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国家连续出版了一些谈论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的著作，如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预测与前提》，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等①。这些著作所揭示的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及其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不仅在西方各国引起了震动，而且也引起了我国读书界的重视。新的世界产业革命是否已经来临，这些论著所揭示的那些趋势是否确实存在，以及它们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提供哪些借鉴，我们能否利用这个机会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许多从事科技、经济和社会研究的同志都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笔者不揣浅陋，在此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见解，以求得到指正。
析“新产业革命论”
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是否已经进入新的产业革命时期，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对西方有关论著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如何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现状来正确制定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对策，有必要首先加以探讨。
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应该具有哪些标志？按照西方学者的通行观点，自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发生过三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其主要标志。“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高峰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电机的产生、电力的应用则是它的标志。“第三次产业革命”是在二次大战后出现的。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和发展、外层空间的探索与开发、合成材料的广泛运用等，共同构成了这次革命的主要标志。这三次革命除了都是以某一生产技术的革命或一群生产技术的革命为诱发触机和主要标志以外，还具有另外两个主要的特点。
首先，它们都是在生产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引起了从生产工具到劳动对象，到生产的组织和管理的一系列变革。
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每次产业革命都促使劳动资料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是以煤为燃料的动力机代替了人力机、水力机、风力机。“第二次产业革命”是以电力推动的机器体系，代替了蒸汽机及其体系中笨重的天轴、皮带盘等传动装置，出现了较为灵敏的控制器，形成了机械化生产流水线。“第三次产业革命”中，核能、石油在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提高，各种人工合成材料不断涌现，电子计算机广泛用于机器系统，生产自动线在各工业行业中逐渐占主要地位。由于控制水平、制造水平的提高，在连续性生产行业中，出现了设备大型化的高潮。
生产资料的变革也推动了生产的管理和组织的变革。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是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组织代替旧时代中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工场，企业组织结构基本上是中小型的，厂内管理方式是从个人管理到逐步建立各个管理层次。“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由于电力能够以低廉的费用进行长距离输送，“使工业几乎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36页)。工业生产进一步地集中化，垄断企业不断出现，企业内部管理出现了与电气化相适应的泰勒系统和福特系统。“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得以普遍建立，企业能够通过更好地掌握内外部的信息，使用各种现代化的管理方法。这一方面为专业化协作的扩大和深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其次，每次“产业革命”都是通过一个新的工业群的产生，促使生产出现大发展的。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中产生了纺织工业、机械制造业、铁路运输业、煤炭工业等；“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崛起了电力工业、化工工业、冶金工业、汽车工业等；“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发展最快的是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合成材料工业、喷气飞机工业、原子能工业等。随着这些新一代产业的崛起和发展，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大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评价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在其后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生产发展的速度则更高，范围也更广。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世界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两倍多，其中钢铁产量猛增五十五倍，石油产量增加二十五倍。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二。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速度更超过了第二次。据统计，从十八世纪以来，世界工业的增长率以一九五一——一九七六年间的增长速度为最快，达到年均百分之六点四。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既使仅仅按西方学者关于产业革命的定义来看，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也应该是以一群生产技术的革命为其特征，以引起一系列的从生产资料到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的连锁革命为其内容，以新兴工业群和整个经济的大发展为其外观表现的。从目前西方工业国的现状来看，虽然某些技术革命已经进入了生产实用阶段，但还有不少尚处于实验阶段和理论探索阶段；从生产资料到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革命也只是显露出某些迹象，还不能肯定地说已形成一种不可抵挡的趋势；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虽然很快，但还远远不能弥补原有部门的停滞和衰落。特别是自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后，西方工业国一直未能彻底摆脱滞胀的阴影。从一九七四到一九八一年，西方国家的工业增长年均不到百分之一，个别年份有的国家的下降幅度曾高达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虽然美国的经济一九八三年已有回升，但这次回升是在空前的高利率的情况下出现的，企业无法筹集长期资本使生产能力大规模地扩大。用美国前总统福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话来说，美国确实“在淘汰旧的设备，但是没有新的补充”。在美国的影响下，整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前景还难以预料。世界银行《一九八三年世界报告》认为，设想工业国家会取得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持续增长，恐怕是缺乏根据的，至今尚很少见到认真解决根本的结构性问题的迹象。
通过上述简略分析可以看出，那种认为西方工业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产业革命时期的说法，论据并不充分。当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问世伊始，有人便在《纽约时报图书评论》上发表书评，批评托夫勒“急于把他的见解，塞进一个浮华概念的封皮里”。然而，西方对于新产业革命的宣扬却至今没有消歇的意思，反而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这是什么原因使然呢？
新产业革命论的问世和被大肆宣扬，与西方各国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最长、波及最广、影响最深的经济危机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口普查局一九八一年的数字表明，百分之十四的美国家庭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这个百分比达到了一九六六年以来的最高峰(美国《洛杉矶时报》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目前美国的汽车工业中有二十一万一千人被无限期地解雇，占蓝领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九。钢铁工业的开工率只占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四十二，有十一万九千名工人无事可干(美国《时代》周刊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版)。其它如日本、西欧、加拿大等国也遇到同样的困难。正是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不得不借助于新产业革命论来达到安定人心、刺激需求、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以度过这场危机。而西方国家的人民期待出现新的奇迹使他们从失业和贫困中摆脱出来，则是《第三次浪潮》、《大趋势》这类著作成为畅销书的社会心理原因。因此，我们在研究西方学者的这些著作时，不能不首先看到这些著作问世的社会背景，它们为资本主义描绘玫瑰色前途的用心，以及这些著作中所带有的那些主观因素。
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吗？
虽然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尚未到来，但在目前工业发达国家中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确实出现了不少新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发展中国家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认为：“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和富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确实，历史上科技的新发展曾给后进国家赶上先进水平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是这种追赶都不是靠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来实现的。十九世纪美国的工业之所以发展较快，主要是靠从英国购买技术和从欧洲大量移民。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萌芽期间，美国首先发展的是传统的棉纺工业。直到一八九○年美国取得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时，主要动力还是来源于蒸汽和水力，到九十年代后才开始了电动力生产的引进(H.N.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41页)。日本的技术真正达到世界水平是在本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当五十年代欧美先进国家已经在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喷气飞机工业、核能工业时，日本却首先在大力引进这些国家传统工业的先进技术，加快发展冶金、机械、化工等工业，到六十年代后，才转而发展汽车、电子等工业。这些国家的经验都说明，在跃向未来的竞赛中，重要的首先是要利用别人成熟的经验，以最快的时间缩短差距，而不是超越实际可能去与发达国家争夺实现技术突破的冠军。
托夫勒之所以引用“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个比喻，也许是想用来说明，面对新的技术突破，所有国家都要开始新的探索，没有一个可供仿效的现成模式。但必须承认，同是这种探索，穷国和富国也是站在不同的水平上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延续性，它既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又受到一个国家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穷国和富国技术水平的差距，决定了他们在发展新技术方面条件的悬殊。如以信息领域的技术革命为例，信息革命的迫切性是日益庞大的工商信息流所推动的，而工商信息流本身就是高度工业化的产物。因此，当今美国的电话普及早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三点七，而我国还只有百分之零点四；美国每年人均邮件的数量为二百——五百件，而我国还只有三点三件。美国一九七六年大中型电子计算机的装机数已达二十一万台，计算机需求还在继续增长；而我国现在安装的大中小型计算机都合计在内不过几千台，而且开机时间短，利用率低，应用范围窄，计算机生产的销路还面临困难。由此可知；象我国这样的技术后进国家，在与先进国家迎接信息革命时，绝非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要迅速地缩短我国和先进国家在信息革命中的差距，我们的眼光就不能仅仅放在计算机技术上，而要与此同时尽快地引进各个传统工业部门的技术，提高整个工业的技术水平，以扩大计算机的应用范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只能立足于现有水平的基础上。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看到工业化国家中出现了生产设备大型化的高潮后，急切地也引进了一批堪称当时先进水平的大型成套设备、工业自动线等等，但大部分都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托夫勒的书中也举了一些这样的例子，认为这些国家是鲜有成功的。但他却没有合乎逻辑地得到照搬别国的模式，必然惨遭失败的教训，反而归纳出在新的挑战面前，穷国和富国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结论，这是令人奇怪的。资金缺乏、技术水平低是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在发展中的共同困难，如果不对世界发展趋势和本国的国情作透彻的分析，就匆忙照搬别国的预测和对策，照搬别国的技术，就有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失误，造成涓滴积累，泄之一旦的局面。因此，在探索目前工业发达国家科技革命趋势与我们的对策时，需要慎重对待和谨严从事。
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
西方学者关于新的产业革命的这些著作，其根本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也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还有一些观点，由于所处社会不同，掌握的情况不够全面，一时还难以评价。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些著作都是在对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作了大量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虽然其中的具体观点人言言殊，但有一个基本思想是共同的：即在未来几十年之内，现已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的科学技术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新飞跃和整个社会生活的相应变化。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这些书在我国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一个原因也正在于此。
历史告诉我们，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科学发展的推动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压力。纺织技术、造纸技术之成为人类最早掌握的手工业技术，就是与人们生活中的迫切需要紧密相连的。十八世纪蒸汽机技术的发展，也是因为英国出现了作为主要燃料来源的森林资源枯竭的危险。当今的世界正面临着能源、粮食、信息膨胀、环境污染等危机。按照传统的工业发展途径不仅不能摆脱而且还会加剧这些危机，从而使地球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不堪负担在它上面生存的六七十亿人口。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寻找科学技术的新突破。自从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在一九七○年发表以来，从技术发展中找出路的观点已越来越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出现电子计算机、外层空间开发、海洋开发、遗传工程等四组相互联系的工业群，“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一股史无前例的革新洪流。”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副董事长牧野升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出版的《五大技术革命改变着日本》一书中则认为，八十年代到二○○○年间出现的信息革命、机电革命、材料革命、光学革命、生物革命将对日本的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他们两人因所处国家的国情不同，对新技术的看法有异，但这些技术突破，从当前他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延续来看，显然是可能的。同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又都正好对应着信息、材料、能源、粮食这未来社会的四个经济支柱。因此，总的看来，这种新技术的突破和它引起的社会的相应变化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这个信息对我国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显示了世界技术革命方向的大转变。自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技术革命一直都是着眼于更高的生产率和用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但新的技术革命却将转变到重视能源和原材料的节约利用、重视新技术所可能产生的对生物圈的影响、用电子计算机来代替和扩大人的脑力劳动这三个方面。我国是处于手工劳动的机械化转变时期的技术后进国家，以前几次技术革命的任务都还远远没有完成。如果我们无视先进国家已经开始转变技术革命方向这一信息，继续走这些国家的老路，就可能加大与先进国家间的差距。相反，如果我们重视这个信息，相应地调整我国的技术发展战略，则可以大大缩短我国在经济上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时间。
其次，这个信息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加快自己发展步伐的压力和紧迫感。可以预料，在一系列新的技术突破中，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自动化程度的提高，高效新材料的涌现，发展中国家会在世界贸易中失去传统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矿产资源的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还停留在目前这种状况，那就不仅谈不到和富国处于同一起跑线，相反还可能扩大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当然，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新技术的突破，社会上新需求的涌现，世界贸易中对凝聚着新技术的产品的比重会迅速提高，这又给发展中国家赶上先进水平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目前，新加坡、南朝鲜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都把发展电子工业列为八十年代的战略项目，印度为了赶上微电子技术的世界水平，将在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二年的十年中投资二十三亿卢比用于微电子工业的研究与开发(《远东经济评论》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面临这个形势，我们又怎能不重视这个重要信息呢？
此外，这个信息还给我们显示了信息在人类社会中起到的作用日益重要的趋势。这是美国、日本、西欧所有谈论新的技术革命的学者最为一致的地方。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就把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列为美国十大趋势中最根本、最主要的一项。尽管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刺激信息产业发展的强大的原动力，但我国的工业技术基础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技术促进生产，生产推动技术进步，如果我们能因势利导地制订一些必要的政策和措施，加紧做好计算机的推广运用工作，在一、二十年内使微电子技术普及到全国各基层单位是具备了可能的。信息流最终会象物质流、资金流一样，在我国的经济社会中取得与后两者鼎足而三的重要地位。加快经济社会的这种变化，将会有效地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促进技术进步，实现二○○○年的战略目标。
从控制论的观点看，信息的重要作用是在于它能使系统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合乎逻辑的调整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世界环境中进行的，为了保证它的顺利进行，并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部条件，我们应该始终不懈地密切观察世界的发展和变化趋势，及时地捕捉住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信息。西方国家学者们关于新的产业革命的著作，就是经过他们加工的关于未来世界的一个信息群。尽管其中可能有许多谬误，但我们可以经过自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再加工，用以指导和制订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对策。
我们中华民族素以勤劳、勇敢和富于聪明智慧而著称于世，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筚路蓝缕，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我们有过居于世界科学技术进步峰巅的鼎盛时期。在第一次世界技术革命到第二次技术革命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列强用兵舰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伴随着一系列使人震惊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第一次给中国人民传来了中国的技术、经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信息。当时，那些不甘于沉沦的维新志士曾奋起变法，以求民族自强，结果却被腐败残暴的封建顽固派所扼杀。而在同一时期，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的成功，从同样是一个闭关锁国的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从此中日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差距便日益悬殊了。当世界处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高潮时期，西方工业化国家利用石油价格的低廉，在计算机技术和核技术的推动下，大搞生产设备大型化、日用消费品电器化，获得了经济的大发展。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也利用世界市场迅速扩大的机会，推动了经济的起飞。而当其时，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为害肆虐，我们却不但丧失了一个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好机会，而且使得本来经过五十年代的努力已经大大缩小的我国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又被进一步扩大了。一些本来落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走到了我们的前面。
不能够记住过去，就不宜于生存于未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及时传播、分析和研究来自世界的各种信息，并重视这些信息对调整我国的发展战略的借鉴作用。列宁说得好：“已经夺到政权的工人阶级……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须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86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说明，仅仅依靠一个民族的知识积累是不够的，它需要以全人类的知识宝库作为自己的基础。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贯彻了正确的路线，各项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预期，在需要人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信息时代，我们民族是会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的。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于北京
①《第三次浪潮》的详细内容摘要见本刊一九八一年第十一、十二期，《大趋势》详细内容摘要见本刊一九八三年第十期，《预测与前提》的内容摘要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起在《世界经济导报》陆续发表。
杨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