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于一九二五年，三七年和四六年访华，并且发表了她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谈话记录。后来当她准备再度访华时，被苏联的一些人以“铁托分子”的罪名投入监狱，并准备把她送回美国。尽管她受到美国共产党人的保释，但是她的那颗充满革命激情的心深深地受到创伤。如此困难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她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她一直保持沉默，并执着地等待着到中国的签证。三年后，她终于来到中国——她的第三故乡，她的朋友向她问起过在苏联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她回答说：“我愿为社会主义事业保持沉默。”
去年英国《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发表了一期“中国文理史评论专刊”。不少知名人士发表了有关中国各时期文学作品、历史事件、中国对外关系等方而的书评和论文。李约瑟就中国传统医疗技术著文《接种的意义》，费正清就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著文《建立特殊的关系：一九一四年的美国与中国》等。还有D.E.波拉德(D.E.Poll-ard)撰写的论文，评论鲁迅的《中国小说简史》。这份专刊说明，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文不断出现，中国新的文学作品在英美日益引起注意。美国学者W.J.F.詹纳(W.J.F.Jenner)发表评论杨绎《干校六记》英译本的文章。作者认为，《干校六记》是在二十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书。首先，外国读者无需为读懂这本书而去读有关写作背景的任何材料。作品中的事情是那么令人激动，但作者叙述的声音却是极平静。看得出她是让故事自己说话，喻主题于情节之中，詹纳认为，杨绛之所以能有如此生动的写法，是因为她找到了写作的基调。除此之外，中国国内的学者专家杨宪益、朱虹也分别撰文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
A.特林是英国的数学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破译过纳粹的电码，说明他在数学研究方面的奇智。他在一九三六年撰文阐述当时尚无人问津的数字计算机的理论，一九五○年发表一种被称为特林试验的方法，用以确认电子计算机是否成功地效仿人的某一种智能。他的文章的发表，被认为是电脑时代开始的信号。在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的D.伯莱特(Da-vid Bolter)在新著《特林的人类：电脑时代的西方文化》(Turing’sMa-n：Western Culture in Computer Age)中介绍了特林的一生，并进而指出：西方人类智能发展史上的每个时期都被一种特有科学技术所体现，这种新技术证明和限定了当时社会的内在能量。同古典主义的苏格拉底时期相应的是当时生产的陶器。后来是浮士德时期，它体现了发展起来的钟表、马达和蒸汽机。现代人中出现了特林和日益增多的电子计算机。但是如何正确地认识这些计算机又如何摆正这种人工智能在人类文明社会中的位置呢？伯莱特认为，电脑只是人造的工具而不只是人脑的简单复制品。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在电脑、哲学、心理学等领域齐头并进，使人们认识包括电脑工作程序在内的整个新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腊人战胜了墨索里尼的军队，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抵抗住纳粹的入侵，希腊被占领了。为了反映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希腊人民的斗争精神，他们的战争生活和各种人生观，希腊名作家N.卡赞柴斯基(Niaos Kazantzaski)写了剧本《菩萨》(Buddha)。故事发生在中国长江流域的一个小村子里，洪水淹没了住宅和田地。作者并没有大肆描写人与洪水的抗争，而是着力刻划了在灾难面前，佃户、地主等各种人做出的不同反映，亲友之间，师生之间展开的富于哲理而又戏剧性的争斗。而这场不同角色的争斗贯穿着故事的始终。所有的人最后都得到了拯救。这部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对作者的影响，使作者的虚无主义人生观有所变化。《菩萨》被译成英文，得以接触更多的读者。书商们说：“这部英文版的《菩萨》很多人盼望已久了。”
夏威夷人对本岛的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出版商便抓住这点做文章，由班内特·希默著的《昨天的夏威夷》在十五个月内就售出三万本。八三年出版的《夏威夷历史的创造者》包括了四百个传记，深得各界重视。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十年前才建立，是这里最大的一家，每年出版四十本书，有六百本保留书目。《升起的太阳下的夏威夷——珍珠港事件后日本的征服计划》以细腻的笔法勾画出战争的景象，很受人欢迎。夏威夷四面环海，经常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做版权交易。然而，这样大的出版力量在美国大陆却得不到重视。《纽约时报书评》声称这些书“只有地区性价值，对全国没有重要意义”。这就无怪乎夏威夷出版商呼吁：“要让纽约知道，我们有潜在的畅销书，我们理解自己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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