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蒂叙述了她在美国南方的童年生活。她的背景显然与城市生长的犹太作家不同。诗人亚伦·泰特(Allen Tate)曾说过：“南方作家有一种特殊的对历史的意识，这就产生了生活在现在而恋怀过去的文学作品。”在南方生长的作家，与流动性的城市作家不同，始终不能忘却他们的历史背景：黑人奴隶制度、内战、贵族制度的败落、对北方的爱与憎等等。
韦尔蒂的小说所描写的就是个人、家庭、甚至整个阶层对历史演变所产生的压力的抵拒，显示出美国南方作家眼看社会迅速的进步与变化而不能忘旧的特点。
战后美国南方作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曾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威廉·福克纳，名作有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尘土中的侵入者》(Intruder in the Dust)，一九四九年的《骑士的棋法》(Knight’s Gambit)，一九五一年的《修尼安灵曲》(Requiem for a Nun)，一九五九年的《华厦》(The Mansion)，一九六二年的《掠夺者》(The Reivers)。这些小说的故事都以密西西比河之北一个假想的小镇作背景，就文学质量来说不能与他早期的作品如一九二九年的《喧嚣与忿怒》及一九三二年的《八月之光》相比。一般批评家都认为福克纳的创作力是随了时间的增长而减低的。第二次大战对福克纳个人及一般南方小说家并无绝大影响，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成名的所有南方作家，都在四十年代中期后降低了他们作品的质量。凯塞玲·安·波特于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一船傻瓜》(Ship of Fools)就没有她早期小说的有力量。劳勃·彭·瓦伦的近期作品也超不过他一九四六年的卓越名作《都是王爷的人》(All the King’s Men)。
福克纳的盛名使较为年轻的后起南方作家处在为难境地。福克纳既已先选了密西西比河小镇人物为题材，其他南方作家背景相似，意识类同，因此他们的作品都好象是模仿名家。南方作家中有三位特别出名的都是女性：尤多拉·韦尔蒂，弗兰纳里·奥康纳，卡逊·麦卡勒斯。
韦尔蒂小说中的角色当然也都是密西西比南方人，黑白均有，难得有异于寻常的人物。但这些角色虽是平凡得很，却都各有特性，并非一般典型。她的一九四六年的《三角洲婚礼》(Delta Wedding)，一九五四年的《默思的心》(The Ponder Heart)，以及一九七二年的《乐观者的女儿》(The Optimist’s Daughter)都受批评家与读者的赞扬。韦尔蒂所创造的角色受时间所支配，被过去的记忆所拖曳，不愿随着潮流向前迈进，她的描述手法有时颇具喜剧性。轻描淡写所产生的动人效果证明她的创作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一个作家的开始》中，她这么说：
“写故事、写小说是发现生活经验的连续性之一途。……关系慢慢地浮现。好似你所临近的远方的里程碑，‘因’与‘果’开始排列、靠拢……
“到了七十余岁时描写我的父母，我好象觉得可以看到在他们生前我所不能见到的他们生活的连续性……这是不是因为我是个小说家，因而可透视他们的——或任何人的——生活呢？……写小说使我产生一阵对人生神秘的敬意，也使我知道到哪里去探寻线索，怎样跟踪，怎样接连，在缠结堆中去找出清楚的线路。线缕都在那里：在记忆中，其实什么都不会丢失。”
弗兰纳里·奥康纳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小说中角色性格矛盾复杂，他们一面敬畏神明，一面又恶意的胡作非为。她精于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如一九五二年的《智慧的血》(The Wise Blood)等并不如短篇小说精采。
卡逊·麦卡勒斯与奥康纳同样，也对人头脑中的阴暗面有一种好奇心理，她特别能以怪诞奇特的手法来形容人的孤寂。她的早期作品如一九四○年的《心灵是个孤独的猎者》(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一九四六年的《婚礼一员》(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等，都很受赞赏，但近年来对她文学成就的评价已在降低。一般评论家认为她过去所受的赞扬过分。可是，在对于青少年的孤寂与绝望心理的描写上，再没有别的作家能象她那么富有情感了。
美国南方文学也很受到天主教作家的影响。南方人一向尊崇神明，所以天主教作家对宗教的虔诚很与南方人的感受合拍。除了奥康纳之外，其他天主教作家著名者尚有瓦格·帕赛(Walker Percy)。帕赛在哲学思想上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他不愿被标榜为“南方小说家”，因为他自认他的写作系学自法国与俄罗斯小说家。帕赛对福克纳的风格敬而远之，他的作品难得有地方色彩，可是他小说中的角色都无疑是道地的南方人。他共写过五部小说，第一部作品一九六一年的《观电影者》(The Moviegoer)仍被公认为他的最佳作。作品的主角喜看电影，以为现实世界人们的看重野心、虔诚、礼节等都太虚伪，不如银幕上的世界“纯洁”。帕赛与韦尔蒂等作家在创作上的最大不同点是韦尔蒂怀恋过去，帕赛却着重今日南方的败落。
《苏菲的抉择》作者威廉·史泰朗的初期作品，特别是一九五一年的《在黑暗中躺下来》(Lie Down in Darkness)很受福克纳的影响。但是他后来的作品就脱颖而出，另走新路。一九六七年的《乃特·透纳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是利用一八三一年黑人奴隶领袖透纳领导反叛活动的史实做小说骨干。史泰朗是白人，但这部作品使他一下子就打入了黑人作家的领域。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苏菲的抉择》女主角是个曾在纳粹集中营受过苦的波兰天主教徒，男主角之一是个美国犹太青年。这样，他又一下子打入了犹太作家的领域。他这种突破“少数民族”界限的作法，很引起别人的妒忌，可是由于作者对事实真相调查研究的正确，情节的合理，以及写作技巧的高妙，他的作品甚获好评。
与史泰朗同样，杜鲁门·卡波地也打破了所谓南方作家的框框。他的初期小说如一九四八年的《其他的语声，其他的房间》(Other Voices，Other Rooms)，一九五一年的《草竖琴》(The Grass Harp)，及一九四九年的短篇小说集《夜之树》(A Tree of Night)都是有关南方的、在感情上处于颓废衰微与伤感之间的故事。可是他一九五八年的《在梯芳尼首饰店用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就打破了南方圈子，所描写的是纽约高等住宅区一个不懂世故的妓女。到一九六六年《蓄意》(In Cold Blood)的出版，他已完全弃绝了南方的题材。他利用中西部一户农家被谋害的实事写了一部报告文学，自称创出“非虚构小说”的新形式。他这种说法不免有些自吹自捧，不过《蓄意》将实事与艺术创作结合在一起，不愧是美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纪实小说。
伊丽莎白·史宾塞(Elizabeth Spencer)与秀莱·安·格劳(Shirley Ann Grau)二位女作家没有什么近作，可是她们的名字在南方文学中是很响亮的。史宾赛的初期三部小说：一九四八年的《清晨的火》(Fire in the Morning)，一九五二年的《弯曲的道路》(The Crooked Way)，一九五七年的《后门的声音》(The Voice at the Back Door)都是以密西西比州作背景，显然受了福克纳与韦尔蒂的影响。不久，她因旅行扩充了视野，一九六○年的《广场之光》(The Light in the Plazza)及一九六五年的《爵士与龙》(Knights and Dragons)便显出她对其他题材与背景的把握。她的著作类似亨利·詹姆斯对美国人在欧洲客居生活的描写。一九六七年的《容不下安琪儿》(No Place for an Angel)继续描写离家弃乡的美国人。一九七二年的《陷阱》(Snare)的背景是新奥尔良——美国一座最具欧洲风味的城市。史宾塞性喜尝试新颖手法，她的小说在主题与技巧上都冲出了美国一般南方作家的狭隘范围，她的道路与史泰朗及卡波地相似。
秀莱·安·格劳就不能脱离南方的框框。她以短篇小说著称。在一九五五年的短篇小说集《黑王子》(The Black Prince)以及一九七三年的集子《风向西》(The Wind Shifting West)中，她的故事都有南方背景与气息。她共写过五部长篇小说，只有最后一部一九七七年的《爱情的证据》(Evidence of Love)是以南方以外的地区为背景的。她的著作缺乏戏剧性情节，可是她对南方乡土与社会习俗的热情却很明显的表达出来。
其他值得一提的南方作家有经常在《纽约人》杂志发表短篇小说的彼得·泰勒(Peter Taylor)，他的故事常叙述南方绅士制度的没落；雷诺·普莱斯(Reynolds Price)，常被批评家喻为第二个福克纳；大卫·迈登(David Madden)，是个写小说、诗歌、文学批评、电影剧本的多产作家。但是这些作家的活跃却并非南方文学又有一次复兴。新一代的作家视野广，眼光远，可不必再牵住南方背景的过去牢牢不放，传统已在慢慢地失去。
这并不是说南方作家不受欢迎。韦尔蒂的《一个作家的开始》，就出人意外地进入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三月中一期的畅销书目单。韦尔蒂本人也很高兴。在她所有的著作中，只有一九八一年的《韦尔蒂短篇小说集》曾进入时报畅销书目单，历时达十三个星期。《一个作家的开始》系哈佛大学出版社所出版。通常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难得销售二千五百册以上，多半蚀本。这次韦尔蒂的自传性文集能成为畅销书，似乎可以说明：南方精神不死！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七日于纽约
西窗漫笔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