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左传》记事的起讫：
该书称“其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下迄鲁悼公三年(前四六四)，前后共计二百五十九年，比春秋多了十七年。”(上册《左传》介绍部分)案《左传》标年明记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四六八)，但在该年的载文中这样记道：“悼公四年(前四六三)晋荀瑶帅师围郑”。此处只云：“悼公四年”，并不曾有“悼公三年”的记载。且《左传》叙事最后载“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杜预注云：“鲁悼公之十四年(前四五三)知伯帅韩魏围赵襄子于晋阳，韩魏反与赵氏谋，杀知伯于晋阳之下，在《春秋》后甘七年。”可见《左传》实际记事讫于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四五三年)。
(二)关于《史记》的称谓：
该书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或《太史记》，魏晋之间始称《史记》。”(上册关于《史记》的介绍)《史记》始称于何时，其说非一：或称始于班彪父子，或称始于三国王肃，或称始于两晋，或称始于《隋书·经籍志》。其实以上诸说均未探得其源。陈直先生曾根据东汉碑刻等可靠的文献资料，列举十证，论证了《史记》始称于东汉桓帝之时，可视为定论。现仅举一证：《隶释》卷二“汉东海庙碑阴”云：“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阙，事在《史记》。”案《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碑文所谓“事在《史记》”，即指此事。东海庙碑为桓帝永寿元年立(一五九年)，《史记》之名称，似当以此为最早。
(三)关于《汉书》介绍的语意：
该书称：“班固受明帝之命，继父遗业，历时二十五年(公元五十八至八十二年)，大体完稿。”(上册《汉书》介绍)读此文易使读者产生这样的误解：好似班固一开始著史就是奉明帝之命。实则班固于永平元年(公元五十八年)始作《汉书》，五年后，有人上书明帝告他私改国史，因此被捕入狱。在此之前的五、六年中，非但不是奉命作史，反而是背君私纂。直至其弟班超上书为之辩白，明帝视其书稿后，才让他合法地撰写《汉书》。
(四)关于《后汉书》介绍：
该书在《后汉书》介绍中称范晔“在叙事中抑势利，薄公卿，褒党锢，尊独行”。(见上册)“党锢”向来被视作一种祸害，史称“党锢之祸”。《后汉书》列《党锢列传》，其意在表彰党人，抨击当时君主昏庸、宦官专权的黑暗朝政。范哗很明显是站在同情“党人”的立场上的，“褒党锢”似应改为“褒党人”。
(五)关于《明夷待访录》成书年代：
《明夷待访录·原君篇》解题部分(见下册)称：“此书写成于一六四四年。”案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自序》云：“前年壬寅(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夏条具为治大法，未卒数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蓝水返于故居，整理残帙，此卷犹未失落于担头舱底，儿子某某谋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笔……。”《自序》末又署：“癸卯，黎洲老人识”。癸卯即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年)，可见此书初作于康熙元年，成于康熙二年。
读书献疑
杨绪敏