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灵与肉》开始，张贤亮一直是在生活的缺陷和痛苦中挖掘富有历史意义的内容。在一篇创作谈中，他曾经把这表述为写“残缺的美”，这是作家的美学观。作家认为，生活总是有缺陷的，艺术家的任务并非去刻划“完美无缺”的艺术形象，而是要在有缺陷的生活中表现人物的美好崇高。《河的子孙》就是要在历史的艰难曲折中揭示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根源，写出象黄河一样永远奔腾向前的民族精神。“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张贤亮笔下的魏天贵是一个新的农民形象。他不象李顺大、陈奂生那样，在生活的激流中失去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任时代决定自己的浮沉；他不是许茂，在生活的坎坷中从思想上走了回头路；他是生活的强者，总是要力图驾驭生活这匹桀骜不驯的烈马；他是广大农民中率先觉悟、自觉和半自觉地争取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新的意识的代表人物。由于农村历史变迁的复杂性，造成了人物的复杂。农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低下的经济、政治地位，使“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九三页)这种沉重的历史因素在中国解放后并未马上消除，在魏天贵这样的农村干部身上，维系着魏家桥大队几百口人的生计，“他们没有权力，只有依附在他的羽翼之下苟且活命。”魏天贵作为农民中争取做主人权利的代表，却不得不同时充当别的农民的主宰和权威，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如他以防洪为名要来专用粮，使全大队能度过六十年代初的困难年头。靠他的种种手段，魏家桥的生产才幸免于在十年内乱中垮掉。如果说，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塑造的是一个“为民请命”的优秀干部，那么，魏天贵则是集“为民请命”与“为民主宰”的双重性于一身，而“为民主宰”是时代使之然的。长期以来，经济权力掌握在各级干部手里，必然会造成行政指挥生产，群众依赖干部，这是历史的缺陷，其中又含着某种必然性。“为民请命”则是许多干部的优秀品质，是他们利用“为民主宰”这种客观条件维护人民利益的集中表现，魏天贵是“从他们庄户人中间产生的，而能适应那种特殊情况的人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作者在作品题记里引用的黑格尔的这句话：“有时甚至缺陷可以表现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
魏天贵维护社员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一方面来源于淳厚的乡风的熏陶和他身上那种“好汉护三村”的豪气；另一方面，在党的好干部尤小舟的帮助下，他接受了“你要记住，时时刻刻不要忘了人民。‘人民’，不在书本本子上，不在报纸上，就在你的周围，就是你的乡亲。要保护好他们”的思想。这话，他不但牢牢记在心头，而且每到关键时刻，他都是按着这信条行事的。这种信念推动他由纯朴的本能向自觉的意识转化，当他把生产责任制同使广大农民都成为社会的主人的历史意义联系起来，当他认识到“就是应该把地包给个人！庄户人有了权力，才有责任心。每个人都承担责任，都来‘过滤’，咱们国家的‘自我净化’才能更快点！”时，他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飞跃。
作家的任务不仅在于写出他的人物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写出人物怎么做，从具体的言行中揭示出人物的性格。魏天贵是一个具有悲喜剧双重因素的人物。尤小舟的秉公直言、为民请命，获得了他的尊敬和爱戴，可是，凭他的丰富的生活阅历，凭生活赋予他的智慧，他感到尤小舟那样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对于错误路线，魏天贵采取了间接抵制的方法。大炼钢铁的年代，他偷偷派人把扔在地里的庄稼收回来；三年困难时期，他巧妙地发动社员开“黑地”，生产自救；他在悲剧的气氛中导演出魏家桥的喜剧。但他的谋算也常常使自己陷入困境和痛苦，使他执意保护的人受到伤害。而他的那些手段，哄、骗、吓、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令人啼笑皆非，可这些办法在那些年头又的确是行之有效的，使他成为威震一方的“风云人物”。他的狡猾和野心、领袖欲虽令人感到可笑，但却表现出农民性格中历史悠久的打倒皇帝作皇帝的传统。当他带领二百人马杀奔县城时，社员们欢送他，“打到省城去，当上省主席，我给你牵马坠镫”，说明别的农民的心理和他的领袖欲之间的某些一致性，可是，他的行动又时时露出他的天真，他毕竟不是以权术求高位的政客，而是被迫用足智多谋求得保存自己和全大队社员的利益的善良农民，因此，他即使在权变中也不会改变他的本来面目，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他对待吴尚荣的手段，憎恨、戏弄中隐含着同情、怜悯。他和贺立德的关系，既有患难时期的赤诚相助，又有互相利用、讨价还价，他憎恶贺立德的处世哲学，又不得不承认，这是来自自己的传授。在动乱中他保护过一批领导同志，在为魏家桥办工厂时，他又利用这种友谊为工厂的建设打开方便之门。他和韩玉梅的爱情，真挚热烈，透骨入髓，但他对妻子的冷漠又使他良心受到强烈谴责。他还可以把高中毕业的子女直接“推荐”去上大学。在他身上，先进和落后，聪明和稚拙，朴实和狡黠，为公和为私……诸多矛盾的因素形成了有机的统一。这种复杂的统一，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农民作为劳动者和个体私有经济的小生产者的二重性，社会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新的因素和传统的农民意识的交互作用，客观环境对农民的影响和他们对现实的作用力的辩证关系，具有农民领袖气质的杰出的个人才能和时代的制约作用。魏天贵形象的复杂性，只有置于这样广阔的生活背影下才能把握得住。
魏天贵的形象，在和尤小舟、贺立德的对比中见出其历史深度，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族性的代表。中国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锻炼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在适应中求发展，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推动沉重的历史车轮前进。在这种努力中也形成了妥协、曲折，顽强的保存自己的本能。他们往往缺乏明确的与错误路线对立的指导思想，这些也都是应该到农民固有的历史局限性中去寻找根源的。魏天贵所缺少的正是在经受过革命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尤小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的自觉性、坚定性、不妥协性。倒是在魏天贵所厌恶的贺立德身上，魏天贵发现了自己的弱点：“不但这些年来办的错事里他件件有份，连老贺这种领导作风也是在他这种下级的身上形成的。要是人人都是尤小舟，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好得多。”魏天贵毕竟是生活在社会主义时期，尽管三十余年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农民阶级向无产阶级意识的接近和历史的进步都是必然的，在不断的反省和回顾中，他终于同贺立德决裂，也同他的旧我决裂，从中表现出当代农民为摆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沉重的历史重负而作的虽然痛苦但是又决不停顿的努力。这也可以说是从“缺陷”中表现出来的美的重要内容。
魏天贵的形象所具有的历史深度和民族性，还从作家着力刻划的人物与黄河的关系中表现出来。近年来，一批作家都在着重从人物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内在联系上对地域性、民族性的性格形成作有益的探讨。张承志的《黑骏马》就把辽阔、苍凉、悠远而又充满生机的内蒙古草原，高亢悲怆的民歌，宏阔的、超越于普通人生悲欢之上的生活观念，平静地对待苦难和顽强地走完人生历程的民族特性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出来。张贤亮笔下的黄河，也不是作为人物背景的一件道具，而是作为既是陶冶出民族精神的熔炉、又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形象出现，它把自己的禀性一代又一代地赋与了自己的儿女。作品题作《河的子孙》，是有很深的意义的。古老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它从远古就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分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的古典审美观着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物我交感。在《说苑·杂言篇》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日：“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
魏天贵是在黄河边上长大的。小时候在黄河的水湾里耍水，大了一点就在岸边放驴，摸鱼。他的田就在黄河滩上，河水的咆哮伴着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河水曾载着他仓皇出逃，黄河水又送他欣然而归。黄河理解他的欢乐和痛苦，他熟悉黄河的“带来一股亲切的泥水味，一股只有在母亲的怀抱里才能闻到的、掺和着乳腥味的清香。”他在黄河边上先后两次从尤小舟和来避乱的老干部那儿受到理性的启发教育，这是两段非常重要的文字，是促使魏天贵的思想不断升华的重要契机，也使他找到了摆脱灾难的力量和勇气。当他听到尤小舟唱《黄河颂》时，他的感受是：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摇篮”这个词他也懂。这使他一霎时联想到婴儿，联想到母亲，联想到温暖的襁褓，联想到家庭，联想到传宗接代，联想到繁衍和生长……原来，中华民族就在黄河这个摇篮里长大的！真有意思！于是，这句唱词刹那间使他象受到电击一般，全身麻木而又颤抖起来。他觉得他的喉咙被阻塞了，但又有一股酸性的流质从阻塞部位向上涌，冲到两腮，冲到鼻孔，冲到眼底。并且，也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在黄河的流水中，在黄河的河岸上，在黄河的草滩上，在黄河之滨的田野上；在幼年、少年、青年，直至如今的中年所经历的一切，一切与黄河有关的回忆，全部获得了一种崭新的意义。
他说不清这种意义是什么，却被这种意义所激动。这种意义在他来说不是抽象的，而是和他的全部经历与感受融为一体的，因而他倍感亲切。
这种意义，就是对黄河的母亲般的依恋，就是雄浑壮阔的黄河所暗寓的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为了母亲黄河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坚强信念。那“万折必东”的意志，“浅者流行，深者不测”的智慧，“不清以入，鲜洁以出”的净化的力量，以及粗犷奔放与细腻婉转相结合的风度，这些从河水中带给人们的启示，也都象血液一样融入了魏天贵的身心。也许，正是这象黄河一样伟大坚强的民族精神，正是那种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才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在一次次巨大的历史性灾难面前巍然屹立，永不屈服，永远进击，在历史的缺陷中显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吧。
肯定“缺陷的美”，有它的先决条件，如作家所言，“伤痕能表现出一种缺陷美，也只有在伤痕愈合之后。”①《河的子孙》正是从回顾总结历史中挖掘出民族性格的精华的。肯定这种“美”又是和改造、消除缺陷并行不悖的。虽然魏天贵有超群的胆识，过人的智慧，随机应变的能力，但是，在生活中他是软弱无力的，面对着弥漫一时的左倾思潮和错误路线，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与之抗争，却常常靠贺立德等人的庇护才能维持魏家桥的生产，他也得“吃小锅饭”，凭关系办事，反过来他又被贺立德利用，当“榜样”去砍别的社队的“资本主义”。他自以为得计的努力、谋划，为了庄户人的利益费尽腾挪变换的手段，常常是在互相利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以致他感到气沮，懊丧，“全是一场空”。在经济体制的弊病面前，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弱的。具有杰出才能的是少数人，决定历史进程的是无数人民大众。魏家桥的社员已经不满足于在魏天贵的庇护下生活，在新时期到来的时候，他们要求的是一块承包的土地，“能够在上面自由地施展压抑了多年的体力和智力，他们能够自主地在上面安身立命。”当时机已经成熟时，革除现实中的缺陷，从而使“美”能更好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这也是我们从魏天贵的形象中看出的时代意义。
对于作品的不足，似乎也能从作家对“缺陷的美”的背离中找出根源。生活中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人为地弥合它，不会使人感到完美，只会使人感到虚假。在作品的结尾部分，作家让尤小舟用“自我净化”为魏天贵的形象作理念性的总结，这总结，把魏天贵这样一个丰富多采的艺术形象纳入了抽象的简单化的理念，这不是深化了人物，而是适得其反。同时人为地编造的大团圆结局，也不仅违背了生活的真实，更破坏了作品“缺陷美”的美学风格的一致性。
(《河的子孙》载《当代》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①《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
张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