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首先固然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即如何变革旧社会的书；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即如何组织新社会的书。前一道理，大家都明白：它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并给予十分充分、颠扑不破的论证，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一切辩护，而且取得了敌对的思想家们也无法非议的成功，这就给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整个事业奠定下思想前提。后一道理，跟前者相比，虽然还要阐明，不过，也是容易理解的：由于马克思这里不仅分析了问题的社会性质，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内容，而且同时也分析了问题的物质性质，即前者依之为基础的一般的客观依据，所以后者便不能不成为组织新社会经济生活的直接指导。比如一开始(第一卷第一章)，作为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物质内容的劳动二重性的分析，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分析，(这也是马克思的发现。)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即计划经济的思想出发点。没有抽象劳动的概念及其实质的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这一出发点，任何经济计划就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地方，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既是它的革命又是它的继续这种关系，《资本论》的解剖也对我们建立新社会的经济体制有直接参考作用。如第二卷分析两个 部类 (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比例关系的规律性，第三卷分析货币经营资本(“金融”资本)的机制及其运动方式等等，都应作如是观。社会生产底两个部类关系的原理，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绝对遵循的，不能“比例失调”。
《资本论》的意义如此重大，但讲到读《资本论》，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读者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读者却有不同情况。比如当年俄国，人们在参加革命的准备时期，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不少，但是没有读过《资本论》的人却几乎没有，列宁本人就是在做中学生时读的。我们呢？当年倾向革命和准备参加革命的人们，首先读的是《共产党宣言》，但《资本论》，直到革命已经接近胜利，读过的人还是不多。第一个《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郭，王译本，就是一九三八年才出版的。这时，已是十月革命后二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年了！这种情形，连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们也不例外。记得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上海“神州国光社”的《读书杂志》开展“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参加“论战”的学者们，还以“你读过《资本论》没有？”相讥。有的承认第一卷没有读完；只读完第一卷的，用“马克思自己也说第一卷有独立的价值”的话作辩解，认为依此研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也够了；而当时三卷《资本论》都读完了的李季先生，则显得是“鹤立鸡群”，——几乎在参加“论战”的学者中只他一个。这种情形，固然是中国革命的政治特点使然(急迫地需要实际的革命行动)，也是中国社会文化落后的特点使然(懂外文的人少)；然而，《资本论》本身的伟大结构和近二百万字的巨量篇幅(如计算第四卷进去是近三百万字)，不能不承认，即令今天，对我们一般同志说来，仍是个重负。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有了再二、再三次的中文全译本后，尤其是在革命取得了全国性胜利，和平环境，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已大非昔比之后，阅读《资本论》的情况仍是很不理想。这里存在着不是不重视读，而是难于具备读完它的条件的问题。
但是话应说回来，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大家读《资本论》的必要性是更加强了。因为过去是政治斗争、特别还是武装斗争第一，这以后是经济建设第一。特别是党和国家正以全力进行“四个现代化”的今天，经济建设更是党和国家的中心课题。这样，我们大家更应该有健全的“经济头脑”，而这个所谓的“经济头脑”，第一个打基础的工作便是读《资本论》。《资本论》，对于我们连所谓“社会经济结构”是什么回事都感到生疏和不理解的人们，就具有新的、特殊的意义。
读《资本论》是万分重要的，读它，又有分量太大等的困难，怎么好呢？本书编辑者有感于此，怀着一种心愿，从四十年代在延安时开始，说来也有几十年了，这就是想：有一部《<资本论>要略》，内容全是马克思的，即还是马克思自己在说话，编辑者外加的一般限于连接词，并且也照恩格斯的样，用括号标出来。《资本论》的原貌、它内含的思想照样保留，主要是略去对前人的评判、引证和事例，于是没有那么大的分量，二十五万字左右，约占原书近八分之一，任何人都比较容易读完。《要略》不代替《资本论》，也不是《资本论》的“通俗”讲解，它是《资本论》的“缩本”性质。对读《资本论》原书，它有引导和辅助作用(比如帮助抓住要点和理解原意)；对一时无力读完原书的人，它也能满足了解《资本论》概要的要求，对《资本论》有个较为可靠的认识。这心愿，实现起来，在我可不容易。因为我以前的工作岗位不是研究工作，更与经济无干；抗战胜利，离开延安以后，敌后环境加全国解放，紧张的本职工作使我长时期无法去摸它，虽然通过封锁线时都背着《资本论》走，从来没有离开过。意外地，(幸乎不幸乎？！)无辜的灾难使我失去自由，特别是十年内乱，监中生活倒给予实现这一愿望的绝妙机会了。经过这一次的再研读和对在延安时做的旧笔记仔细审查，使我开始有拿出来的信心。
刘歆作《七略》，是为了给皇帝节约读书时间；我这个《要略》，则是给读书时间有限的同志们节约读《资本论》的时间和缓和读《资本论》的困难。这是一个新的意图。马克思也说过“凡事起头难”，新意图的开始，总是难于完善的。于是，我要请读者同志们、特别是共鸣于这个意图的读者同志们，阅后给予指教，以便改进，使其能更好完成它应负的使命。
本书使用的译文，除个别例外，采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译本。
一九八一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是为记。
(《<资本论>要略》，刘雪苇编著，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雪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