古代典籍，也并非只供专门研究的文字资料，从中，可以看到历史长夜的千状百态，看到层冰积雪下新芽的萌生，看到寂灰死烬里暗火的潜行，更可看到今天的中华民族——包括它的长处和弱点——是如何的由来。何况是清代，旧时代的末世，新社会的母胎，离得近，不少人和事都是前车之辙。这些，正是如今敞开窗户走向世界之际第一要懂得的事。然而，需要有人去开拓、勾勒和阐释。否则，大多数人仍会觉得十分隔膜。
写到这里，不禁再次想起了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多亏陈先生的爬罗剔抉，胡三省借注释《通鉴》所寄托的爱国忠忱，才得彪炳于后世，抗战的斗士们也因此看到了民族正气的巍然长存。今天在新的形势下，配合着古籍的大规模重新整理，我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做“表微”这样的工作，那功效，一定不止是学术上的价值。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日改定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清人别集丛刊》：《闲止书堂集抄》，陈梦雷撰，一九七九年九月第一版，0.80元；《通志堂集》，纳兰性德撰，一九七九年二月第一版，共四册，12.60元；《腾笑集》，朱彝尊撰，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版，1.00元；《冬心先生集》，金农撰，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版，0.75元；《沉吟楼诗选·广阳诗集》，金人瑞等撰，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版，1.30元；《<SPS=2135>山集》，方文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版，共三册，4.20元；《东江诗钞》，唐孙华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版，1.85元；《友鸥堂集》，黄<SPS=1064>来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版，1.40元；《百尺梧桐阁遗稿》，汪懋麟撰，一九八O年十月第一版，0.90元；《海右陈人集》，程先贞撰，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1.10元，《芦中集》，王摅撰，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1.50元)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