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骚少发，言归正传。记得我在美国和一位教授闲谈起学术书籍的出版时，他对中国的哲学书能印这么大的数量颇表惊异。当然，中国人多；不过即使按各种比例折算，数字也仍是惊人。因之，我倒记起恩格斯当年说过，德国工人阶级在上层社会沉溺于肤浅的实务时，却可贵地保持了理论兴趣，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我想今天中国特别是中国青年一代保持着强烈的理论热情和哲学兴趣，这也应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和优点。只有对理论具有学习的意愿和探讨的欲求，才能真正从各种庸俗中超越出来，高瞻远瞩，面向未来，清醒地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奋斗.
记得自己恰好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持并增强了对基本理论的兴趣，才写作这本书的。一些同志屡次问及这本书的写作情况，初版后记讲了一点，语焉不详。现在趁此机会补充一些作为回答吧。
得从下干校谈起。据说一位外国将军在战争中曾带了本《纯粹理性批判》随身阅读。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只是下干校不能多带书，而且要尽量设法少带，于是我就挑了这一本。我知道这是一本难读的书，以前几次都没能真正啃进去，它“不太厚，却很经看”(《走我自己的路》《书林》1982年第6期)。也许，在艰难的环境下，最应该读点艰难的书。……
干校第一年抓得很紧，劳动、改造、批“516”，根本没有可能读书。第二年似乎松了下来，可以钓鳖、下棋、打扑克了，当然也能看书，又当然这种资产阶级兼大唯心主义的书还只能非合法性地看。不过我毕竟不止看了一遍，而且还作了一大本笔记。“1972年从干校回来后，在家里我便利用干校时的笔记正式写了起来。那时，我虽然深信江青等人必垮，却没想到会这么快，所以写的时候，是没想到会很快出版的”(同上)。因为没打算很快出版，我就可以不必考虑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意见。我只觉得，解放以来许多年，我们几乎没有专门研究康德的书，一般哲学史的论著文章对康德哲学也几乎是无例外地予以漫画式的否定。另方面，好些搞哲学史的人在私下交谈中，又把康德形容得那么高深莫测玄妙吓人……所有这些都使我觉得应该有一本全面地和通俗地论述康德的书。希望将来有机会改变一下多年对康德的误解和抹杀，是当时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
但是，我的德文不行。在五十年代北大读书时和毕业后虽然两度学德文，但所达到的最高程度也只是捧着字典读一点恩格斯的著作而已，实际上是不能用的，而且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正如当时用功学过的俄文那样。所以，我只能根据一些英译本来进行阅读和研究。同时，我也知道，“一入侯门深似海”，有关康德哲学的国外文献，如德、法、英几个主要语种的学术论著和参考书籍，早已汗牛充栋。仅就考证、注解的著作、文章说，就足够我看好久好久了。据说一个人必需消磨半辈子才能真正搞通康德的一本主要著作或著作中的某一个问题。例如，国外仅关于《纯理批判》一书的某一部分的研究，不就有几卷本的专题大著么？这，大概才算是真正的康德专著和康德专家。
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写这种专著和当这种专家。我当不了，也不想当。我的目的只是填补空白。在国内长期没人作的情况下，根据自己力所能及，作点初步绍介评论工作，如此而已。所以，在初版后记原稿中，我曾声明这是“外行客串”，被编辑同志认为是客气话删掉了。其实这并非客气，而是实情。
但使我想搞这个“客串”，除了上面说过的原因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推动力。这就是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关心和热忱。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已被糟塌得真可说是不成样子的时候，我希望在论述康德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起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从康德、黑格尔那里脱胎换骨来的，而康德哲学在当代科学文化领域始终有着重要影响，现代自然科学大家几乎都提到康德，因之倒底如何批判、扬弃，如何在联系康德结合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中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似乎是值得一提的问题，尽管这些在这本书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展开，只是稍稍提及或一笔带过，但即使一两句话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当时我以为便是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另一方面，无论在当代国外或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我认为都有一股主观主义、意志主义、伦理主义的思潮在流行着。在“文化批判”“阶级意识”之类旗号下，马克思主义竟被解说成了一种主观蛮干的理论。这就是我在这本书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实践，强调使用制造工具(物质生产)，强调历史唯物论(客观规律)以及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从大跃进的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到“文化大革命”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及“斗争”“革命”就是哲学的一切，等等，不是很需要从理论上来加以好好考虑的吗？这些便通过评论康德，在当时客观许可的范围内，表达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因此所谓“康德述评”者，尽管“述”在篇幅上大过于“评”，但后者倒更是我的主要目的所在。
我根本没有想到，当此书完成并交出才一年多，国内便掀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践”被极大地突出了。虽然我对这讨论的学术水平持保留态度，例如认为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包括“实践”“真理”“标准”等等并没讲清楚。但这毕竟是次要的。远为重要的是这场讨论的政治意义和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这当然是我这种“学究气”的书所根本不可能作到的。
我这本书是有许多缺点的，初版后记曾简略指出，并期望以后“当修改扩展”。但自一九七六年秋交出书稿后，我就回到“美学和中国思想史”的原领域，再也没能去碰康德这位庞然大物了。旧业已荒，新知未获，迄至今日，仍然如此。当然也看了一点书，包括在美国看的港、台“大师”们写的有关康德哲学的专著，在美国也和一些看过和未看过我的这本书的华人和非华人学者交谈过。看来，自己的这个“客串”似乎还可以站住脚。在国内，我也曾向几位德文既好又专治德国古典哲学的教授同志诚恳请教过，他们都谦逊地未提意见。但我知道，仍如初版后记中所说，这书“无论内容、文字、论证、材料，均多疏漏”。不过我目前实在没有力量和时间来作修改补充，不能履行初版后记中所许下的诺言，我应在此表示歉意。
在纽约，当我向一位著名的华人学者(也是我的朋友)提及某哈佛大学博士生想作此书的德译时，他说译成英文更好，并认为“述”的部分暂可不改，只改“评”的部分好了。因为他对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大满意，并嫌正面意见太简略。这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但这次对“评”的部分，我也改得不多不大。原因有二：一是我虽还有好些话可说，但并非关于康德，我不能太喧宾夺主(已经夺了不少)，这总归是一本讲康德的书。二是我仍基本坚持我原有的所有评论，包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内。八年前有位并不高明的洋人对本书某章的一个小注发了一通批评意见，既无论证，也不中肯，水平实在不高，然而却把我们一些同志吓得屁滚尿流，奉为圣旨，在盲目排外之后又来个盲目崇外，这实在使我感慨万分。因之，我更不愿作任何让步了。何况，在真理和学术领域，是不存在什么让步政策的。我认为，与自然科学不同，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标准。不能一律以外国学者的是非为是非，不能认为凡洋人教授就处处都高出一头，因为这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奴颜婢膝与愚盲自大都于学术发展没有好处。
但是，我也接受了我那位朋友的一些意见，这次还是作了一些小的修订补充。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如果说在初版时，我十分强调实践作为使用、创造、更新工具的基本意义，是为了指明物质生产是社会的根本，是精神文化的基础；那么，这次我除了仍然坚持这一基本观点外，同时也指出，注意精神建设也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课题。这问题与文化一心理结构有关，与“稳定”有关，而康德哲学在这方面正是有其独特的贡献的。这一点在初版中已经提出，这次表达得更为明确突出了。我以为这可能是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仅是革命的理论，而且也应是建设的理论，建设就包括物质、精神两个方面，包括新人的塑造。后者其实也是毛泽东特别着重的问题，这问题仍然值得作深入的理论探索。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本书中提到的皮阿惹(Piaget，现一般译作皮亚杰)，近年国内已有好些人在开始研究；对康德哲学的态度和看法，较之以前，也有了极大的变化。当然也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争论，这是学术中的正常现象。我想，无论是关于康德哲学和其他本书中提到的问题、学说和人物，都一定会有远远超过本书的更多更好的论著问世。
为此我将感到高兴。我这个越俎代庖的客串任务将可告一段落。当然，以后如有时间，我还愿意再来研究和写作有关康德和本书中所提及的许多问题。
在初版后记原稿中，我引用了龚自珍的一首诗，后来在好心的朋友建议下删去了。自己从小就喜欢龚的某些七绝，大概属于偏爱，这首也是其中之一。今天本想把它再抄录出来，继而一想，算了，何必又惹人咒骂，自讨苦吃，以后有机会再抄也罢。这里就暂以另两首无关的龚诗替代它作为结束吧。
不似怀人不似禅 梦回清泪一潸然 瓶花帖妥炉香定 觅我童心甘六年
古人制字鬼夜泣 今人识字百忧集 我不畏鬼复不忧 灵文夜补秋灯碧
一九八三年秋九月于北京和平里九区一号
(《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本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