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对党的干部政策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当怎样正确对待非党干部。在《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一文中，陈云同志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的论述。应当看到，关于团结非党干部问题，既是党的干部工作和干部政策的有机部分，同时也是关系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从《文选》中不仅可以学到陈云同志关于党的干部工作的一贯思想，而且还可以学到陈云同志关于一个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主张和见解。在这里，陈云同志把党的建设和党的统一战线这两个法宝很好地联系了起来，体现了党的组织路线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的指导原则。在今天全面整党中来学习它，对进一步克服“左”的流毒和影响，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政策，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将有助于增强我们在这方面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
陈云同志在文章中，首先简明地阐述了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重要性。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不团结非党干部，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革命就不能胜利。”换句话说，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取得革命胜利的大问题。我们党历来主张，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必须调动千军万马，组织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加强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各社会集团和一切爱国力量之间的大团结。尽管工人阶级是我们事业的领导力量，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但是工人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毕竟是一个少数，共产党员更是少数。这个多数和少数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数量概念，但却不容忽视。这关系到是搞大团结还是搞小圈子，是实行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还是只靠少数人孤军奋战、包打天下。我们党历史上犯过几次“左”倾错误，无不是因为忘记了这一点，实行孤家寡人的政策，结果导致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和失败的。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为什么陈云同志把尊重和团结非党的干部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让我们认识它的重要性呢？对此，陈云同志有一个精辟的科学论断，即“团结于党的周围的非党干部是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分子，是党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既然是桥梁，就是说不经过他们，就不能很好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党也就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不经过他们的传播，也不能深入群众。我们还应当看到，党外干部往往可以起到共产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听不到的意见，他们可以听到；我们看不到的情况，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宣传不到的群众，他们可以宣传到。此外，我们还要实事求是地“承认人之长”，看到他们的长处和优点。比如，一般来说，党外人士比较有知识；他们拥有比较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有着强烈的为祖国和人民效力的愿望。而党的领导责任，恰恰就“在于发挥非党干部的才能，使之服务于革命需要”。因此，我们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很好地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事业的客观的必然要求。陈云同志指出的“没有党外人士的同情和合作，革命胜利就不可能”，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实现四化，保卫世界和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大艰巨的历史任务，无论在国内和国际都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这就更要求我们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陈云同志尖锐地提出，能否解决好团结非党干部的问题，“在目前和将来都是对我们党的一个大考验”。党的历史已反复证明，这个问题处理如何，的确是对党的路线、政治的成熟性、党的作风、党的领导方法的一个全面考验。应当说，这里也包括对我们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考验。因为正确处理同党外干部的关系，势必涉及我们党员同志自身的觉悟、气量、作风、风格、品德等多方面的党性锻炼问题。从陈云同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们要团结非党干部，第一要有解放全人类、求大同存小异的胸怀和气量，第二要有平等待人、礼贤下士的民主精神，第三要有主持公道、见义勇为的革命风格，第四要有严于律己、敢于承担责任的高尚品德。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的实践都表明，这四个方面的要求，的确是我们做好团结非党干部工作的宝贵品质。在这些方面，周恩来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党员和党员干部都能够具备这样高的品质修养，要求在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的工作上做的完满无缺。但至少有一个起码的要求，这就是“党员干部只有团结非党干部之责任，并无排击非党干部之权力”，决不允许对非党干部取歧视态度。如果“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闹不团结，应由党员干部负主要责任”。
为了帮助某些党员提高认识，澄清一些糊涂观念，陈云同志还就怎么看待党性、党票、党龄等问题，做了深刻阐述。他强调指出：不能把党性曲解为脱离社会的纯洁，恰恰相反，脱离党外人士的洁身自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不能根据有没有党票判断一个人是否可靠，而应根据其为人的历史和现实的表现；用人不能只考虑是否党员或党龄之长短，用党龄排位置，而要坚持用人唯贤，按才能排位置。这些论点至今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关于怎样正确对待非党干部的意见、批评和不满的问题，陈云同志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为我们划清了这种批评的原则性界线。他指出：“非党干部有不满，发牢骚，说怪话，并不等于思想上反对党。应把非党干部善意的批评视为鞭策、鼓励我们的有益武器”。应当看到“非党干部的许多意见、批评、不满，常常是正确的，或反映了我们某些缺点。”
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党员干部存在这样一些糊涂认识呢？陈云同志指出这是同当时党内仍然存在着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分不开的，而这种倾向必然会产生一种排他性。陈云同志列举了有关这方面的各种表现。比如：浓厚的排外思想，深具戒心，疑神疑鬼，任意“逻辑”；有人不用，口讲接近实际疏远，甚至嫉妒他人之长；高傲自满，党气凌人，满口原则，不近人情；以成见看待非党干部，对他们要求过高，不是以我适他，而以他适我；等等。因此，陈云同志响亮地提出必须“打破宗派主义，即打破‘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人造墙壁”。并且进行分析和批判，指出这种宗派主义的排他性是毫无道理的。他说：“在一条战线上奋斗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都是革命同志，人人都有革命、工作、说话之权，党员干部无权垄断革命。在革命工作中，与共产党员负同等责任的非党干部，他就有与共产党员同等的革命功，绩。”现在我国的情况虽然同革命战争年代有很大不同，但是经过十年内乱的干扰和破坏，应当说，这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流毒仍然有很大的影响。这些错误思想妨碍我们落实爱国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特别是同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政策。这主要表现在有些同志认为党外干部可有可无，不在话下，爱好清一色，合作共事时，以领导者自居，衙门作风，训人态度，独断专行，我说了算。因此，在这方面主要的倾向仍然是“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流毒，需要我们继续花费很大的力气进行纠正。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尊重和团结非党的干部的方针，陈云同志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对非党干部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并且详细地规定了相应的具体政策。他指出，我们“应取的基本态度是坦白、诚恳、爽直”。“只有彼此相见以诚，才能和衷共济”。现在，我们党根据历史经验和新的情况做了新的概括，要求我们对党外人士必须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有了正确的认识和基本态度，有了团结非党干部的方针，还必须有具体明确的非党干部政策。陈云同志指出，我们党同非党干部关系方面所以存在不正常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缺少相当的有力措施。为此，陈云同志提出，对待非党干部：一要在政治上信任他们，一视同仁；二要把非党干部看成是我们自己的人，不分“我们”和“你们”，决不见外；三要妥善安排他们的职务，并应同党员干部一样，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必要的信任和必要的权力，使其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四对他们的要求要适当，只要在工作上服从党的总方针，就要尊重他们的思想自由和生活习惯，不能苛求其与党员一样服从一切组织纪律；五当他们担任行政部门的领导职务时，就要使其有职、有责、有权，该部门的党员应在行政上服从他们的领导；六在民主选举的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应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七要相互开展善意的批评，特别要注意经常地倾听他们的批评意见；八，党对非党干部应在政治上、工作上、物质上给以帮助，以爱护党内干部的态度去爱护非党干部。以上这些办法的精神实质，也可以用现在的说法简单地概括为：“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在工作上放手使用，在生活上关心照顾。”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陈云同志根据马克思讲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的观点，强调指出为了使他们更好地履行做好工作的义务，应从党与非党干部组织上的关系上给予一定权利。当时对这些权利做了以下规定：欢迎非党干部参加党的一般支部会议，有发言权，只是无表决权；定期召开党员和非党员联合的各种干部会议；党的干部部门要把照顾非党干部做为自己工作的职责；非党干部有直接找部门负责人和党的干部部门谈话之权；有向党组织直到党中央控告之权；党组织要赞助非党干部和党员共同组织专门性质的团体，如各种研究会和同学会。最近，我们党根据这个传统的政策，还规定了党的文件发到哪一级，哪一级的党外人士就可以阅读。一句话，我们党处理这类问题时，正是遵循着权利和义务相等的原则。
纵观党的历史经验，落实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政策的工作是一个艰苦细致的工作。概括地说必须抓好三个环节，一应妥当安排，二应充分使用，三应正确处理合作共事方面的问题。当前，我们党正在进一步强调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对待非党知识分子的政策；而非党干部大多则包括在知识分子的范围里了。我们在落实政策时，不仅遇到直接来自“左”的阻力，而且还碰到一部分同志存在“害怕心理”，心有余悸，放不开手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温陈云同志有关的论述，将有助于这部分同志进一步解放思想，解除害怕心理，冲破阻力。这个问题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为重要。正如中央负责同志最近强调指出的，放手发挥几十万、成百万党外人士的聪明才智，是我们学会科学领导方法和改进党外关系的大问题。
(《陈云文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第一版，1.25元)
吴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