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梁氏参加中国营造学社以后，开始研究《营造法式》。为了读懂这部书，他先从研究清工部《工程做法》着手，然后再上溯到宋的《营造法式》。整个三十年代，他和助手们调查了中国十五个省，二百二十个县的两千多个古建筑群和单体建筑，测量、绘图、拍照，作为注释《营造法式》的依据。一九四○年前后，他们在完成了版本、文字校勘以后，开始注释工作。此后时辍时续，到一九六三年才终于完成了注释上卷的初稿。一九七二年梁思成病逝，到一九七八年才由他的助手们整理成书。这就是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八开本三百四十页的巨著。至于下卷，现在正整理编写中，预计可在一九八六年出版。
《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修订，崇宁二年(公元一一○三年)刊行的一部建筑设计、营造技术专著。书中总结了汉、唐以来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技术、建筑艺术和营造方面的经验，是中国古代一部最完善的建筑古籍。
作者李诚(？——公元一一一○年)，字明仲，历仕北宋哲宗、徽宗两朝，前后在匠作(工部)任职十三年(由将作监主簿、丞而将作少监、将作监)，曾主持过许多重大建筑工程，于“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墓志铭)。绍圣四年(公元一○九七年)奉旨重修《营造法式》。他“考阅旧章，稽参众智”(《营造法式·进书序》)，“并勒人匠逐一讲说”(《营造法式·札子》)，历四年而成书。
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官式建筑，至唐代已臻于成熟，到了北宋，更进一步出现了标准化、模数化的趋向。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了《营造法式》这部书的问世。它一方面用明确的标准、规范、定额、指标在建筑上体现封建皇朝等级制度，另一方面用严格的功限、料例来取得营造的经济效果。《营造法式》的出现，对元、明、清各代的建筑有着重大的影响。
梁思成注释《营造法式》，注意到了注释建筑古籍的特点，他除了考证版本，校勘文句，训诂词语，注疏文意外，最大的功力是用现代科学投影几何画法绘制工程图画，用大量现存古建筑的实物(测绘图和照片)来作注释。这就使我们今天读起这部一千年前的古籍来，能够比较容易地领悟它的文意，并对照实物的测绘图和照片，了解当时的作法和形象。全书一百十八幅测绘图，二百四十八张实物照片，是本注释的精华所在。
梁氏的《营造法式注释》主要放在建筑设计方面，而对于营造的功限、料例等经济方面，则没有注释。作者在序里已申明，“虽然我们意识到《法式》的文字部分，特别是功限和料例部分，是研究北宋末年社会经济情况的可贵资料，但我们并不准备研究北宋经济史。我们的重点在说明宋代建筑的工程、结构和艺术造型的诸作制度上”。但是作为注释全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欠。宋徽宗重修《法式》是鉴于“《元佑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料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全书三十四卷中，功限、料例占十三卷，这就说明当时对建筑经济效益是十分重视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工作了。
建筑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应该是继承本国家、本民族的传统而出新意；它既要体现时代精神，又要具有民族风格，无本之木开不出繁茂的花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固然使建筑在材料、结构方面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的差别越来越小了；但是用同样的材料和结构，不同国家的建筑师仍然会创作出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建筑风格。我们不拒绝学习外国优秀的东西，但是这种学习在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方面是有较大差别的，前者大体上可以拿来就用，而后者则必须含英咀华，在本国的传统上创作。由此可见，对古建筑的研究，对建筑古籍的研究，是建筑设计方面一个很为重要的课题。《营造法式注释》就是这方面工作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成果。
(《营造法式注释》卷上，梁思成著，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版，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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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