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异国情调曾以她特有的神秘而又多彩的艺术魅力使几代西方的哲人和艺术家为之倾倒不已。欧洲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简直把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看成了人类伦理道德的楷模；世界画坛怪杰毕加索竟为作为中国人的张大千何以要到巴黎去学美术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人最懂艺术；类似的赞美在今天的赫尔辛基又迸发出来了，三位中国青年歌唱家的获奖(占获奖人数的八分之三)竟让芬兰人发出了“未来是属于中国人”的惊呼。作为一个中国人，听到这些，无疑是难于按捺住自己的兴奋之情的。因为，这的确已能证明，中国人的艺术潜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堪与任何先进民族一争高下的。
艺术上是如此，科学上又何尝不然呢？中国学者(包括华裔学者)的勤奋和杰出不是同样让欧美人瞩目么？世界上登上博士阶梯的最年轻的神童，在浓缩着现代西方文明的美国，名列少年科学竞赛榜首的人，著名大学中三分之一的系主任，机械工程学会一半以上的分会主席，“阿波罗”登月工程中三分之一以上的高级工程师，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垄断工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中三分之一的高级工程师……，这些在国外奋争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所取得的成就，多么让人感到作为一个炎黄后裔的自豪啊！
可是也令人不敢相信的是，立足于世界东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名字，在世界近代无论艺术史册还是科学史册上竟然十分罕见。这又是多么让人感到费解啊！
这里的问题是：富有巨大艺术和科学潜力的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向世界贡献出最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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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说：“中国，当她行动起来，整个世界将会震动。”这种对中华民族所蕴蓄的巨大潜力的高度评价，对于那些患有民族自卑病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剂很好的补药。然而近在咫尺的日本人却另有说法：一个中国人几乎肯定可以干过一个日本人，但是三个中国人绝对干不过三个日本人。这简直是在重复恩格斯对马木留克骑兵和法国骑兵的议论。日本的长谷川庆太郎先生索性以《中国“现代化”的幻想》来作为他的一本评论性著作的标题。这种强刺激性的言辞的确是很伤人的，但是对于那些患有“夜郎自大”症的人来说，又何妨用来做一帖清凉剂呢！
这里的问题是：个人的杰出为何不能同时做到整体的杰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作者认为，解答也可在对信息的深化认识中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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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息？拙作《论信息》(见《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力图离开“物质”、“精神”的思辨圈子，尝试给出一种稍稍不同的回答。
信息，从广义角度看，实质就是物质世界最普遍的相互作用，是一物质系统“在同任何其他物质系统全面相互作用(或联系)的过程中，以质、能波动的形式所呈现的结构、状态和历史。”力也是相互作用，然而力却是没有结构、没有状态、甚至没有历史(因为牛顿时间可逆)的“两”个质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其量，力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信息，而信息则是具有无论在空间上、时间上，还是在结构上、历史上都有着更深层次内容的纵横捭阖的“力”。
通常人们把知识、情报等等理解为信息，这一点并不难解释，因为我们可以把知识、情报等等看作是物质系统的结构、状态、历史在和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而在人(主要是人的神经系统和脑)的结构、状态和历史中留下的响应再经过人类的语言、文字、符号、数码等形式的同态变换之后所获得的产物(同态变换是指区别于一一对应的同构变换的具有部分非对应的变换)。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维纳把信息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粘合剂”。而由物理学我们知道，力则是一般物质世界的“粘合剂”。正是借助于“粘合剂”的想象和类比，我们有可能找到解答前面两个问题的钥匙。
在对信息做上述理解的基础上可以给出信息的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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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自然信息，我们的定义为：物质系统以质、能波动形式呈现的自身结构、状态、历史与人(主要是人的神经系统和脑)的同样以质、能波动形式呈现的结构、状态、历史相互作用而在人脑中留下的与该物质系统同态的响应。所谓文化信息，我们的定义为：一切经过人类利用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等方式加工过的自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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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分类中我们看到，所谓艺术和科学均是人类对文化信息进行处理的结果，而大脑正是人类产生文化信息并进行处理的唯一器官。这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何以一个民族只要可以出艺术天才，也就必定不乏科学的天才；艺术和科学是息息相通的。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索性明确地表示，他从精确优美的古希腊人体雕像中看到了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从西方配位、重组群乐曲旋律中听到了笛卡儿、牛顿、莱布尼兹、欧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达朗贝尔、高斯。艺术是情感化的科学，科学则是精确化的艺术，而这一切均只在信息、特别是文化信息的最无滞碍的生发和流动中才可能得到最有利的形成条件。只有出现了这种生发和流动，天才才可能脱颖而出；如果没有这种生发和流动，任何伟大的天才也会被窒息。
信息是人类社会的“粘合剂”，但这种“粘合”不是真象“浆糊”那样去僵合，而是通过新信息不断生发和流动的过程去调合。因为社会是由一个个高度自组织的系统——人在次一层次上共同组成的第二级的巨自组织系统，这里除了大自然的创造之外，更主要的还应是人类自身的再创造。根据现代控制理论我们知道，信息量增殖的大小和新信息增殖的速率是直接标志着一个自组织系统的有序程度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即它的文明程度。
人类的再创造之源即其大脑，因为大脑具有生发信息(把自然信息转化为文化信息)和处理信息(进行综合思维)的功能。促成大脑工作的外部动力则为广泛的实践活动和人与人之间思想火花的自由碰撞。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恰恰在这两种重要的外部动力方面吃了大亏。
近代有些西方人称中国人是死死捧住一本书(意指《论语》)的民族。话很刻薄，也不尽正确，但是如果撇去其中诬蔑的内容，认真想来，也许并非全无道理。“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不正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大脑——所谓“劳心者”们的毕生作为么？
中国封建社会知识阶层的实践历来是限于“人事”，限于宣扬仁、义、礼、乐等儒家信念，限于确定和维护封建的人伦等级关系，关心的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治人、整人、“牧”人、愚民(实际上首先是自愚)，而极度地鄙薄生产实践、鄙薄劳动者。为此，他们有意识地把大量的自然学科原始信息排除于大脑处理的信息之外。由此所形成的扭曲、褊狭的文化信息气氛笼罩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按照用进废退的进化观点不难理解，这种气氛萎缩、窒息了中华民族在全面处理自然信息方面的能力。与此同时，信息自由流动方面的障碍也更加恶化了这种全面信息处理能力的萎缩症和窒息病。思想火花的碰撞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封建传统之下的中国简直就是罪愆，因言获罪、因文字而遭殃的事件在整部中国的历史上举不胜举，绝不只限于人们熟知的某几个“文字狱”案件。人们不妨数一数，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纵然是最勇敢的思想家不以标榜孔子为幌子者究竟又有几人？！
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指出，这个世界是让天才给害了，他当然说的是那些成了“圣”的天才；而这种情况最甚者恐怕莫过于中国。中国的文化人靠征引古人、死人心安理得地混过来几千年。“圣人”天才的符咒封锁了一切新信息的生发之源，而打着圣人幌子的封建统治者为了自身既得的利益更是乐得堵塞言路、堵塞信息流动的渠道以作为愚民的良方。
在一个缺乏全面自然信息处理的历史经验的国度，如何期望产生近代意义上的伟大的科学家呢？而在这样一种充满扭曲、褊狭的信息气氛环境中，艺术天才的发展也是变态的，中国古典绘画中的变态的人物形象即是这种信息变态的反映之一。同样的变态也出现在中国的古典音乐、伦理学、历史学和哲学之中。
这种观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提供解释，何以中华民族尽可有众多潜在的艺术天才和潜在的科学天才，但却贡献不出多少近代意义上的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
长期生活在没有新信息(主要指文化信息)发生和信息流动堵塞的环境中的人们极易形成相互猜忌、相互提防、相互嫉妒甚至相互敌视的社会心理状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祸从口出”、“隔墙有耳”、“莫谈国是”……等等格言古训即是这种状态的极好写照。这种状态使社会中的人群俨如一盘散沙。即使换过环境后人们可能获得个人奋斗的某种成功，然而却不可能有集体的创造和相互和谐的配合，更多的倒是过河拆桥、釜底抽薪。这就大致解释了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这种一盘散沙似的社会的发展肯定是停滞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基本上是这种停滞发展的历史。要打破这种停滞就必须下决心改革传统中国社会的信息结构，而这也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举国上下普遍一致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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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结构的外延是相当广泛的，因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控制、经济管理、艺术创造、科学研究、社会心理状态的演变等等莫不是通过信息的生发和流动在起作用的。一个社会的信息结构实质上即反映了该社会的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等等)。作者在《论信息》一文中已经指出，在生物、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选择是最基本的进化方式。这样的选择方式共有三种：自然选择、行为选择和信息选择；而由于人类大脑的充分完善，信息选择则几乎成了人类社会进化中唯一的选择方式。这也是当代社会控制论研究所得的出结论。
作者在一篇文章《谈谈力的哲学和信息的哲学》(见《光明日报》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日)中谈到，哲学是指导人们进行总体信息选择的学问。在很大的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哲学是一个社会的“遗传密码”，只要一个社会的哲学思想是僵持不变的，那么纵使发生一千次的起义，一万次的革命，这个社会会依然渐近稳定到她最初的状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用千千万万人的血泪证实了这一点。由于缺乏新的文化信息的生发和流动，信息的选择方式就始终不可能离开复古主义的哲学传统。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命运除了登基建立新的皇朝或毁灭，谱写又一曲悲歌之外，别无他择。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认为，哲学其实就是正在思索着的体制。我们已经开始了体制改革的宏伟事业，那么，对于我们的哲学呢？
黎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