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得好。答曰：“算，又不算。过去是算的，现在似乎又算又不算。”我答得很圆滑，因为怕他太失望。
过去，如三十年代的文学期刊，都同时刊载小说、诗歌、散文和剧本的。而今除少数三五家大型文学刊物偶然发篇剧本外，一律是小说、诗歌、散文等几大块园地，戏剧剧本一概不与焉。过去的文学丛书，如巴金——巴老主编的《文学丛刊》共约二十集，每集里也都有剧本，生活书店出的《小型文库》也是小说、戏剧兼收。四十年代邵荃麟编的《文学创作丛书》里更是小说、戏剧并重。抗战时期纸张奇缺，但重庆的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群益出版社、作家书屋也都出版大量剧本，而现今国家的出版社，除却外国戏剧名著，国内权威作家的全集包括剧本者外，几时印行过剧本？
理由是有的：如今全国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都有戏剧刊物，中央还有个戏剧出版社，既出版剧本，而且还有个《剧本》月刊，这是他们的任务。对的。但戏剧既要顾及古今中外，戏曲剧种又不下千百，表导舞美既要兼顾，理论、历史又焉能除外？《元曲选》、《六十种曲》尚未见新版，《七侠五义》还要“参考”，所余纸张能印几本新作？刊物更加可怜：一个《剧本》每年只能刊出三四十个剧本，话剧、戏曲既要并重，而且还要照顾各个剧种。至于地方刊物，更要“带电作业”，如不顾及电影、电视，便无销路；封面不登美女，更难招徕。其于剧本，只能点缀一二，照顾招牌了！
剧作命运如此，剧作者处境可知。一般剧团的情况是：“落实政策回来一批老的，退休顶替进来一批小的，后门塞来一批惹不了的，上头压下一批推不了的”，一个剧作者在剧团里遂成为“多余的人”。大剧团的锅大，吃上三十年的“大锅饭”不要紧，中小剧团的可苦了：拉大幕、打幻灯、卖说明、写广告，样样有份；分奖金、选先进、登照片、见领导却榜上无名：有任务逼得你克期交卷，东不是，西不对，终成废品；自己写，未尝不可，但这政策，那原则，处处碰壁！“有志者事竟成”嘛，埋头三年，苦练成篇，导演点头，演员称善，该开排了吧。但剧团说，剧本尚未发表，怕不保险；刊物又说，剧本尚未公演，恐有争议。横车推去推来，剧本尚难面世。但万一有个贤明的领导，独具慧眼，颇以为可了，但既居领导之位，不能独断独行，于是便“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又于是一改再改，“百炼成钢”嘛！既彩排矣，层层领导要“看看再说”，有关单位也要请“提提意见”。从团到县，从县到地，到省、到部，真个要“过五关”，看了又看，提了又提，又于是处处磨平，四面光滑，虽也算戏，面目全非！演乎不演？啼笑两难！万一成功，功归领导；倘有问题，罪在一人！而罪刑不一；或则“枪毙”，落个痛快；或则“改造”，从头再来；还有种“无刑之刑”，叫做“暂不公演”，半死不活，形同无期。即使有幸，你“过五关，斩六将”，广告公演了，也不保险：说不定有个嫉贤妒能之辈，暗地打个“小报告”；或者是哪位权威人士问一声：“这个戏到底怎么样呀？”剧团领导知难而退，终于自告“寿终正寝”，而天下太平矣！
然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学艺术不算繁荣昌盛？成绩不是主要的么？答曰：是繁荣的，但有偏枯；是有成绩的，但不平衡。戏剧文学正是这偏枯和不平衡的证据。小说创作是繁荣的，新作者以千百计；剧作者新人只能以十百数，而能坚持写作并大有成绩者，恐怕不过十数人而已！君不见话剧舞台上是以外国名著和“五四”以来旧作在撑门面？君不见戏曲舞台上以传统戏和历史剧为主么？这岂能称为真正的繁荣昌盛？自然，对于某些单位写报告或总结时，“打肿脸充胖子”说说“成绩是主要的”，也情有可原，但以之当真，未免自欺欺人。我们的剧作者们只有另谋门路了。或者也“带电作业”，在电影、电视方面去探险，而大多数则“转业”写小说。从整个文学事业说，也可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并无所失。但戏剧文学由是偏枯，终非佳兆！难道中国的戏剧事业，特别是话剧事业就此听其没落了么？
我不由得不想起四十年代旧事，那时节，由于斗争需要，许多诗人、小说家也曾一度“转业”创作戏剧。正由于郭老写下了《屈原》，茅公写出《清明前后》，老舍先生写下《面子问题》等等，才和原有的剧作家们一道，造成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虽然那时节国民党对戏剧审查之苛严，甚于对其他文学创作。而今处于八十年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今天，剧作者们都反其道而行，“转业”去写小说，这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呢？
…………
《李龙云戏剧集》即将出版了，作者一定要我写篇序。对其中三个多幕剧，我早以文章或行动表示过态度，不必再饶舌了。但提起笔来，不知不觉又写下许多不为今之“正人君子”所乐闻的废话，实在是走了题。但我的呼吁，正是为了象李龙云辈青年剧作者们向有关方面请命的。他是同辈中最不幸，而又是最幸运者。他的《有这样一个小院》和《小井胡同》，曾遭受过若干“卫道”之士的口诛笔伐，甚至落井下石，恨不能置之死地而后快。其间，还有“自动对号”者流断其衣食，更有迁怒于我，用《内部参考》告我黑状者，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真想不到在今日，还有这样忌贤妒能者流如此扼杀青年人才的！但是，也正是在今天，正气到底抬头，敢于为他，为他的作品仗义执言者也比比皆是！在前，《小院》终于获了奖；最近，《钟山》重行发表《小井》，而北方文艺出版社更愿意出版他的戏剧集，都是明证！所以我说作者是同辈中最不幸，而又是最幸运者。但是他的同辈剧作者们呢？比李龙云更幸运也有，但屈指可数；而比他更不幸的呢，可数以百计了！因此，我的废话还是可以说，应该说的了。
记得对《小院》批评时，有一句“名言”：说剧本是借用纪念周总理之机而发泄下放知青的牢骚，所以是“借灵堂，哭凄惶”。那我今日也可以说是“借序文，哭凄惶”了吧？知青的凄惶当哭，今之青年剧作者的凄惶又何尝不当一哭？
但我是不是太悲观，或者说是没有“理想”了呢？我否认！我相信在我们青年剧作者们中间，是会出现天才的！在适当的气候和条件下， 在中国戏剧的传统下，会产生关汉卿和王实甫那样伟大的剧作家的！而且更应该超越前人！只是还得有个条件：用现在改革浪潮中的一个词汇来说，就是要“松绑”！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都要“松绑”！文艺改革特别是戏剧改革，更需要“松绑”！种种不合理的“绑”，迟松不如早松，早松早繁荣，迟松也许难以繁荣，因为这一代青年剧作者说不定都“转业”了，后继无人，更何来繁荣昌盛的局面？
如此，我的呼吁，也许还不算废话。而且，我还想不断呼吁。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二日
陈白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