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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日本文坛上，以“郎”为笔名的三位作家——司马辽太郎、新田次郎、城山三郎——中，司马辽太郎的影响和作用是比较大的。
司马辽太郎原名福田定一，由于倾慕《史记》作者司马迁，故取司马为笔名的姓，意思是他比起司马迁远为逊色。他在一九二三年生于大阪市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一九四三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急需炮灰，被勒令提前毕业于大阪外语学院蒙语系，随即被驱赶到我国东北的侵略战场。战后，在《产经新闻》京都分社作文化记者，一九六一年提升为该报社出版局副局长，同年辞职，进入职业作家生活。
司马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写小说，代表作写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绝大部分小说以日本战国时代和明治维新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大多是卷帙浩繁的宏篇巨制，仅文艺春秋出版社一家就出版了他的全集三十二卷。他先后获得七种文学奖，许多小说是历年的首位畅销书。司马擅长运用复线发展的结构，并具有驾驭大题材的能力，创作主题也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歌颂统一，赞扬巩固和发展经济、文化的历史人物，暴露战国时代和德川幕，府的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揭示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这类作品所占比重较大，脍炙人口的长篇有《龙马奔走》(一九六二——一九六六)、《窃国故事》(一九六三——一九六六)和《花神》(一九六九——一九七一)等。二，宣扬日本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繁荣昌盛”和这时期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励精图治”，如《凌云壮志》(一九六八——一九七二)和《如飞如翔》(一九七二——一九七六)等长篇政治历史小说。三，歌颂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小说《空海的风采》(一九七三——一九七五)。访华后写的旅行记《从长安到北京》(一九七七)，赞扬中国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
司马的文学作品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日本的意识形态领域里颇具代表性。这时期，日本经济不断膨胀，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由第七位跃居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畸型发展所造成的空前繁荣的经济形势面前，日本垄断资本一方面深感自己基础薄弱，经不起风吹浪打，经常处于危机阴影笼罩之下。另一方面，又极力鼓吹不能就此满足现状，停滞不前，而应继续发展，赶超英美，甚至扬言“二十一世纪应是日本的世纪”，要变日本为“世界的加工厂”。司马不只在一两部小说中，形象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这样一种思想动向，表达了一代人的思想感情。他把历史上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人物，放在历史时代革新与守旧势力斗争尖锐激烈的典型环境中，站在时代的高度，开阔视野，满怀热忱地从各方面来宣扬歌颂他们的进取精神，塑造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卓越人物，用以指出日本现在和将来的出路，寄托希望于历史上经过他理想化的人物身上。六卷本政治历史小说《龙马奔走》的结构主线和中心人物，就是根据这个主导思想来铺陈和展开的。
此书叙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明治维新从酝酿到胜利的全过程，以主人公土佐(今四国高知县)的一名下级武士坂本龙马，为推翻腐朽反动的德川幕府，发展海军和扩大内外贸易而奔波劳碌的一生为情节线索，反映了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黑暗政治，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矛盾斗争，展示了广阔的社会图景，以充满热情和英雄气概的笔触，赞扬当时进步阶层，在反动的封建主义重压下的反抗精神和变革愿望，并把笔触伸向了当时的维新潮流，伸向当时青年人的心灵，形象地透视了时代的脉搏和改革者前进的脚步，塑造了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群象，格调昂扬，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从作者对这篇小说题材的认识和处理来看，是把维护和巩固天皇制同扩充海军、发展贸易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又是贯串全书的一条主线，也是小说主人公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坂本龙马把分邦割据的倒幕力量联合起来，对实现明治维新起了一定作用。他克服层层困难，惨淡经营“海援队”，打通商道，活跃经济，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作者笔饱墨酣地宣扬和刻划的主题内容，与其说是作品的历史题材所固有而由作者加以发挥，还不如说是反映了日本渴望不断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急切心情。在这篇小说中，以江户为中心的上层社会，维新志士的生活，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一幅幅活的画面，重现了明治维新前后那段动乱的历史。那时期每一点变化、骚乱都尽收于作家的眼底，通过对明治维新前后如火如荼的创业图景的逼真再现，激发人们艰苦卓绝进行经济建设的热情，同时也使今天的读者不仅从中得到了美学的享受，也获得了充分的历史知识。
在连载《龙马奔走》的同时，司马又发表了《窃国故事》。从主题思想所概括的政治意义来看，两篇小说是一脉相承的。此书以战国时代斋藤道三和他女婿织田信长两个封建阶级上层人物的一生为中心，通过他们实行新的政治经济措施，发动民力，兴修水力，发展贸易集市，比较彻底消灭庄园制等，颂扬了他们促进日本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写的虽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意图却在于借古喻今，主张革新进步的中心思想，同样体现了日本社会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现实要求。此外，作为小说的另一条故事主线，还描写了斋藤道三翁婿二人，玩弄阴谋诡计窃取政权的全部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历史情况，指出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是十六世纪日本历史发展的潮流，这些都有助于读者了解日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和剥削阶级的实质。
如果说，把历史同当前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为现实服务是司马写作历史小说的一个特点的话，那末，《空海的风采》则以公元八○四年来我国唐代留学的空海和尚，留唐学习佛教和回国后在宗教、文化方面的贡献，来反映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友好相处和发展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日本人民要求中日友好的运动已形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司马专门写作历史小说，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对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体会较深，通过书本知识对中国有一定亲近感。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即以友好的态度开始着手创作以中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除《空海的风采》外，还有《从长安到北京》，以旅行记的体裁，表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向往并赞扬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一九八○年最佳畅销书的《项羽和刘邦》(一九七七)，描写了中国秦汉时期的战争和政治斗争。目前仍在继续连载中的《走向街头》(1978— )，在有关我国的章节中，是通过实地考察，在取得充分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写成的，司马对我国南方的文化风土等，博征旁引历史资料和奇闻轶事，并进行了今昔对比，作了饶有情趣的描绘。
《空海的风采》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和事件，用夸张、想象等手法，渲染了空海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刻划了唐朝上下对空海的友情支援。其中，长安青龙寺的一代名僧惠果是作者以蘸满感情的笔所着意刻划的人物形象，有着相当高的典型性。惠果毫无保留地把当时尚未传入日本的密宗传授给空海，并指定空海为自己的法定接班人。惠果临终前，谆谆叮嘱空海早日学成东归，为祖国服务，以及空海死后青龙寺山山水水为之哀恸等描写，都表明作者在积极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把笔触深入到生活的细小角落和人物的心灵深处，热情满怀地歌颂中日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特别是空海回国前后的几个场面，更是感人至深，揭示了历史的真实，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司马的小说在日本受到广泛的欢迎，一方面因为他的作品反映了当前日本社会的思想动向，另一方面同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是分不开的。一部艺术作品，总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的统一。只有作家有效地运用艺术手段，丰满地展现复杂尖锐的社会图画，才能取得感人的力量。司马善于以作品描绘的当时历史生活为基础，驰骋形象思维，构成波澜壮阔的艺术画面。许多作品，由于题材的原因，在艺术风格和情节结构上，对事件进程进行广阔的、笔力纵横的全景式描写，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生活，纵横交错地融汇在一起，生动地展示了时代的风云。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大致作到了展开作品思想和表现人物性格的目的，并擅长采用多线条推进的办法，既主线分明，又使几条副线有机地交织一起，多条线索有条不紊地相互交织，互为映衬。尽管一部小说往往叙述长达几十年的历史，组织了众多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事件，但前因后果还是比较清晰的。此外，他在作品中展示了封建社会和日本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物画廊，其中有的是比较生动的艺术典型。不塑造典型形象，就不可能深入开掘主题。司马在许多作品中，通过不同的层次，尽力挖掘人物的内心冲突与性格特征，写出了人物的独特精神状态、不同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写出了人物的不同生活道路和不同命运，同日本“私小说”中的人物迥然不同，大都性格独异，运筹帷幄，具有铁腕风度，勇于迎接困难，在棘手时不屈不挠，多谋善断。这些创业者的业绩，震撼人心，鼓舞着民族精神，发挥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的几部长篇中的主人公坂本龙马、斋藤道三和织田信长等乱世英雄，在小说中是一切事件和人物联结的核心、矛盾的焦点，在纷纭复杂的客观形势中，作品丰满地显示出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无法摆脱的历史悲剧。司马还善于采取气氛的渲染，以加强人物性格的刻划，情景交融，传神夸张，使故事情节的进展紧紧牵动着读者的喜怒哀乐。例如《凌云壮志》和《殉死》中，对在日俄战争中侵犯我国辽东半岛的乃木希典愚笨无能的讥讽，充分发挥了这一艺术特色。在艺术表现上挥洒自如，不拘一格，或抒情，或叙事，或在抒情、叙事中夹以议论。作者面对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的成败得失，禁不住要直抒胸臆。这些带着感情的笔触，能使读者从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进行推敲和思索，从中汲取教训。对于语言运用，司马也有所长，他对各地方言的熟稔，也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他的作品既有知识性和教育性，也有趣味性和娱乐性，这也是他深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德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