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叙述方式也很有特点，它不从文献资料所载中国陶瓷如何制作，如何运输销售到远洋各地开始，而是由远而近，从埃及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大量中国陶瓷说起，然后依次论述东非、阿拉伯半岛、东地中海、波斯、印度、东南亚各地发现中国陶瓷的遗址。换句话说，作者讨论中国陶瓷运销外国的历史情况，主要根据考古实物的发掘，而非文献记载。如此，不但提供了大量新材料，以补文献之不足，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以最可靠的实物为基础，可以厘正文献资料的偏差。
一般来说，以考古资料研究历史问题，有一大缺憾。即是，对个别的点可以掌握极其细致的材料，对广泛的面却难以绘出清晰的画面。往往需要长期的辛勤努力及有计划的大规模发掘，才能勉强连起这些细致的点，对整体性的历史画面提供比较概括性的解释。然而，反过来说，这个现象也正是考古学精密细致之处。
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是不仅呈现了这些细致精密的点，也在相当程度上绘出了一幅明晰可辨的历史画面，使读者可以清楚看到唐宋以后中国陶瓷运销海外各国的路线及惊人的贸易量。初读第一章谈论埃及考古发掘中的中国陶瓷时，或许会感到作者似乎是走马看花，只不过粗略谈论几个遗址，就连系中国陶瓷产销及中外贸易的大问题，令人怀疑其论断究竟可以采信到什么程度。但读完第二章、第三章，到了第四、第五章时，这种怀疑就会被罗布在西亚地区的大量遗址资料所驱散，开始信服作者为我们描绘的历史图景了。
作者讨论埃及的福斯塔特遗迹，指出初步调查的陶瓷片大概有六、七十万片，其中约有一万二千片是中国陶瓷片，不但品类繁多，而且质地优良，包括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窑瓷、元明青花白瓷，直到清初的瓷器，几乎包罗了中国历代出产的各式著名陶瓷。更有意思的是，中国陶瓷之外，在福斯塔特出土的陶瓷片多为埃及本地所产，而这种埃及陶瓷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也就是说，即使不是中国运销来的，也是模仿了中国风味的陶瓷。这充分反映出中国文明的流布情况。同样的情况，在波斯地区也可以得到证实，反映了中国陶瓷自唐以后无远不届的现象。
书中述及东非所发现的中国陶瓷，为数既多，分布又广。尤其饶有兴味的是，在东非的阿拉伯人社会中，中国陶瓷固然可以作为室内摆设，以显示主人的财富与风雅，还进入了伊斯兰教的庙堂，装饰清真寺的内部以及宫殿的壁柱和顶棚。这说明中国陶瓷在此是作为艺术品看待的。
由本书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连系东方与西方贸易交通的途径有二：一是跨越过中亚沙漠的“丝绸之路”，经由骆驼商队把中国的丝绸、陶瓷以及其他贵重商品带到东地中海；二是经过南中国海、印度洋沿岸，到波斯湾及红海一带，由海舶载运中国外销的货品。过去的史家对第一条路径的讨论较多，把第二条路径作为辅次的通道。本书对这种看法提出修正，并且指出，这第二条路径至少在唐代以后已经成为东西方物资交流的主要通途了。借着讨论从东非到东南亚各地出土的中国陶瓷，三上次男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具体而且明晰的历史图卷：来自阿拉伯和印度方面的海舶，自从唐代中期以后，就络绎不绝，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和杭州等地，向中国购买各种商品，其中陶瓷就是大宗。进行海舶贸易的外国商人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主，但其他各地的商人为数也不在少。在中国方面，也有相当数目的舶商，驾着中国式的宽头巨舶，飘洋过海，不但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地，还有不少人经常泛海于印度洋上，到过波斯湾头的忽鲁谟斯等地。这种海上贸易的繁荣情况，当然与宋代中国科技发展有关，当时的造船技术有相当幅度的提高，而罗盘针的广泛使用，更促进了航海术的发展。相类情况的科技发展，特别是造船方面，在阿拉伯及波斯一带也有显著的进步。而东西文明(特别是物质文明)的交互影响促进，也就在这样频繁的贸易接触中默默进行。
因此，作者认为中国陶瓷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海路，而非响着驼铃、踏着黄沙、背负着一望无垠的沙漠死寂的陆路。在中世纪，东西双方的文化联系，主要就是通过贸易的途径，特别是海上贸易途径，产生互惠的影响，而陶瓷则是连系这种文明接触纽带的一种主要象征。
(《陶瓷之路》，〔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月第一版，0.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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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