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有特色的语言学著作。
语言学家写书，一般力求严谨，可是往往陷于枯燥晦涩。作者打破常规，放笔直书，无格格不吐之病。这是特色之一。
有的语言学家功底深厚，但是视野狭窄。作者兴趣广泛，谈起学问来，新的如信息论、符号学、模糊数学，老的如词典学、民俗学、人类学，他都有话可说，而且说得比别人清楚。这是特色之二。
社会语言学牵涉到哲学问题、文学问题、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心理学问题。这些问题很复杂，有的还很敏感。由于潜心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作者对于许多问题都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大家知道曾受恩格斯的赞赏，可是作者根据中国的历史事实，指出其中有某些臆说(244—245页)。如此实事求是，是难能可贵的。这是特色之三。
除这几种特色外，本书还有一个优点，但是也有一个缺点。优点是卷末有很长的参考书目，各章又有详尽的解释，便于理解和查核。有个地方，连“旦戟”(这是英语cake的音译)也注出什么时候北京什么店里曾经出售，十分周到(318页)。缺点是全书无索引，有什么问题要查哪一页谈过，极费工夫。印书而不编索引，这是中国出版界的长期流行病，至今还不为负责人员所注意。作者在出版界有影响，我们希望他能治一治这个不大不小，又疼又痒的病。
二
以上是我们所得的总印象，现在不妨看看各章的内容。
正如作者所说，社会语言学虽已在六十、七十年代被公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是它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还没有划定。作者在第O章提出，社会语言学的任务在于描述“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这个命题，是美国学者布赖特(W.Bright)于一九六四年第一次提出的(3—6页)。
所谓“共变”，是这么个意思：语言和社会都是变数(variables)。社会是第一性的，语言是第二性的，社会变化引起语言变化。关于这，作者从布赖特那里得到了启发，可是在处理各种问题时，他仍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
依我们看来，社会语言学成为常见的名称虽然在六十年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却是早已以某种形式进行了。两千年前，荀子说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这其实就是谈社会语言学问题。这门学问近来在美国甚嚣尘上，乃是由于布龙菲尔德派(Bloomfieldians)和乔姆斯基派 (Chomskyans)都过分强调语言系统的独立性而忽略语言的社会背景和使用条件，所以有识之士不得不起而纠正他们的偏向。以具体研究项目和调查技术而论，近年来确是大大增多了，细密了，深入了，可是从总原则看，所谓“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只不过是“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简化说法而已。
本书的主题虽然已在第○章点出，可是全书的结构颇不寻常。我们不妨说，全书前半部(第一至第九章)基本上是导论，后半部(第十至十六章)才是正文。
第一、二、三、六章讲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为全民服务，不是上层建筑。这些道理，是国内一般语言学教材常讲的，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第四章谈信息系统，第五章谈手势语言，第八章谈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第九章谈非语言交际和形象思维，这才超出了一般教材的范围，介绍了一些新材料，而且讲得相当清楚。我们还觉得，第七章写得不错，它综述“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关于语言问题的历次争辩和讨论，叙次简明，态度客观。
在本书前半部里边，作者花了不少气力来申述下面这些论点：(1)最初认为语言是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的，不是马尔，而是波格丹诺夫(A.A.Bogdanov，一八七三——一九二八)(15页)。(2)无论是法国的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ühl，一八五九——一九三九)也好①，美国的萨丕尔(Edward Sapir，一八八四——一九三九)和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一八九七——一九四一)也好②，所讲的理论都是错误的(97—102页)。这些问题牵涉很广，既要考证历史事实，又要查对外文资料，我们留待专家们讨论。
全书的最精采部分，我们以为是第十、十一两章。
第十章从社会生活看语言变化，特别注意解放后的汉语与解放前有何不同。它谈语音变异与语法变异都比较简略，但是谈到词汇变异可就材料丰富，而且有独到之处。好比妻子年轻，丈夫也年轻，为什么妻子管丈夫要叫“我的老头”呢？作者的解说是鞭辟入里而令人信服的(213页)。
第十一章从语言变化探索社会生活的图景，同样深入浅出。好比我们为什么对前辈叫“陈老”、“张老”而不叫“老陈”、“老张”呢？作者说，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有敬老的风尚，“不象资本主义世界那样怕老，那样漠视老年人”(254页)。话说得如此一针见血，西方人看见也会点头称是吧？
第十二章论证模糊语言与精确语言同样不可少，十分雄辩。第十三章谈译名，第十四章谈术语和缩略语，第十五章谈塔布(即避讳)和委婉语，都有可观之处(但有个别地方我们不同意，见下文第三节)。最后一章猜想未来的国际辅助语是什么，这是个有趣的并且是苏联语言学家爱谈的题目，可是眼下就进行讨论，似乎为时过早。
就整本书的内容和结构看来，我们觉得是异军突起之作，可是尚有修改补充之余地。作者的自我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没有形成严格体系”(1页)。本书有新方向，新材料，新论点，这是有目共睹也是大家称赏的。可是有的地方似乎铺得太开，例如162一163页所复制的旅行指南和旅馆招贴中的十几个图形，不见得全是社会语言学专著所必不可缺的内容吧？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我们等待着作者发表意见，例如社会语言学的起源和发展，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多语言、多方言现象，一种语言的多变体(varieties)、多语域(registers)现象，都是重要问题，可是本书或者没有谈到，或者语焉不详。在赞美之余，我们不能不说，本书还有不少待填补的空白。
三
现在对书中的局部问题提一点意见，供作者参考。这些意见分为两类，每类各有若干项。
1.一本语言学著作，应该措辞准确，意达理明。可是在读本书的时候，有的地方我们往往感到迷惑不解。试举几个例子：
a.“衣服”是抽象名词吗？作者说是，我们以为不是。
什么是抽象名词呢？我们认为，这是从若干具体事物概括出来的属性的名称。例如“美”是抽象名词，它是从美人、美景、美貌等等具体事物概括出来的属性的名称。
但是概括性名词并不都是抽象名词，例如“人”不是抽象名词，它虽是从男人、女人、老年人、青年人等等概括出来的，可是人是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实体而不是属性，所以“人”这个词是具体名词。同样，从上衣、外衣、内衣、背心等等具体事物概括出来的“衣服”，也是具体名词，不能说是抽象名词。
可是本书把“概括性名词”和“抽象名词”混为一谈。请看：
现代儿童说，
“我不穿衣服。”
“这衣服我不穿。”
“衣服，我不要穿。”
他通常用的是类名词，概括性名词，抽象名词，他在一般情况下很少细分说是上衣，外衣，内衣，茄克，胸衣，背心，衬衣，连衣裙……等等，他只说“衣服”。(99页)
同页还说：
那么，究竟为什么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儿童能常常说出抽象称
呼呢？主要因为社会生活条件不同。
可见，作者以为凡是经过概括(这自然是一种抽象)才得到的名词，都是抽象名词。这个看法，恐怕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吧？
b.什么是“异化的语言”或“异化语言”呢？作者用了这个有哲学意味的词，可是我们摸不清它的意义。
作者使用这个罕见的术语，是在谈借词的时候。什么是借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例如sofa是英语名词，借到汉语来，就成为“沙发”。可是能说这样一来，汉语就成为“异化的语言”了吗？我们看不能，因为汉语的整个系统依然如故，只添了一个新词。能说英语因此就成为“异化的语言”了吗？我们看也不能，因为英语的整个系统原封不动，一个词也没丢。能说sofa或者“沙发”是“异化的语言”吗？看来也理由不足，因为sofa依然是英语名词，没有脱离英语而摇身一变，成为什么别的东西，“沙发”是创造出来的译名，它是新东西，可是本身并没有“异化”或变动，只是被吸收为汉语词汇的一个成员而已。
这样，本书有些话就难以索解了。请看：
借词在进入一种异化的语言后，经过若干时期的社会实践，人们已经公认非要它不可了。(293页)
但是民族(种族)中专有的事物名称或动作，记录这种东西的语汇作为借词进入别的语言后，一般地不会消亡，不管在初接触时碰到的是多么不准确或不可考的情况，这种借词却在异化语言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312页)
这两处所谓“异化的语言”或“异化语言”，大概是指“the borrow－ing language”吧？如果是，为什么不称为“借入语”呢？
c.意译的外语名词，例如“激光”，应不应该叫做借词呢？作者说应该，我们不敢赞同。
什么是借词呢？我们认为，顾名思义，总应该从外语借来了一些什么东西，可能是整个词，也可能是其中某一部分。英语所谓loanword，德语所谓lehnwort，都是这个意思。“激光”是用汉语原有语素创造出来的新名，并没有从laser借到什么东西，这是自力更生，白手兴家，怎能说是靠外资兴办的企业呢？
看看国内新出版的词书，所说也与我们相同。《现代汉语词典》(一九八三)说，借词即外来语，所举的例子是“苏维埃”、“布尔什维克”、“马达”、“沙发”。《辞海》(一九七九)也说，借词即外来语，所举的例子是“苏维埃”、“沙发”、“马达”、“芭蕾舞”、“浪漫主义”、“冰淇淋”、“场合”、“手续”。
但是作者的看法不同，他所谓借词范围大得多，包括音译和意译。具体说来有五种：一是转写即音译，如“沙发”；二是转写后加指类名词，如“卡车”；三是半音半意译，如“冰激凌”；四是意译组合，如“鸡尾酒”；五是地道的意译，如“激光”(290—295页)。
依我们看，只有头三种是借词；第四种是calque，严格说来是“译借”，不过也不妨称为借词。至于第五种，只能叫做译语，不能叫做借词或外来语，因为那外来的东西是概念(内容)，不是词(内容与形式结合的统一体)。
也许有人说，分类各有主张，很难说谁对谁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了分清是非，我们还是从本书中引一句话作为测试手段吧：
现代语言拜物教是特定社会的产物。(343页)
这里有多少个借词呢？依我们看，一个也没有。依作者的主张看，应该有四个借词(“现代”，“拜物教”，“特定”，“社会”)或者五个(加上“产物”)。何去何从，请大家决定吧。
d.语言是否生理现象呢？作者的说法是前后不一致的。有时他好象认为是，然而有时却又一口咬定：不是。
在30—33页，作者按照恩格斯的论点强调说，分音节的有声语言是人类所特有，“没有发现哪一种动物是会讲分音节的有声语言的”。语言有声音，那是摇唇鼓舌等等生理活动的结果，语言有音节，那是吐气、闭气等等生理活动的结果，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吧？可是在12页，作者却又斩钉截铁地说：“语言不能认为是生理现象”。如果语言不是生理现象，那么它的声音和音节是从人体以外的东西发出来的吗？
我们以为，作者应该说，语言不仅仅是生理现象，因为它是社会现象，这就是说，语言有说话人，有听话人，有交际场合和社会背景，与单纯生理现象不同。
e.语言是否心理活动呢？关于这，作者也是游移不定的。他有时说是，有时又说不是。
在184页，作者下了断语：“脱离了逻辑思维，就不能形成语言。”逻辑思维是一种心理活动，由此可见，语言是不能脱离心理活动的。可是在13页他又说，“人碰到一种能引起强烈心理活动的场面(例如恐怖场面)时，并不一定导致语言活动。心理活动不能导致语言活动，语言从而也很难说是一种心理活动。”
我们要问，在心理活动(逻辑思维)导致语言活动时，语言是不是包括心理活动呢？我们还要问，有没有不由心理活动导致的语言活动呢？
如果184页说得对，那么13页就说得不对了。
我们看，作者应该说，语言不仅仅是心理活动或心理现象，因为它是社会现象，理由上文已经说过了。
2.作者谈论语言的用法，往往有精到的见解，片言居要，妙语惊人。但是估计欠准确，立论较偏颇之处，也是有的。例如：
a.关于科技语汇与基本语汇的关系，作者的论断前后不一致，看法也欠全面。
258－259页举cassette一词为例，说到电子科学飞跃发展时，这个词便取得“盒式录音带”的意义。接着说：“语汇在语言中出现的频率，一般地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当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时，某些语汇的出现频率会大大增加。”这话完全对。
但是在207页，作者可不是这样看的。他说：“科学技术发展导入了很多新语汇，它们不改变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语汇，但是它们却丰富了人们的语汇库。”这话可叫人难以索解了。
请想一想过去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科技新词语是如何纷纷进入中国人的基本语汇吧。三十年前，谁也没听过人家说什么电脑、电视机、电子手表。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这些不是闲谈的资料吗？解放以前，中国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脱粒机、收割机、杂交水稻。可是在今天的农村里，这些不是口头禅吗？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新产品出现，新产品的推广促使社会生活改变，社会生活的变化促使基本语汇扩大和变动，这不是明显的事实吗？怎能说，“科学技术发展导入了很多新语汇”，可是这些东西(似乎永远封闭在研究所和高等学府里)，“不改变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语汇”呢？你到店里要买一块电子手表，你能不用“电子手表”这个科技新词，而另用一个先前的基本语汇早已给你准备好的什么词吗？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非但科技新词会进入基本语汇，基本语汇的词语也会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进入科技语汇。例如“大雨”本来属于基本语汇，人人都会在日常谈话中使用这个短语，可是气象学化腐朽为神奇，给它来一个新定义：“在二十四小时内雨量累计达40至79.9毫米”(264页)。又如“输入”(电学的input)，“放射”(原子化学的ra－diation)，“存储”(电脑的storage)，都由常用词变为科技新词，取得了专门意义，这也是一般人都知道的。
事实上是：(1)科技语汇和基本语汇各有领域而又互相穿插，好比连环那样一个套一个，并非楚河汉界，彼此无关。(2)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这两种语汇会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充实。此无他，“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而已。
b.作者希望科技术语能国际化，许多人也有此希望，可是他以为在中国，科技术语不易制定，科技术语借词不易写定，是由于“现代汉语的书写系统不是拼音的”(321页)，这未免把本应由汉语负担的责任推给汉字了。他只看见汉字的短处，可没看见汉字的长处。
我们常用的科技术语借词不多，这主要不是由于使用汉字，而是由汉语的语言特性决定的。tritium不能直接借用，要译为“氚”，读作川(这个读法一般人都不懂)，这诚然是个麻烦(见322页)。可是就让你废除了汉字，改用汉语拼音方案或者别的拼音文字，把tritium原封不动地写在你的汉语文章里，那没学过英语的中国人就会念出［＇triti<SPS=2419>m］这些音来吗？还是不会。大家知道，［tri］，［ti<SPS=2419>m］这些音节，汉语里是没有的，引进写法，并不能改变汉语的语音。问题不在于怎么写，而在于汉语音系与其他语言不同，只要你说的是汉语，你就不能做到把科技术语国际化(指语音的国际化)。
即使改用拼音文字，借用外语科技语汇也还有不少问题。首先要问，从哪一种语言借用呢？比方“化学”这个词，从英语借是chemis-try，从法语借是chimie，从俄语借是химия，写法不同，念法也不同。这样直抄原文，对于不懂外文的中国人，是否比译为“化学”来得方便而合理呢？
用汉字译tritium为“氚”，是否有弊而无利呢？我们以为，至少有三利：第一，tritium有两个音节，“氚”只有一个，说话人省了一半力气和时间。第二，看见了tritium，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液体？气体？固体？胶体？)；看见了“氚”，就知道跟“氢”、“氧”一样是气体。“氚”的信息量较大，表达法较明确，这是无可争辩的。第三，tritium所占的空白较大，“氚”只有它的三分之一，书写时省笔画，排印时省油墨纸张。目前最注重的是经济效益，从经济效益看，译tritium为“氚”，比径借原文上算得多。
作者觉得VIP(very important person，要人)，MIRV(Mul－tiple Independently-targeted Re-entry Vehicle，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等英语缩略语使用方便，译为现代汉语可有些困难，因此希望想出个简单易行的办法(327—328页)。把一种语言的缩略语译成另一种语言，困难总是有的。我们汉语的“五讲四美”，用四个字代替原来的二十几个，说起来很方便，但是音译为wujiangsimei(借词)，英国人不懂，直译为“five talks and four beauties”(在意思上变成了“五次演讲，四个美人”)，那就更不行了。可见以缩略语而论，更难以国际化。
谈到缩略语的符号学价值，我们以为汉语比英语倒有一日之长。例如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没有意义，T也没有意义，信息量极小。汉语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缩为“北约”，“北”等于North，“约”等于Treaty，都有意义，信息量就大得多。再说，NATO的书写面积比“北约”大，不合经济原则，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c.作者立论，一般是有根据的，不过有时却也伸开想象的翅膀，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例如他那关于“软壳蟹”的论断，我们就不敢附和。
作者说：“粤方言有‘软壳蟹’一词，……这个词我怀疑是从英语sof－t-shell crab直译过来的。”(206页)我们看这是把土特产当作进口货了。
在广东、广西沿海，软壳蟹(还有软壳虾)都有时可见，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三个证人来。这种蟹旧壳褪下了，新壳可还没长硬，所以有软壳之称。关于这，英国《简明牛津词典》第七版(一九八二)说得很清楚，“soft－she1led，(of crab etc.)having soft shell esp.after recentmoult，”美国各词典也有类似解释。
有趣的是，“软壳蟹”的比喻意义是什么？这是社会语言学问题，因为在不同社会里，同一个东西会成为不同的象征。中国人向来对蟹没有好评，认为横行即是霸道。作者也说，软壳蟹“比喻某些人或物，看起来不可一世，但一碰就垮，顶不住任何打击。有点象‘纸老虎’，‘泥(巴)巨人’的味道”(206页)。请注意，这种味道，英国人可是感觉不出的。《简明牛津》说，soft-shelled，(fig.)moderate in attitude，倒是个温和派人物，非但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之流，还满讨人喜欢呢！
社会语言学这块广大的沃土，现在承包者还寥寥无几。作者是专业户，重点户，已经作出了贡献。我们希望他总结经验，提高耕作技术，争取更大的丰收。
(《社会语言学》，陈原著，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八月第一版，1.60元)
① 列维·布留尔说，澳洲某些”原始语言”，缺乏表示概念的类名词，应该认为是低级语言(97－102页)。
② 萨丕尔说，语言“有力地决定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过程的一切想法”(105页)。
王宗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