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如果数典忘祖，不知道中国的历史，诚然是极不应该的。但是，如果对西方的历史一无所知，或者盲目地认为西方历史发展的规律与中国完全雷同，也就无法作出历史的和现实的比较，无法站在人类文明整体的高度上去探索中国的未来。因此，比较历史研究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其重要意义。顾准同志的遗著《希腊城邦制度》，就是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尝试。
一般研究者在谈论中国与西欧历史发展的差异时，往往以欧洲中世纪和我国秦汉以后社会的比较为限，例如指出欧洲封建制的领主庄园制与中国封建制的地主小农制经济截然不同等等。这无疑是必要的。但顾准同志却不满足于此，他要进一步追溯西欧文明“基因”的定型时代——希腊城邦制度。
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构成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灿烂的希腊文明史，就是这些自治的城市主权国家即城邦所谱写的。顾准同志指出两点差异以避免人们把希腊城邦制度与我国春秋时代的小国林立相混淆：
一、春秋各小国，虽然政制各异，各专征伐，然而有史以来，一直有一个凌驾他们之上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天子”。希腊城邦制度却不然，它从头至尾都是多中心的。城邦甚至都没有发展成帝国的动力，因为城邦的自治排外和为建立一个帝国所必要的对被征服者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是互不相容的。
二、希腊城邦顽强坚持的主权在民和直接民主制度，是我国古代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例如，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每月二至四次的“公民大会”，解决城邦一切重大事件：每个公民都要轮流参加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的成员多达六千人，占雅典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根据议事会成员不得连选连任的规定，雅典公民的三分之一，一生中有机会被选入议事会——这一切，与中国古代所谓“博天之下，莫非王土”、“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制度，是多么的不同！
更有趣的是那希腊城邦的官制和兵制。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雅典的常任吏员和常备警察甚至由国家买来的奴隶充当。希腊诸城邦的公民军是战时召集平时离营的“民兵”，战时的武器、给养均由战士自备，这和我国庞大的常备军截然不同。我国兵书成熟如此之早，实是战争规模大且频繁的反映。自备给养、武器的希腊城邦“民兵”是不会有这样大规模的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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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此奇特的希腊城邦制度是怎样演变形成的呢？许多著名的中外历史家认为：城邦民主制度是从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制度直接演变过来的。顾准同志与众不同的新颖见解就是从探讨这个问题开始的。我把这些见解归纳如下：
一、希腊城邦制度不是从氏族民主直接演变过来的 顾准同志认为，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如果认为希腊城邦制度直接来源于氏族民主，那么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国和东方各国古代文明中找不到一点城邦制度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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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氏族民主之后，全世界各民族都经过了“神授王权”的阶段。希腊也不例外。“神授王权”起源于原始军事兼并中的部落王，这是氏族社会后期阶段的事。现代考古学家发掘出了特洛伊古城、迈锡尼古城和克诺索斯古城，充分证明远古希腊也存在着和东方一样的“神授王权”，那统治者豪华的宫殿、城垣、陵墓就是物证。
希腊远古文明起源于克里特岛。人种学证据表明，克里特岛最初的居民来自亚非草原，人种与埃及相同，文化受到埃及的强烈影响。克里特一迈锡尼远古文明具有和东方一样的原始“神授王权”制度是不足为奇的。
希腊史和我国古史的差异之处，在于“神授王权”的氏族部落传统萎缩了，走向了城邦制度；而中国却依着“神授王权”的传统，走上了别一条道路。
二、泛海殖民活动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顾准同志认为，“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多里安人的入侵，大大促进了迈锡尼(位于希腊大陆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时代早已开始的海外殖民活动。迈锡尼旧民许多都移居海岛，到小亚细亚沿岸一带去开辟新的殖民地。希腊的海岸线极长，港口多，又有爱琴海上和爱奥尼亚海上希腊诸岛屿，把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意大利连接起来。“在海上航行的人，前后都有肉眼可以望见的岛屿用来指示航程，这种条件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希腊向小亚细亚的殖民，为了防卫当地人民的报复，或为了防卫不时可以发生的海盗的劫掠，他们必须“筑城聚居”——这就是城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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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同志分析道：“在古代技术条件下移居海外的人，总有些冒险家的气质。即使多里安人入侵时期出走的，显然也因为他们不愿屈居于被征服者的地位……希腊人这种自立门户的强烈愿望”，决定了殖民城邦自治化“分裂繁殖”，而不相统属。星罗棋布的希腊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组成了希腊人的海上贸易商站网，多数希腊殖民城邦走农工商兼营发展的道路。公元七世纪起，发源于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城邦制度又反馈回希腊本土，在雅典的伯里克里斯时代达到了希腊城邦的极盛期。
泛海殖民活动是希腊史的根本特征。黑格尔说：“大海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历史哲学》)。航海活动的最重要最深远的后果，是打破了原始氏族神授王权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政体，建立了“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
航海的艰险，使船上的人们必须打破氏族身份界限，同舟共济；上岸后对付本地敌人的需要，使他们保持“同舟共济”的关系。经过这般冒险历程的人们，“同伙”、“战友”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他们需要选择有能力的可靠的领袖，“神授王权”必然衰落①。最初代替王权的是贵族政治，后逐步发展为民主政治……
笔者认为，原始氏族血缘关系瓦解的彻底与否，是对以后发展影响极大的分岔点。我们看到，氏族关系在很多地方瓦解的不彻底，如俄国十九世纪还有农村公社，马克思说亚细亚社会有许多“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实际上，正如顾准同志所分析，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由于未经受过类似希腊航海活动的那种瓦解冲击，“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虽然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今天仍然存在原始氏族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原始氏族并不是“必然”要自动解体的，原始氏族不同的解体方式对以后历史的多分支演化至关重要。顾准同志着眼于这方面的探讨，显示了他的卓越见地。
中国的氏族关系瓦解极不彻底，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李泽厚同志曾分析孔子学说的四个构成因素，其中“血缘基础”为第一。中国的多子平分继承财产的制度，更使人依赖家族宗法关系。欧洲的长子继承制，虽使一些年轻姑娘进了修道院，但却激励起非长子们去谋求新型的生活方式的个人进取冒险的精神。这种根源于希腊人泛海殖民活动的冒险精神，是极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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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一经济”发展为多种经营 雅典本以粮作农业为主，海外城邦大移民后，由于大批商船队在海上来往，刺激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雅典有可能依靠进口粮食，大力发展更适于本国土壤条件(丘陵、沙地)的葡萄、橄榄、果园及其他园圃农业。米利都、科林斯等老早就是工商业城邦了。其他“单一经济”的城邦，大都也扩大多种经营。因为城邦是独立主权国家，所以可以说“国际分工”已经在希腊世界出现了。难怪马克思、恩格斯说，希腊罗马世界几乎已经发展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关系……
然而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正是“单一化产粮”，这从我国至今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以猪肉为主肉食两件事，可以明显看出：因为单一农业激增使人口劳力增长，猪则是食粮动物(与牛、羊食草动物不同)。但单一农业的缺点是不仅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阻碍分工、协作的发展。
四、希腊城邦的民主与法制 顾准同志指出，由于城邦法治发达，使得公民间的阶级斗争一定程度上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表现为公民大会内、议事机构内、陪审法庭内的合法斗争。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本意也在于此。当城邦阶级斗争激化时，就有僭主和民选调解官出现。梭伦就是一个“民选调解官”， 即调停敌对阶级利益的独裁者，他完成了发展雅典工商业、废除贵族世袭特权的著名的“梭伦改革”。最后，他要求雅典人立誓保持他的法律，“辞职”到海外漫游去了。其后，他因此而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
梭伦首创的陪审员制度，对后世的法律有极大影响。顾准同志分析道：“有报酬的陪审员制度是中下层公民的极好的政治教育机会。唯有当广大公民对国家大事有清楚的了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才不致流于形式。”因此陪审员制度又是一种民主的手段。再加上本文开头所引的每月召开二至四次公民大会，六千人陪审团，每三个雅典公民中有一人一生中有机会被选入议事会等例子，我们看到，希腊城邦的民主与法制已经何等发达了。
以上四个方面只是我对《希腊城邦制度》的简要评介，顾准同志此书中还有许多深刻丰富的思想这里略而未谈。例如，顾准同志认为希腊城邦制度中奴隶制和农奴制是并存的，这对于重新评价“五种生产方式单线发展论”是很有意义的。
希腊城邦制度对中世纪的城市自治运动和资产阶级法律有巨大影响，是欧洲文明“基因”的定型时期。对此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顾准同志未能完成这部著作，就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去世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历尽千辛万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先生指出：“外国革命是由争自由而起，……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中国……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民权主义》第二讲)。由此可见，孙中山就已经看到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差异。毛泽东同志首创农村包围城市的光辉道路，也是基于对于中国和欧洲、苏联的差异的认识。尽管由于写作条件的极端艰苦，顾准同志未能接触到近几十年来国际古代史学界大量新的材料和成果，但是在今天，顾准同志研究希腊时期的这一著作，仍然是值得我们反复研读的。顾准同志早在三十年代便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解放初期任上海市财政局长，他曾为苏北、胶东解放区和人民新上海的经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五十年代，顾准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那套经济管理体制，这方面的思想收在他另一本遗著《社会主义会计的若干问题》中。可以说，顾准同志的比较历史学研究是凝聚着他毕生的经历和血汗的。
近年来，我们许多研究者开展了比较历史学的研究，从各个方面发展了顾准同志比较研究的成果。顾准同志有知，当会为此感到欣慰。
(《希腊城邦制度》，顾准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版，0.67元)
① 正是在最初的海外殖民地小亚细亚，传诵起摆脱氏族意识的传统、抒发个人自由和自主情绪的“抒情诗”。
崔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