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词的涵义很有弹性，边界模糊，但大家都用，可见仍有公认的共同之点。例如，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后的运动叫新文化运动，一九六六年的运动叫文化大革命，虽都不限于文化，但都以文化为名。国外的文化人类学所谓文化，虽然各家所说不同，但也有共同内容，只是缺乏公认的科学定义。至于“比较文化”，更有各种说法，也不一致，不过都指的是着眼于不止一种的不同文化的研究，所谓“跨文化的研究”。文化既有古今中外之异，而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期内，也有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氏族等各不相同的文化。大概认为人类有各种不同文化并以此为背景进行研究都可以算是比较文化研究吧？这并不是专指两两相比。我的这些文章既然都是在上述的看法下写出的，所以就用“比较文化”作为书名。这些当然只是我个人所作关于一些文化问题的考察和探索，也有介绍之意，但并不是对这门学科的专题论述或系统介绍。
下面请读者容许我作一点自我揭露。我很不愿意谈到自己，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具体说明这些文章的来历。
我是在中国的新旧文化互相猛烈冲击中出生的。儿时所受到的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中充满了矛盾。在家里一面念“诗云”、“子曰”，一面认ABCD。上小学后，“国文”老师倪先生教五、六年级时就不用课本而自己选文油印给我们念；从《史记》的《鸿门宴》到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从李后主的词到《老残游记》的《大明湖》，不论文言、白话、散文、韵文，都要我们背诵并讲解。教“手工”、“图画”、“书法”三门课的傅先生会写一笔《灵飞经》体小楷，会画扇面，会做小泥人、剪纸等玩艺儿，经常为我的勉强及格而叹气。还上“园艺”课，种粮、种菜、种花；有时还在野地里上“自然”课。每年“植树节”都要植树。“音乐”课教简谱和五线谱甚至告诉“工尺上四合”中国乐谱；教弹风琴，吹笛子。这些我也只能勉强及格。“体育”课有哑铃操和踢足球，还教排队、吹“洋号”、打“洋鼓”、学进行曲(当时谱子是从日本来的，译名“大马司”等)。小学也有“英文”课，不讲文法，只教读书识字，同教中国语文几乎一样。第一课教三个字母，拼成一个字“太阳”。后来还教“国际音标”。“算术”虽有课本，老师也不照教，从《笔算数学》等书里找许多“四则”难题给我们作，毕业前竟然把代数、几何的起码常识也讲了。老师们都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全填塞给我们。“历史”课有“自习书”；“地理”课要填“暗射地图”。校长陈先生听说是去过日本的，他教“公民”课，讲什么是“国家”，讲中国人在世界上被人瞧不起，被笑为“东亚病夫”，到处受气，讲中国人有哪些不如外国人以致受人欺侮。他要求我们“勿忘国耻”，唱“五九国耻纪念歌”，讲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全国人民定这一天为“国耻纪念日”。他喜欢讲日本“明治维新”，也讲本地风光的历史故事。他不教课本，好象是在历史课和地理课的知识上加注解，并且讲《申报》、《新闻报》上的时事。每星期六的“周会”上，除讲故事、唱歌、游戏外，还练习“演说”，象是“公民”课的实习。在一个到现在也还不通火车的县城里，那时全城也没有多少人订上海的报纸和杂志，但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和《小说世界》等，甚至旧书如康有为编的《不忍》杂志、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还有陈独秀编的《新青年》等的散本，却都可以见到，总有人把这些书传来传去。这小县城的一所小学成了新旧中外文化冲激出来的一个漩涡。年轻的教员都没有上过大学，但对新事物的反应很快，甚至还在我们班上试行过几天“道尔顿制”(一种外国传来的学生自学教员辅导的上课方式)。学生虽小，存储力却强。我若不是在这样杂乱的家庭和小学中度过童年，大概也不会有以后的杂学。所以这本文集的最初来源应当是我所受的家庭启蒙和小学教育。
我从小学所受教育中得出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大国却会受小得多的日本的欺侮呢？从老师讲课和清末民初一些书中常看到说希腊、埃及、印度、中国，还有犹太、波斯，这些文明古国都衰落了，唯一没有亡国的只是中国，但也岌岌可危，时刻会被列强瓜分，那时中国人就会当悲惨的亡国奴。我不能明白：为什么印度这样大国会亡给英国这样小国呢？为什么犹太人那样有天才也会亡国呢？为什么古希腊文明会断绝而古埃及文明会只剩下金字塔和木乃伊呢？难道中国也是衰老了，避免不了这种命运吗？那么文明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出现南北朝“五胡乱华”(其实是多民族文化的矛盾与汇合)那样的局面？为什么文明低而人数少的蒙古人和满洲人能统治文明高而人数多的汉人那么多年？为什么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能横扫欧亚两洲？究竟是凯撒、拿破仑力量大，还是佛陀、耶稣力量大？我还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英国少年瓦特能“从开水壶想到发明蒸汽机”开始工业革命，而别的地方的大人反而不能呢？为什么法国和德国是紧邻而两国情况大不相同，多年成为“世仇”呢？为什么《书经》的《尧典》、《禹贡》那么早就有了系统的天文和地理知识，而现在中国还要向外国去学天文、地理呢？我一心想知道外国人本身是什么样子；想知道他们在本国对待自己人是不是也象“八国联军”在北京时对待中国人那样。外国人和中国人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连文字都从中国借去的日本竟然能“明治维新”成功，而堂堂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归于失败呢？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汉族)会癖好裹小脚和吸鸦片以致被外国人看不起还“自得其乐”不怕亡国呢？如此等等。
从小学得来知识产生的这一连串问题总留在我心里，不得解决。看到各种答案，也相信也不相信。我在小学毕业后从上海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想从这不属于哪一国的语言知道一些小国、弱国如波兰(世界语创造者的故乡)的情况。同时也没有忘记追问那些大国、强国的人是怎么回事。我想，一定要知道华盛顿、林肯、拿破仑、俾斯麦、凯撒等人自己怎么讲话以及讲了些什么。总是想对于象中国和不象中国的国家追根究底，想懂得那里的人是什么样子，怎么生活，怎么思想的，以和我自己及周围的中国人对照。总是想追本溯源，看现代外国的所谓文明是怎么来的。我认为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所以要从西方追上去，从英、法、德、美、俄等一直上追到罗马、希腊，同时在中国也从当代一些知名人士的著作上追到往古。当然我是既无能力又无条件实现这个小孩子的愿望的，哪怕只要求得点“皮相之谈”的一知半解也办不到。后来才在北京和香港接触到了几个外国的人，终于有机会经过缅甸到了印度。这时才知道印度人的上古文化还算是西方人的文明的老祖宗。在那里还见到了所谓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拜火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等；他们和我在中国所见到和听说的不大一样。印度的讲各种语言的各种人，从老人到少年，从大学者到文盲，从大资本家到讨饭的，从在家人到出家人，从本国人到外国人，凡接触到的都成为我的发蒙老师，使我大开眼界。以后才明白，我在中国所遇到的各种人也都是我的发蒙老师，教过我不少知识。这样我才自己以为有点“恍然大悟”，原来死的书本记录是要同活的人联系起来才能明白的。《史记》记的老子对孔子讲的话，说古人“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中外古人都是如此。今人若不见面，虽然未朽，也是只闻其言不见其行。谈话若没有“身势语”就不完全。信息交换是靠有声的和无声的“语言”一同传达的。“言”是同“行”相联系的。“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这时才知道，要回答我的问题，只有研究古今中外各种人的不同文化。这并不是新事。不但外国，连南北朝时的颜之推都注意到南、北“士、庶”的礼俗不同(《颜氏家训》)。甚至可以说，《诗经》的“风、雅、颂”的编订者已有了对于不同文化的认识，《易经》的“经”和“传”(十翼)的作者已辨别了文化“象征”的“结构”和“主题”；特别是政治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在中国很早就被人认识，并且延续不断，弥漫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中。但是作为科学的研究却还是正在发展。现在我才明白，日本并不是外来文化的汇集，而是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我才觉得，产生于印度而传到中国，又传到朝鲜和日本的佛教为什么会有相同而又不相同的情况，是一个值得认真考察的问题。
我追索儿时的问题，由今而古又由古而今，由东而西又由西而东，过了几十年；世界和中国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前面所说情况已成历史；问题也不能那样提了，但不等于解决。我已成为老人；虽老，却还是一个小学生，仍然回答不出上小学以后自己提出的问题。
这些文章可以说是我在七十岁时回答十七岁时问题的练习，只是一些小学生的作业。这些习作也算是我交给我的小学老师和中外古今的，可得见与不可得见的，已见与未见的，各种各样的，给我发蒙的老师们的一份卷子。自己看来还是不能及格的，可惜我已经不能再象在小学时那样从头学起了。希望读者们也能把这本集子当作小学生的问题的小学生的答卷看待。
一九八三年八月
(《比较文化论集》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