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逛旧书铺，大抵是“有啥买啥”的时候居多，店员也很少问起“您要什么书”，只是说“请随便看看”。这是深得旧书的三昧的。抱着一定的目的，想去搜寻某种书或某类书的顾客也不是没有，但除了《渔洋精华录》之类的大路货外，往往掏不到什么东西。不过铺子里也时常有好书出现，几种或一大批，几乎全是出人意料的东西。这就为旧书铺增加了神秘的吸引力，使你总是牵挂着，常常要去“逛”。
好象也只有这样无意中得来的书，才更有趣味，更觉得可爱。
不用说，用这种方法买来的旧书，那特征必然是“杂”，没有系统，没有标准，鱼龙混杂，泥沙杂下。特别是初上手的时候是如此。后来得书渐多，也就自然可以分别部居，形成统系。因为个人兴趣的制约，也会逐渐出现了“特点”。譬如，关于晚明和明清易代之际的事情，我在四十多年前曾一度发生过浓厚的兴趣，想多知道一些，于是就尽力收求这方面的史料、文集，不久就得到了一大堆。不过别致的少见的书还是很少。同时因为得到了谁的一种著作，就又希望能得到他的别种著作，以及他的朋友的著作，……这样拉扯下去，就会形成一个“网”，把一个时代一个方面的许多孤立现象联系、组织起来了，也进一步刺激了收藏的兴趣。
明清易代之际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没有谁可以逃脱时代的考验。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知识分子遇到的考验是特别严酷的，封建道德的威力在他们身上显示得特别严厉而强大，个人与“天地君亲师”之间的关系都要求处理得符合标准。这很有点象作茧自缚或作法自毙。读书人平常爱说大话，要求别人极为严格，在发表意见和作文章时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现在轮到自己接受测验了，于是就有很多人出了丑。同时在当时公认的标准下，被分为好人坏人两大类型。这种舆论标准多少年来并无太多改变，今天看来有些确是过时、不合适的了。其实关于这标准，在当时就已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就说，在关键时刻，一个人的责任在于努力工作与拯救危亡，不只是一死就能了事的。如果自杀可以解决问题，又要你的“道德文章”何用。
在当时，这确是一种“大胆”的议论，但实在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看许多晚明的历史书，作者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只在于他是否在甲申殉节。有些劣迹昭著的家伙只因在“国变”时死掉了(有的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乱兵杀死的)，就一律归入“忠义传”(近来有一种意见，说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不同的，前者死去了，后者则是投降的。我们应该承认马阮之间确有不同，但也不能只用这标准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而满足)，反之则归入“二臣传”或“遗民传”。这种分类的方法简便是简便的，但实在说不上科学。甚至有的人说，象陈子龙那样不屈而死的人还比不上“从容就义”者死得漂亮。真是极彻底的“为自杀而自杀”的高论。在今天，为什么必须要对崇祯皇帝表现那样无条件的“忠诚”，实在不好理解。在当时的群众眼里，崇祯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或朱明，他还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代表着自己的民族的。这种感情上的判断与选择，可以理解，但今天看来也是不够准确也很不合时宜的了。
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也躲不开，在历史上时时会遇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就说明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没有什么疑难问题是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的，回避则不是办法。譬如气节问题，就不妨试用宏观和局部两种观察方法具体分析处理，而分别得出恰当的结论。向敌国、敌人投降是“民族气节”的问题；向“四人帮”卖身投靠、写效忠信，虽然不关“民族气节”，但到底也是一种气节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搞灵活性。推而广之或等而下之，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见风驶舵，绝无特操，在这样人身上也有个气节问题。与汉奸、叛徒相比，程度固然有大学与小学之分，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子，为害也并不小。
二十八年前一个初夏的傍晚，偶然走过旧书店，那是已将打烊的时候，店中也没有什么顾客了。向书架上张望了一下，就发现了三本诗集。取下来看，是清初的写刻本，颜体字，相当精致。每种前面都有一两通序文，都是手书上板的。作者是张缙彦，我记得这个名字。许多年前读《玄览堂丛书》中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在“将亡妖孽”一节中见到有关张缙彦的故事，以为非常出奇。这故事又见于《蕉廊脞录》所引《流寇长编》所记甲申三月甲辰日事中：
“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姓，单到，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叩其故，于袖中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
这种传单后来亦称知单，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家中不时有人送了这种知单来，但并非议论军国大事，多半只不过是请酒，在大红折子上写了一排“某大人”“某老爷”的“衔姓”，收到后或写“知”字，或写“谢”字，被列在第一名的往往还要客气地写“敬陪末座”字样。今读晚明野史，知道这种风俗已是好几百年流传下来的“故事”了。从此就记得张缙彦的名字，觉得他是一位颇有代表性的晚明人物。以兵部尚书(国防部长)而领衔倡议投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极少见的。现在偶然遇到了他的诗集，自然非常高兴，买下了。
这书共包含三种诗集：
《徵音诗集》不分卷，题“河北张缙彦坦公著，侄欲含萝月录”，前有“南州年盟弟熊文举拜撰”叙。次目录。卷首大题下有小字自序四行：
“自甲申以后，丙戌以前，流离间关，痛遭贼虐。偶记于襟袂间，迨归命大清(抬头)，山高海旷，痛定而思，涓滴未答，聊存岁月焉。”
可见这是他在甲申后两年多时间中所作，主要的用意是剖明心迹，也就是熊序中所说，“当世何遂无一能言者，剖心以相明，泣血以相信”的意思。当然中间也保留了一些史料，但不少已被篡改了。如第一首诗题《庆都道中语友》(贼骑押变产纳饷——原注，下同)就说明他以开门迎降的首功，也不曾得到怎样的优待，还是被抄了家并变卖家产。关于他开门迎降一事，《国榷》还记有下文，李自成命明臣入朝，仍给官做。此时“太监王德化从十余人内出，见兵部尚书张缙彦，诟曰，‘尔犹在耶！国家大事，尔与魏阁下二人坏之。’呼从者批其颊，缙彦至垂涕。”另一种说法是在三月十九日，“本晚，百官出，始言太监王德化数十人拥打兵部尚书张缙彦，责其开门迎贼。”(《国变录》)象这样的丑事，他就一概赖得干干净净，在《述变歌》里他说，
“天地自定位，日月忽阴睛。造化岂云异，坚脆各自成。嗟我觏凶会，天柱忽西倾。赤羽势已极，苫块泪尚盈。愿言赴国难，辞墓戚子情。旬月瘁臣心，四郊遍鼓钲。降臣捧檄至，谁使<SPS=1259>孤城(监视杜勋降贼，贼遣至城下，京营王德化缒与偶语)。惟我执愚昧，羞此城下盟。黑风西头急，饷绝全军惊，国亡身亦尽，朝房执<SPS=1270><SPS=1270>。沉业绵未已，乱我死复生(城破，入朝房自缢。窗棂折，李桂解救)。徒为举朝哭，无以报圣明。彼相前致辞，款曲如蝇声。喋血赊求死，惨楚不可名(贼遣牛金星说降，骂拒，贼怒加刑)。遂有枭杰将，待我以悍兵。踌躇龙泉道(守关伪将李谨欲擒，计脱)，孤鸿过山鸣。飞飞脱迹去，黄冠一身轻。徒死不塞责，一去叹冥行。慷慨复呜咽，君储陷<SPS=2136>鲸。潜结义侠士，白霓贯日精(张一方、蔡元吉，一为昆弟，一为姻娅。后战死，竟寻前约)。茧足二千里，逋臣苦以贞。忽复起弹剑，南指阵云横。雨中急问渡，守卒何狰狞(太原问卜。西岳庙签云，雨中问渡，进退维谷。及至南渡，果遇雨，为伪都尉冯国宁诘获，信有数云)。一手欲补天，运数茫难争。但留此血性，险难常孤行。”
这篇五古可以看作《徵音》全集的提要。除了对农民军必须痛骂并赖掉一切投降的事实外，对故明的种种却并不讳言。因为当时清军还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号，这样说还是符合政策的。“忽复起弹剑”两句不但隐约，也含混。看来这说的是他与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关系，这可万万明说不得。《国榷》记，
“已未，故兵部尚书张缙彦奏，在河北收义勇，诛伪官，其姻家大学士王铎保之，仍命兵部尚书，总督北京山西河南军务，便宜行事。给空札二百，文武辟用。其家月赡粟五石。”(甲申十月)
清初河南人郑廉撰《豫变纪略》，记甲申春夏间，张缙彦从农民军中逃归，本想到南京的小朝廷中去报到，但听说那边严惩了降臣周钟、项煜，“徘徊睢、毫间，不敢入江南界。”只好投奔驻扎在睢州的许定国，又拉拢许归附驻徐州的兴平伯高杰，好象手里真的掌握了枪杆子，有了向南京要挟的资本了，就上疏说，“大臣义当谒新君，但新抚中原豪杰许定国、李际遇等土兵五十余万，躬自简练，不敢擅离。候旨进发。”这就是张缙彦虽然也是“降臣”，却未被惩治，还受命以原官经营河南的原因。
早在甲申的秋天，张缙彦就已和南京的南明小朝廷接上了关系，还有王铎的内线，因此得复原官。当时南京有人大声疾呼，要追究降顺义军明臣的责任，而张缙彦却不在名单之内，这当然不是一时的疏忽。此后他有几次防河的奏报，弘光元年二月庚申的奏报说：
“总督张缙彦报贼败清虏于陈州，许定国东还刘家城。”
这里的“贼”指的当然是农民起义军。这以后就不再看到他的消息，没有好久，南明也灰飞烟灭了。
《微音》一集所记经行各地有庆都、龙泉关、五台、仪封、吉岗、汉寨、六安麻城商城诸山、金刚台、松子关、竹根山、龙湖、茶山等地，好象曾多次往复奔驰。直到《江上阁》一题，题注说“奉诏诣江宁，就内院征书”，这才终于归顺了大清。他是取路荻江、采石回到南京的。
诗集的第二种是《归怀诗集》，卷首作者姓名下一行是“渠丘刘正宗宪石定”。前有“三原门人韩诗顿首拜<SPS=1619>”序；“匡山社晚弟黄国琦具草”跋，次目录。卷尾有“门人刘源洁校”一行。韩序说，“及应召而来燕邸三载，恳期归葬。黄冠故里，苦雨凄风，形为咏叹，曰归怀。”又说到在前明作者已有《蓼居集》一书行世。按《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有《<SPS=1484>居文集》二卷，《依水园文集》前后集各二卷，皆顺治刻；《北京图书馆目》则有崇祯刻《<SPS=1484>居诗集》一卷；《贩书偶记》著录《<SPS=1484>居文集》二卷，崇祯闽中黄文焕选刻。诸书皆未见。
《归怀诗集》收回家路上纪行诗及在京与友人倡酬之作。往来诗友有陈之遴、，刘正宗、丁耀亢等人，大半是二臣朋友。张缙彦是北人，与北党的刘正宗关系密切。但对南人的陈之遴却也有往来。
诗集的第三种是《燕笺诗集》五卷，每卷前各有校定人姓氏，他们是“河阳薛所蕴行屋定”(卷一)，“江右熊文举雪堂定”(卷二)；“<SPS=0925><SPS=0833>丁野鹤耀亢校”(卷三)；“白下白仲调梦鼐校”(卷四)；“钜鹿杨思圣犹龙选”(卷五)。每卷尾更有校人姓氏。此集与《征音诗集》卷尾都有“西湖隐民孙从龙校”或“监梓”一行。行款都是八行十九字，当是同时所刻，是张缙彦官浙江布政使(顺治十一年)时刊于湖上者。
《燕笺诗集》前有“顺治癸巳年家弟安丘刘正宗题”序；“蜀仙井胡世安书”序；“顺治甲午仲春<SPS=0925><SPS=0833>治民门下士丁耀亢谨题于稷下趵泉之西”序和“门人王士<SPS=1293>沐手具草”的七古长诗。
这里序跋的作者除了年辈较晚的王士<SPS=1293>外，全都是二臣。王渔洋的长诗，后来编集时不知是否还保留了下来。
刘正宗是崇祯元年进士。降清后历官弘文馆、文华殿大学士。是北党的重要人物。陈名夏、陈之遴都受到他的排挤打击，一死一谪。他不但在政治上，就在诗歌创作上也与虞山、娄东各树一帜，南方文士选诗也从不选入他的作品。顺治十七年革职。在这六年以前张缙彦就靠了北党的关系迁浙江布政使，十五年又擢工部右侍郎。十七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大学士刘正宗罪恶，言缙彦与为莫逆交，序其诗，称以将相之才，词诡谲而心叵测，均革职逮讯。”(《二臣传》)所指的就是刘正宗为《燕笺诗集》所撰序中的几句话，
“先生胸富二酉，裕经术，砥躬饬行，仪表群品。兹且出其生平未弹之蕴，维持世运，当不难易晚近而綦隆。然则<SPS=0429>弊扶衰，岂惟诗哉！岂惟诗哉！”
张缙彦到杭州后，很得意了一阵子，向谢三宾买得钱牧斋旧藏的宋板《汉书》。甬上谢为雯《春草堂文约》“宋刻两汉书序”云，“此书自钱虞山归为雯伯祖<SPS=0073>卿公(三宾)，质钱千金，时在崇祯癸未。三宾扃于西泠书室。迨顺治戊戌(十五年)春，新乡张司马坦公携是书访真赝于虞山，虞山怂<SPS=0388>取之，缀文三百三十五言跋其尾。……”钱谦益不但为《汉书》作跋，又有诗赠坦公，“中书行省古杭都，曾有尚书曳履无，愿借顾厅居左辖，且抛手版领西湖。”又说，“借草定追苏白咏，浇花应酹岳于坟。”二臣们互相吹捧，连用典都毫无顾忌，简直不再知人间有羞耻事。《燕笺诗集》中有“牧斋先生”一首，
“石湖几处稳花<SPS=1579>，阅历艰危百代身。独树浩歌惟短剑，深山青史见空<SPS=0755>。<SPS=1394>书莫作过秦草，避地何心遇晋人。此去江烟应不改，绿苔丹灶自长春。”
《二臣传》又载御史萧震劾张缙彦一疏，指出其“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自称不死英雄，有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活云云，冀以假死涂饰其献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其不死之身。……”分析批判得有理有据。主旨在于说明如此坏种不但明朝深受其害，在本朝也必将为祸不浅。这是必然的逻辑，也是编纂《二臣传》的指导思想。张缙彦在浙江居然还将自己的神主抬入了勋贤祠，这事真是办得过于出格了。康熙中山阳戴氏刻郑寒村(梁)《五丁集》，卷二有《跛翁传》(万斯大)，中有一节，
“尝游杭州玉龙山，入勋贤祠，谒拜阳明像前。见东庑有张缙彦神位，立击碎之。”
这事大抵发生在缙彦去浙或死于塞外之后，只是不知道神主何时入祠。这些故事都可以说明他一直不安份，不甘寂寞，有时还极尽嚣张活跃之能事。在新朝主子看来，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先论斩，后从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
《燕笺诗集》里的诗大约都是在京师所作。他的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应该说是在水平以上的，虽不及杨犹龙，但在北人中也算得上一个作手。只是人品太差，许多功夫都花在编造谎言，虚张声势上面。他很喜欢写五律，风格颇近阮圆海。卷五有“入西曹四首”，小序说，
“丁亥(顺治四年)三月十七日，邹弁以流言下狱，余并逮。狱具，朝廷宣谕谓，投诚以前，流离殉家，忠臣也；到我国亦当如是，释而不问。其时宣谕诸老，叶马法、党于姜、房海客也。感圣恩如天，永矢弗谖，遂为此什。”这是什么话呢？又岂是诗人说得出口的？
《纪见》五首，倒是写得不坏的小诗，其第一、四、五首是：
“红楼张夜饮，一著钱十万。街头负担人，过午不炊爨。”
“倚门谁家女，蓬松燕尾长。夫婿跟官来，索酒坐胡床。”
“旌<SPS=0481>绕松林，无风自飞土。南僧演法毕，士女观如堵。”
卷前王士祯的《读坦翁先生燕笺，短歌纪之》七古，也是一篇难得的文献，说明青年的渔洋山人正是北派嫡传，在政治上与诗歌创作上都是如此。诗中有些话也是说得使人毛骨耸然的。
“新乡司马(张缙彦)真人龙，挥毫落纸如飘风。安丘相公(刘正宗)志复同，龙吟鸾答相噌<SPS=0124>。一时文苑推两雄，八骏腾踏凡马空。……”对两人的吹捧可以说是达到了可惊的程度，至于“今日杜陵推薛公”的“行屋先生”也是“燕笺”的参订人之一，当时是吏部左侍郎，也是与缙彦经历相似的二臣。
张缙彦戍宁古塔后，日子过得还是满舒服的，并不如想象中的艰苦。照样诗酒唱酬，与陈之遴等往来甚密。吴汉槎的《秋笳集》中留下了好几首赠诗。其《读张坦公先生所撰<徵音集>却赠》诗云：
“一编遗事泪潺<SPS=0677>，变徵声中惨客颜。转战幽并军缟素，侧身梁楚路间关。丘墟敢咎王夷甫，词赋空哀庾子山。惆怅白头荒徼客，龙湖当日杳难攀。”(秋笳后集卷七)
又，《张坦公先生谈甲申岁河北讨贼之事，感赋》。
“风尘铜马帝城昏，痛哭孤臣出蓟门。侠客濮阳藏季布，义旗河朔奉列昆。乌号异代徒余恨，龙战当时岂报恩。赤社既移终不复，空怜心计尽中原。”
这诗所记缙彦所述想来就是奉南明弘光朝命在河北一带活动的经历。缙彦在宁古塔的生活及结末，在吴汉槎于戊午(康熙十七年)二月十一日寄顾舍人(贞观)书中也有所记录：
“乙巳(康熙四年)以授徒自给。其夏张坦公先生集秣陵姚琢之、苕中钱虞仲、方叔丹季兄弟、吾邑钱德维及鄙人为七子之会。分题角韵，月凡三集。穷愁中亦饶有佳况。其后以戍役分携，此会遂罢。……张坦公先生河朔英灵，而有江左风味，雁群与弟情致特深，唱酬亦富。未殁前数日，即属弟在其榻前作行状，人琴之悲，至今犹哽。”
《二臣传》说他“流徙宁古塔，寻死。”《新乡志》则说：“徙宁古塔十载卒。”顺治十七年下推十年是康熙九年。他的卒年当在九年后、十七年前，一生活了七十岁左右。
张缙彦不无政治才能，在诗歌写作上也有一定的功力，生活在晚明那样的时代，在政治漩涡里混了若干年，作了许多淋漓尽致的表演。大体上他与阮大铖是一流人，具体的遭遇虽然不同，但在关键时刻采取的则是同样的态度。都不择手段地为个人利益而斗争，一切都在所不计。这是一种典型人物，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断种的。也自有些人为之化妆、吹捧，这中间也包括了王渔洋这样的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只有张缙彦这类人逐渐少下去，社会才会好起来。入关以后的清王朝先是对他们加以利用，随后很快就发现了这种人是不可信赖的，因为他们的本质是蛀虫，明朝就是在他们手里被蛀空的，这是不能不引起新朝的警惕的。编印《二臣传》与对明朝死难遗臣的大举封赠，就是吸取教训头脑清醒以后的果断措施。入关后的新朝统治者终于悟出，气节还是重要的，不能不讲的。等弄得满朝都是“二丑”时，就来不及了，也离彻底垮台不远了。在他们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教训。
一九八四，九，二十四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