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唯物史观，文学艺术即使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也要受制约于并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但是它在一时一地的繁荣又并不绝对同当时当地社会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这是因为这门意识形态自有其本身固有的相对独立性，同时还有其不即不离的历史继承性。
这个统一的有机的科学结论，放在逻辑的平面上，倒也不难理解。但是，把它附着于立体的(时间×空间的)文学现象，就是说要具体地理解它，就不那么容易了。至于把它提炼成为方法，用以探讨一大堆尚未具备历史形态的文学史料，那就更不容易了。不容易固然不容易，但如想写出一部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文学史，这又不能不是一条必由之路。其实，马克思早已向文学史家们提出了这样的考题：“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迄今为止，能够完满回答这个考题或这类考题的文学史家，看来还是不多见的。
本文标题所谓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说周延一点，就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几个在政治经济变革方面起过主导作用的国家即英、法、德三国的纵横交错的文学潮流。一般的说法是，由于法国专制君王的残暴、挥霍和无能，由于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家们巨大的思维活动，更由于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影响和刺激，发生了一七八九年划时代的法国大革命；短短五年内，革命经历了激剧的反复的试验，出现了雅各宾专政(罗伯斯比尔们是多么刚直不阿呀！)和欧洲诸王的武装干涉；接着是雾月十八日的政变，拿破仑的披荆斩棘、摧枯拉朽和后世才能理解的穷途末路；再就是整个欧洲大小王侯的复辟，“神圣同盟”的镇压，而由拿破仑唤醒的追求民族统一和民主政体的迫切愿望，继续在欧洲各地以潜流的形式汹涌澎湃，严重威胁着梅特涅的防洪坝；于是，一八三○年好样的巴黎人又发动七月革命，一八四八年又发动二月革命，直到蔓延全欧，把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不但包括当时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生活以至精神生活的巨大变革，实际上可以说完成了中古封建欧洲到现代资产阶级欧洲的全面过渡。列宁把整个十九世纪称作“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认为它“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以法国革命为枢纽的这段历史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就是继典雅而僵化的古典主义而来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盛衰过程。
浪漫主义运动在欧洲各国尽管有不同的表现，尽管可以按照各个作家的不同立场，划分出“积极的”和“反动的”两个流派，但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段有机的历史运动来看，它毕竟具有深刻的内在的一致性。那就是说，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既受制约于并反作用于各国当时激剧变革的生产关系，又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并同其文学传统保持着继承关系，因此它的繁荣局面未必同本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发展成比例。基于这个认识，加上实际情况作证，人们大概不会按照英、法、德三个国家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高下，来判断它们的文学成果的优劣。同时，当然也可以同意，这三个主要国家正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发祥地；不过，硬说斯拉夫文学是英国浪漫派的回声，斯堪的那维亚文学是德国浪漫派的翻版，南欧文学是法国浪漫派的仿制品，总又未免有嫌简单化。
任何事物概乎言之，或许都不难于自圆其说。但如深究一下，就会发现许多问题说不清楚。例如，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关系又是什么？三者内部必然包含着什么样的矛盾？英国革命走在法国革命前面，其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不亚于后者，何以没有产生后者那么大的影响？德国经济凋敝，政治糜烂，何以又在哲学思维上那样出人头地，以致被马克思誉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德国哲学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为什么又“并不是什么反常现象”？浪漫主义运动作为法国革命及其派生的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产物，它对于这些政治经济变革的反作用，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能够按照个别作家的个别政治态度，简单地将这个运动一分为二，使之适应上述变革的两个对立面，就算完成了文学史的任务吗？对于人类文化思想进化史的一个重要阶段，难道能够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机的宏观分析？有了宏观分析，难道就可以不对各有关民族以至各有关作家个人的特殊性作微观的分析？——这一系列问题的确是够复杂的，离开了唯物史观的指引，恐怕任何高明的文学史家都清理不出一个来龙去脉来。但是，复杂固然复杂，总得基本上有个差不离的看法，不能闭着眼睛绕过去，而且——如想写出一部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文学史，而不满足于堆材料和贴标签，这仍不能不是一条必由之路。
本文标题所谓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则是丹麦大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一八四二——一九二七)的一部六卷本巨著。这部巨著是他在哥本哈根大学主持美学讲座(一八七二——九○)的讲义汇编，它在检阅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成败利害的基础上，奠定了现实主义(当时或称“自然主义”)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从而在丹麦以至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到七、八十年代，落后的丹麦才开始涌现一股新思潮，使基督教教义和唯心主义在各个领域让位于似乎无所不克的实证主义，表现为无神论、达尔文主义和文学上的自然主义。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其不可置议的精神领袖就是《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其实，当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资产阶级刚刚跨入它的黄金时代，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未老先衰，因此勃兰兑斯不过是欧洲伟大的启蒙运动的一个遗孤，他的道路不能不是迟疑而曲折的。他在一八七○——七一年初次旅游欧陆，结识了文化巨擘泰纳、勒南、约翰·斯图·米尔等人，次年回国开始举办那个著名的美学讲座，但在这以前，他的批评活动就已在丹麦文化界确定了他的领导作用。他的文字热烈，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但是他的风格冷峻，却凝聚着他的批判的怀疑气质。他的同时代人没有不为他的文章所动，不是爱戴他，就一定憎恶他。有人把他比作分水的摩西，人群在他面前不能不显示本色而左右分开。一八七○年出版的《批评与画像》是这样，这六卷本的《主流》更是这样。单以前一著作中一篇分析莎士比亚艺术的名文《论文学中的无限小和无限大》为例，作者批评眼光的敏锐和深邃实不亚于雨果之论拉辛或泰纳之论拉封丹寓言，大大打开了年轻一代作家的眼界。本国的雅各布逊、赫曼·班以及瑞典的斯特林堡，加上更著名的易卜生和比昂逊，他们以“现代开路人”的名义结成一个流派，团结在勃兰兑斯周围，通过各自的创作实践抵制了当时弥漫北欧的天主教精神和浪漫主义，促进了一场以现实主义文学高涨为标志的精神革命。《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这场革命中显然起了号角的作用。
(附带说一下，勃兰兑斯没有预料到，易卜生、斯特林堡等人开始在他的启示下，接受过欧陆先进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几十年之后却反过来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欧洲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他更没有预料到，一直被认为不在话下的俄罗斯荒野，就在他的有生之年，便陆续拥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等一系列灿烂星座，神秘地出现在世界文学史的精神宇宙之中。——文学艺术归根到底受制约于物质生产关系，然而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是多么不可思议呀。)
就当时的状况而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成就和影响，诚然是一般资产阶级文学史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作者却同样没有完成前面所说的文学史应尽的科学任务。这就不能不提一下他的历史局限性、也就是阶级属性了。不必讳言，勃兰兑斯尽管热情地发动了一场精神革命，他这时在政治上充其量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在哲学上更称不上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唯其如此，他在那场革命中大声疾呼的艺术理想，即“作家追求自己倾向的典型性”的大无畏精神，终于没有在现代丹麦文学中出现，反之后者依然是“艺术多于生活”，依然按照不能由人创造的客观规律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中摸索自己的道路，依然“胆怯而和谐”地在本国土壤上掘寻久已失踪的“金号角”。后来，不但他周围的战友逐渐忘却那场革命，走向了神秘主义(如晚年的易卜生)，或者致力于开现代主义的先河(如斯特林堡)；就是勃兰兑斯本人也仿佛遵循某种规律，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到九十年代即《主流》问世后一二十年，他重游欧陆后受到尼采的影响，精神上日见孤立和衰退，寂寞地鼓吹所谓“贵族式的激进主义”，显然背弃了他在《主流》中反复申述的不论多么模糊的民主原则。人们在慨叹文学发展的复杂性的同时，不能不为资产阶级正派学者的又一悲剧表示惋惜。
然而，这个悲剧在勃兰兑斯身上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是纯粹的。批评家于一八四二年生于哥本哈根的一个犹太家庭，自幼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接着为本国同时代人基尔克郭尔的神秘哲学所熏染；第一次到国外结识泰纳等人，才从抽象思辨转向实证主义；第二次到国外接触尼采的超人哲学，终于自以为发现了归宿。基尔克郭尔—泰纳—尼采，这就是批评家一生的思想发展路线，应当说还是首尾一致的。勃兰兑斯一生真可谓著述等身，除了这六卷本的《主流》和前面提到的《批评和画像》，还有大量塑像式的文学传记，如早年的《基尔克郭尔》、《台格奈尔》、《霍尔贝格》、《现代的开路人》、《丹麦诗人》、《拉萨尔》以至《狄斯累里》(不知他怎么对这位英国保守党创始人感兴趣)等；晚年为了传世，则更有大量铜雕式的“巨人传”，如《莎士比亚》、《歌德》、《伏尔泰》、《凯撒》、《米开朗基罗》和《耶稣》。在这些著作中，基调并不是一致的，恰好反映了作者一生思想的曲折发展；而《主流》作为他的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里程碑，其中不但泰纳的影响明显可见，时刻还泄漏出基尔克郭尔的声音。因此，为了比较透彻地理解这部宏伟的著作，读者除了对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政治演变和法、德、英三国的文学发展需要具备足够的知识外，还应当对基尔克郭尔的哲学思想和泰纳的批评原则多少有所了解。消化过程是需要唾液中的消化酶来完成的。
基尔克郭尔(一八一三——五五)这个名字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颇为流行，据说他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认为哲学的主体是个人，基督教是个人心灵的宗教，正可以用来检验他的哲学原则；他在《或此或彼》(一八四三)、《忧惧的概念》(一八四四)等著作中，力图阐明个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以及他面临自由选择时的忧惧、痛苦和孤独。简而言之，他排斥抽象知识和黑格尔式的哲学体系，认为真正的知识具有不可传递的个人性，强调个人通过反对集体创造自己的存在，坚持个人选择的自由；同时又意识到自由选择的不可靠，人的经验往往发生剧烈的中断，人毕竟无力理解世界，故人必须深信不疑地皈依上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理取决于个人的意志，等等。这些基本观念后来成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滥觞，并为萨特、雅斯伯斯和海德格尔等人所发展。勃兰兑斯在《主流》中一再提到过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和著作，尽管没有正面发挥他的哲学观念，因此不能说他当时仍然信奉那些观念；但在基调上，在泰纳式的骨架上，这部巨著不是没有他的哲学影响的痕迹的。例如，作者坚持文学史是心理发展史，或称“心理学的文学观”，强调“个人的完全绝对的独立性”、“可宝贵的个性”等等；他处处申述要把一切文学现象追溯到“生活”中去，这并不意味着归根到底要从经济基础来解释它们——他一贯把所谓“生活”同个人的心理联系起来，立志要“指出在文学中得到表现的感情是怎样在人心中产生出来的”。“人心”是什么呢？原来“人心并不是平静的池塘，并不是牧歌式的林间湖泊。它是一座海洋，里面藏有海底植物和可怕的居民。”话说得十分动听，但怎么也没有把“生活”的真正内容讲出来，连泰纳追求的实证效果也未必谈得上。
伊波利特·泰纳(一八二三——九三)的名字随着《艺术哲学》中译本的出版，已为我国读者所熟知了。他是法国著名的批评家和历史家，他的批评方法就是所谓“科学的实证”。十九世纪下半叶，由于对本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时期的狂放不羁和随心所欲产生了反动，所谓“科学精神”弥漫着各个学术部门。“科学”一词被用滥了，几乎人类各种活动(包括恋爱)都似乎有“科学”可言。这个思想运动就是实证主义运动，泰纳是它的领袖之一。他认为每个天才不论是诗人还是政治家，都是可以解释的，只要弄清楚了他的种族、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他的主要智能。在这个方程式下面，实证主义的文学批评往往变成了传记或史料之类，并在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和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找到它的典范。特别是在《主流》中，作品和人物简直可以看作有关作者的生活写照，使中国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关于《红楼梦》的“自传说”。实证批评方法流行了一段时期，西方一些批评家又起来反对泰纳，觉得这个方法并不能完满地解说天才的奥秘，这就是后来比实证批评家似乎更“科学”的弗洛伊德学派。实际上，泰纳本人的诗人气质就很重，他的审美热情常常在文章中溢出了他的原则规范。至于勃兰兑斯，他的《主流》至少在文笔上之所以引人入胜，也未始不是由于其中并存的并不“实证”的唯心理成分。
此外，勃兰兑斯还受到法国其他批评家的影响，如法国浪漫派的诤友圣伯甫。《主流》使文学作品等同作家的自传，显然还起源于这位大批评家的启示。法国人生性冷静、机智，在文学领域以批评著称，从十八世纪古典主义的布瓦洛到近代印象主义的法朗士，其中包括圣伯甫、泰纳等等，无不对欧洲其它国家的文学实践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勃兰兑斯在这方面受益于法国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他在早年接触过的基尔克郭尔思想的基础上，还浸润过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不看到后一方面，也未必能理解他向年轻的丹麦作家谆谆教导的“艺术理想”，那“只在山巅和悬崖旁边开放的阿尔卑斯山的花朵”，以及“毫无顾忌地表示明确的艺术理想的勇气”，究竟指的是什么。
读者将会看到，整个《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贯穿着三个主题：一，文学运动是一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尽管他的“进步”和“反动”的概念十分模糊)；二，作家和作品都不过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尽管他的“生活”的概念也十分模糊)；三，文学就是心理学(这才是他的真正与众不同的本色所在)。作者在这部巨著中描绘了从一八○○年到一八四八年的欧洲文学运动，这个运动宛如一出威武雄壮的六幕剧，陆续出台的就是法、德、英三国的六个文学集团，即法国的“流亡文学”，德国的浪漫派，法国一八三○年以前复辟时期的作家群，英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法国的浪漫派和最后谢幕的“青年德意志”派。
《主流》的第一分册《流亡文学》，首先提到一八○○年问世的一本小书《阿达拉》①，用以揭开浪漫主义运动的序幕。接着，它以卢梭的名义，邀集了所有被认为反对“两个破坏性的暴政，即国民公会和帝国的专政”的作家群，并一律称之为“流亡者”或“反对派”。这些作家有不少人确是志同道合或情投意合的，如《阿达拉》的作者夏多布里昂和《德意志论》②的作者斯塔尔夫人；但有些人(如歌德、温克尔曼)却和前者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主流》作者通过对那个动荡时期的社会心理的分析，让这些极不相同的作家站在一起，形成一股对法国革命的反动，虽然只是萌芽状态的反动。他这样解释，革命推翻了旧秩序，抛弃了正统原则，统治阶级遭到屈辱和毁灭，正教被推到一边，这些行动不是来自“科学素养”，而是出于“好斗哲学”，就会使人感到“不公道”，对革命“不满足”，认为人权和进步观念“不现实”，因此肯定会出现回潮，这种回潮反映在文学艺术上，首先就是以卢梭的名义反对伏尔泰。这里可以看出，面对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本质内容和相互关系，批评家的唯心史观简直有点捉襟见肘，只好将这两个规律相异而又有联系的革命过程揉在一起了事。特别令人诧异的是，他把《维特》也列入“流亡文学”，据说因为维特是一个“憧憬未来而又对未来隐约感到不安”的人，这就让人们仿佛听到基尔克郭尔的声音了。此外，涉及当时德国文学及其社会基础的关系，他更是同眼光不出国界的德国庸人相去无几：“在法国人推翻政治制度、打破旧习俗的同时，不是法国人而是另一个民族改造了文学，重新创造了诗歌”；“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只有德国人在十八世纪有他们的文学繁荣时期”，“这就是因为他们尽管什么都不自由，思想却有自由。”这类似是而非的议论充分证明，再高明的资产阶级学者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引，也会出现无法自圆其说的窘态。总之，《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这出大剧的序幕，由于人物出场缺少章法，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打响的。
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通过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盛衰过程，反映了第一分册所谓“反动”的成长。拿破仑虽然称帝，但并没有完全抛弃革命原则，这表现在首先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拿破仑法典》，它肯定了“第三等级”(以资产阶级为主)的权利和尊严，同时促进了民族主义意识的醒觉。对于德国的进步和发展，拿破仑也是有贡献的，他一举粉碎了伏尔泰谓之“既非神圣、又非罗马、又非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为德国带来了新秩序，从而得到这个民族的精神代表歌德、黑格尔等人的衷心拥戴。然而，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为“天主教的文艺复兴”，正是对这个真正的解放事业的反动。有意思的是，德国这个反动的浪漫派却又是最有独创性的浪漫派，它集合了并突出了一切浪漫派的优点和缺点，不论在理论上(如施莱格尔兄弟)还是在创作实践上(如霍夫曼、克莱斯特等)，都给同代人和后世发生了无以否认的影响。这样，勃兰兑斯的大剧到第二幕便显示了它的宏伟性和动人性。由于作者知识渊博，文字清丽，加上德国浪漫派本身的魅力，第二分册充分体现了实证批评方法的优越性(如果有的话)，前一部分是娓娓动听的心理分析(读者尽可以不同意)，后一部分则是一个个本身就是作品的作家小传。特别有趣而又值得深思的是，作者将德国浪漫派和丹麦浪漫派加以对照，其中指出我们所熟悉的安徒生原来曾经把我们不熟悉的霍夫曼当作引路人。此外，善于思考的读者读完第二分册，一定还会想到海涅的《论浪漫派》③，单纯为了扩大知识面，也值得把这两部迥然不同的著作对照读一下。
第三分册《法国的反动》，从拿破仑同罗马教皇相妥协写起，写到波旁王朝的复辟，标志了反动的成熟和胜利。这时期的作家作为反动的喉舌，力图维护被革命推翻的“权威原则”，其代表有夏多布里昂、拉马奈和复辟以后仍处于正统阶段的拉马丁和雨果，以及法国反动时期“最强有力的头脑”约瑟夫·德·梅斯特尔。《主流》的作者认为，德国的反动可以通向法国的反动，其交叉点就是德·梅斯特尔；因此，他在第二分册中，把他和德国的教会代表人物约瑟夫·格雷斯和“德国的塔勒朗”弗里德里希·甘茨放在一起，作为浪漫主义政治家评述过。到第三分册更可以看到，浪漫主义文学所宣称的“形式与内容相互独立”的论点是怎样被应用到生活和政治中来的。
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是《主流》中唯一论述英国文学的一本。象第一分册一样，它用一个统一而含胡的名词，概括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彼此歧异甚至敌对的作家和流派。这里所谓的“自然主义”，当然不是早期现实主义的别称，也不是后来流行的以左拉为代表的实证科学的创作方法，而是指英国民族所特有的包罗万象的感性原则，因此正是响应卢梭的“回到自然去”的口号，反对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自然主义。《主流》的作者在本分册中指出了文学主流的转折，即前几分册所谓的“反动”的被遏止——从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发展到政治上的激烈主义，从对文学传统的背叛发展到对宗教政治反动的对抗，并由此孕育了后来全欧文明中的自由思想。回顾一下，“流亡文学”是在卢梭的口号下对于法国革命的反动；经过时空条件的变化，这里又在卢梭的口号下发生了对于反动的反动——《主流》的作者始终没有讲清楚卢梭作为浪漫主义之父对于这两次反动的真实关系。他在“自然主义”的名义下团聚了这样一些诗人，如单纯模仿自然的“湖畔派”，关心整个民族性格史的司各特，占有全部感官世界的济慈，歌颂英国海上霸权的坎贝尔，和“走在他那个时代前面太远”的雪莱等人；但他衷心歌颂的却是那个伟大转折的象征——拜仑的人和诗所激起的惊涛骇浪和高悬在上面的五彩长虹，认为“它预示着欧洲更加美好的时代即将到来”。读到这里，人们不禁想起了马克思就雪莱和拜仑的早夭所作的虚拟式的预言。
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则以连环画卷的形式描绘了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一个文学流派的成长和蜕变过程。一八三○年以前，法国的反动达到了顶点；七月革命政治上虽然失败了，思想上却改变了一切。君主政体的两次复辟为法国浪漫派的脱颖而出形成了历史背景，国内的文学先驱为它的成长道路作了长期的准备，而对拜仑、司各特、歌德、霍夫曼等国外先驱的研究更扩大了它的眼界、丰富了它的内容，它的伟大代表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等人才理所当然地为它占领了世界文学史的先进地位。同第二分册相比，本分册同样充分体现了实证批评方法的优越性，而在规模的广阔和分析的深刻上，甚至超过了前者。
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是《主流》这出大剧的尾声。拜仑为自由事业而作的壮烈牺牲，法国一八三○年的七月革命，特别在德国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们从保守的黑格尔哲学得出了革命的结论，从歌德的诗歌发现了反基督的主调，歌德崇拜逐渐导致对政治自由和社会改革的崇拜。这时崛起了以海涅、伯尔内、古茨柯夫、劳贝、维恩巴格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人，公开在政治、宗教和道德上追求全面自由解放的潮流，提倡“倾向文学”或“运动文学”，并以“青年德意志”的名称传世。一八三五年由于门采尔的告发，“青年德意志”以其悲壮的失败预示了一系列即将到来的政治迫害，同时更预示了必将到来的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海涅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诗人，他后来的成就远远超出了这个文学流派；其他成员虽然在艺术上成就不大，毕竟相当准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希望和斗争。
勃兰兑斯的六幕威武剧终于闭幕了。他所力图表现的那个进步和反动的斗争过程，可以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看得见的政治领域，另方面是看不见的思想领域。前者的主角是拿破仑的坚强意志和拜仑的壮烈行为，容易为人所理解；后者的主角就很难说了，如果卢梭可以代表进步，那么他的对立面(“欧洲思想界的独裁者”)伏尔泰呢？目之为“反动的代表”，是不是有点轻率呢？
说到这里，只好直接求教于马克思(虽然这一次“惜墨纳尔”也未必及得了格)：人类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和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类的经济生活的变化和发展。接连几次的法国革命，归根到底，是要在法国当时封建统治的经济生活的基础上，解决社会生产力和并存的封建性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启蒙运动离开物质基础似乎远一些，但也是那个基本矛盾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人类要求更准确地认识自身和自身的环境，探讨改造环境的办法，便从中世纪宗教意识的废墟上发现了理性主义；以理性主义为武器的启蒙运动作为哲学家的思维的产物，只能反过来促进社会革命，而不能反过来产生它所从产生的社会革命。人类借以改造环境的政治革命和借以认识自身和环境的思想革命，虽然都离不开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经济基础，但两者的发展过程却不是平衡的，更不是重叠的；由于两个过程都充满偶然性，都不能“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作永恒对立的两极”，两者的发展规律一般是不能相互取代的。至于文学艺术，它离开经济基础更远一些，偶然因素更多一些，加之它对世界的掌握方式的特殊性和文学传统的延续性，它作为结果和原因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它在人类历史中的曲线发展，就更其令人眼花缭乱了。总之，在历史的长河中，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功过，启蒙运动和伏尔泰的功过，浪漫主义运动和卢梭的功过，都需要在法国和欧洲经济生活的基础上，按照不同的规律和标准来判断，否则哪怕来一点点简单化的类比，都会引出一系列的误解。
再说回来，《主流》的作者正确地指出，伏尔泰和卢梭两位大人物交替地支配了欧洲的头脑，直到狄德罗在他的《拉摩的侄儿》中将两者合而为一。但是，他终于没有离开“欧洲的头脑”，在实际的社会生活的范围内，把伏尔泰和卢梭在人类的自我意识过程中所起的相反相成的作用讲清楚，更没有把这个漫长的过程同费尔巴哈(慢说马克思)的革命作用联系起来，尽管他把他和叔本华摆在一起加以称颂过。至于欧洲文学发展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勃兰兑斯就更没有讲清楚，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虽然遍及欧洲，但并未达到民族统一和民主改革的目的，他所预言的“欧洲更加美好的时代”并未到来。在法国，经过一八七○年的战争和次年“巴黎公社”英雄们的悲壮实践，文学在莫泊桑、左拉等人笔下变得日益冷静而忧郁；在德国，随着俾士麦的“铁与血”的成就，浪漫主义运动真正成为一场梦幻，文学静悄悄地流入了谨小慎微的乡土文学或“诗意现实主义”的河床；在英国，维多利亚王朝用自由主义回答了宪章派的请愿，文学变得英国气十足，只留下萨克雷对上流社会的辛辣讽刺和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大团圆”式的安慰。历史包括文学史的发展，就是这样地曲折，这样地充满偶然性，这样地难以预言，只有在一段较长的时间距离内，才能看出一条与经济发展平行的中轴线。
勃兰兑斯比马克思晚生二十四年，他主持《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讲座已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二十四年、巴黎公社建立后一年。从前面说过的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主流》的作者没有按照唯物史观，解释清楚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文学在其相对独立性和各国文学传统的调节下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关系，是毫不足怪的；事实上，文学史应尽的这项科学任务，后来的一般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未必圆满地完成了。因此，人们不应也不会贬低勃兰兑斯的这部巨著迄今仍然保持的学术价值。他没有把文学写成孤零零的天才活动的汇集，而是将它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他把这个过程始终看作进步和反动的斗争过程，而且预言进步终归会胜利，这是二；他密切注意作家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的联系，从没有片面地探索超时空条件的心灵，这是三；加上他的笔锋带有感情，使人读来“就象面对一位聪敏过人、见多识广而又无私无畏的朋友，尽管我们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乐于同他促膝谈心”(梅林语)，这是四。《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这四个基本特征，对于我国正在努力学习唯物史观的年轻一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工作者，应当是很有教益的：至少会启发他们注意文学现象的有机性和整体性，避免成为笨拙的解剖师或武断的法官；会启发他们在惊叹那位无书不读的批评家的渊博学识的同时，发愤扩大或提高自己掌握批评对象所需用的知识的全局和总和；会启发他懂得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同等重要性，懂得文学批评本身除了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从而使自己的著作经过不断“反馈”，能够多少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和淘汰。
一九八四年春节，北京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丹麦〕勃兰兑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分册：流亡文学。张道真译，一九八○年九月版，0.72元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刘半九译，一九八○年七月版，1.10元第三分册：法国的反动。张道真译，即将出版；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徐式谷等译，即将出版；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李宗杰译，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版，1.40元；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高中甫译，即将出版。)
① 有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 四卷巨著，其第四卷《德国的文学艺术》有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③ 有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